歌曲八十抒怀一程志（退休普通工人自传模板八十抒怀（自传）)
第一章 我的童年
人生是短暂的，上帝给人的寿命是120岁。用时间做分母，120岁除以时间（时间是一个无穷的概念)约等于零。也就是佛教里所说的“万事皆空”。很少有人能活到这个岁数。打个九折为108岁，称为茶寿,“茶”字上面是二十，下面是八十八，所以108岁称为茶寿;打八折为96岁，称为高寿；打七折为84岁；打六折73岁；打五折60岁。不到60岁不称寿，称夭折。
人生有两道坎：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个典故在我国民间几乎家喻户晓。说的是孔圣人虚岁73岁去世；亚圣人孟子虚岁84岁去世。连圣人都过不了这两道坎，咱凡夫俗子可想而知。明年我虚岁就满80岁了，正向人生的第二道坎冲去。能不能闯过去不得而知。
回首我这一辈子，坎坎坷坷，历历在目：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高祖父是清道光恩科举人，官至浏阳训导；曾祖父是前清秀才，官居户部主事；祖父是前清国学；父亲是台湾文化大学研究院文学博士，大学教授。
崇苞谢家位于湖南省耒阳市磨形乡最南端。村庄座东朝西，有新老两幢院落紧密相连、一字排开，非常气派。是曾祖父为祖父所建。新院大门两侧书有一幅对联，上联是:孝亲敬长为人本；下联是：廉水让泉君子居。横批是：孝廉垂范。书法非常工整、漂亮，据说是曾祖亲笔所书。两幢院落门前是一字形台阶，宽约两米。台阶下面是晒谷场，也叫禾堂。两侧是果园和菜地，果园里栽有各种果树和花卉；菜地里种有四季蔬菜，一片绿油油的。整个院落是由院墙和南北两个门围成。房屋后面是自家的山林，林中长满各色参天大树，主要有枞树、杉木、橡树、枫树、茶树和楠竹，山上郁郁葱葱，环境十分优美。村庄虽不大，但在当地小有名气。
一九四二年农历九月，我诞生在这里。听母亲说，农历九月正是晒茶籽的季节，她忙完了一天的活，觉得有点累，就躺在床上休息。大约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她想上厕所，还没有走到厕所跟前就生下了我。当时父亲不在家，正在重庆中央警官大学上学。父亲回来后，给我取名次凡。“次”字有两层含义：我哥哥叫征凡，我是次子；再就是次是厕的谐音。又取行名阶工，意为长大后学工。
从我记事起，父亲很少在家，他从重庆中央警官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衡阳市警察局工作。母亲一人带着我们兄弟俩一起生活。母亲对生活特别节俭，从来不浪费一粒粮食。南方的夏天剩饭最容易馊，馊饭她都舍不得倒掉，用清水洗一洗炒上再吃。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夏、秋两季常吃的菜是煨辣椒、爆辣椒；冬、春两季常吃的菜则是风菜、萝卜。
母亲对我们管教很严，我们如果做错事情就得挨打，我有点害怕她。奶奶对我最疼爱，我小时候一直跟奶奶睡。有时，我妈炒的菜不好吃，我就端着饭站到奶奶跟前哼哼，奶奶会马上叫崇娥（奶奶的丫环）给我煎鸡蛋或煎干鱼吃。
夏天来了，满院子都是蜻蜓飞来飞去，有红的、黄的、绿的，我小时候最喜欢逮蜻蜓玩。红蜻蜓最好看，但不容易逮住。它落到花、草的叶子上，尾巴翘得高高的，好像站立的样子，所以才有杨万里“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诗句。还没等你到跟前它就飞跑了。有一种个头比较大的草绿色蜻蜓容易逮住。逮到蜻蜓后，在它的尾巴上拴一根长长的线，它就飞不远了。
一九四六年春节过后，母亲带我们兄弟俩去衡阳市看望父亲。从农村来到都市一切都感到很新鲜，许多新鲜事都是我的人生第一次：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看到汽车；第一次看无声电影；第一次吃包子、油条；第一次吃香蕉、枇杷。
我们租住的地方是临街小楼房，我们住在三楼。我整天爬在窗户上看下面的街景，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叫得最响的莫过油炸臭豆腐和薄荷凉糖。
农历6月13日，正是一年当中的暑天，天气特别炎热。这天，我的弟弟三凡出生了。我和哥哥去医院看望妈妈和弟弟，弟弟因不是足月生产，身体很弱小。
一九四七年春，我还不满5周岁，妈妈送我到附近的水口岭小学读一年级。主课是国语和算术。我还记得国语第一课是来、来、来，去、去、去。小鸟在树上跳来跳去。毕竟年龄太小，学习成绩不是很好，每一学期几乎都坐红椅子。所谓红椅子，是老师张榜公布学生期末考试的成绩。榜的最后老师用笔画了一个大大的红钩，这个钩就像一把红椅子，落在红钩上的学生则为坐红椅子。无论你学习好坏，期末老师都要给每个学生发奖品：一听牛奶和一听土豆牛肉罐头。这些罐头大概是抗战时期美国支援我国的物资。
一九四八年农历二月初三是我奶奶五十岁生日。这天，宾朋满座，非常热闹。在院子里搭了一个戏台，请了一个戏班来唱大戏，附近十里八村的人们都纷纷赶来看戏。
伯父也从前线赶回来给奶奶祝寿。他一身戎装，骑一匹枣红色的马，非常威武。他还带回来一台留声机和四个勤务兵。我第一次看到留声机很好奇：一根针在旋转的唱片上划过就能放出悦耳的音乐和戏曲。伯父是黄埔十四期毕业，这时他已是国军某部炮团上校团长。
农历十月初十，这天风和日丽，我的小妹妹月凡出生了。在我们兄妹中她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孩，所以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紧接着在中国大地又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将近5年的内战。随着战事的变化，解放军节节胜利，国军兵败如山倒。在这种形势下，伯父来信要我们全家和奶奶都去他的部队驻地。这时伯父任国军第100军军参谋处长。
一九四九年春我们全家还有奶奶都到伯父部队的驻地，我们随部队辗转湘西的沅陵、怀化、芷江、洪江、会同。部队每到一处，我们随部队住一段时间又要开跋。这一时期我断断续续上过几天学。
九月，我们随部队来到湘西的洪江。
有一天，天刚蒙蒙亮，母亲把我们叫起来，说是部队又要出发了。我们背着行李来到公路边等军车。公路两边已站着许多人，大都是随军家属。来了一辆军车，人们一窝蜂似的往上爬，其实车上已挤满了士兵。每一辆车多则能爬上去4-5人，少则1-2人。我和裳姣（侍候奶奶的丫环）挤在一辆军车上。车子开开停停，天快要黑了，车子不走了。前面一条河拦住去路，用竹筏将汔车一辆一辆的渡过去。这时母亲找到了我，把我带到她的车上，天已经完全黑了。不一会，枪声响起，人们急忙爬到汽车底下躲避，只听见子弹打到汽车上叮咚叮咚响。双方交火不到20分钟，战争就结束了。除了伯父、伯母 ，我们全家在湘西的会同县被解放了。
解放军把我们全部叫到已收割完的稻田里，每两人发一条毛毯，当晚大家就睡在稻田里。第二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解放军给我们做米饭和南瓜炖肉吃。然后给大家发放路费，各回各的老家。
回到家乡后，父亲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不受侵犯”的政策宣传后，倾其所有，在耒阳城购置了两间厂房。其后还准备借钱购织布机、开纺织厂。
一九五零年初，伯父、伯母也回来了，伯父所在的部队在广西境内被解放军打垮了。伯父看到父亲正忙着办工厂的事，就对父亲说：“你在做梦吧，还不赶紧走人。”于是父亲随伯父、伯母一起去了香港，然后去了台湾。
我和哥哥这时正在耒阳城里上学,租住在钟氏祠堂一间小屋里，裳姣给我们做饭，米和干菜都是从家里背去的。一天，妈妈突然来到学校找我们，问我和哥哥的压岁钱花掉了没有？要我们先借给她，她急着用钱。哥哥说他的压岁钱买早餐花掉了；我的压岁钱一分没舍得花，每天把“袁大头”拿出来看一看又放进布袋里。母亲借我的压岁钱原来是给父亲用作盘缠。
六月，我和哥哥都辍学回到家中。
七月，工作组进驻农村，拉开了我国有史以来全国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序幕。与其说是土地改革不如说是土地革命，其目的是要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全部没收。
工作组的第一步工作是对每户家庭进行摸底，宣传土地改革政策及划分成分的实施条例。然后是个人申报，集体评议。工作组根据每户家庭占有土地的多少和经营情况在农村大致划分为：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其中：中农又分为下中农、中农和上中农。
这年冬天，农村各地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和乡政府。紧接着就是反霸、斗地主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我们的房屋、土地及所有资产全部被没收。我们家的房屋用作农民协会和乡政府的办公用地。我们被赶到邻村—崇苞中邓居住，我们全家6口人只给了一间破旧的房屋。家中一无所有，真可谓家徒四壁。
一九五一年春天运动进入高潮。在乡政府门前用木板搭建一个台子，用作开斗争大会，斗争地主、恶霸、反革命份子。这一时期几乎天天都有枪毙的、自杀的。在这场运动中，我的姑奶奶和表叔（姑奶奶的儿子）被枪毙；我大舅和姑姑不堪凌辱而自杀;还有我的二舅和姨父被判刑劳教。我母亲有一次也想寻“短见”，被奶奶及时发现后劝导她才作罢。
有一天，天下着毛毛细雨，阴冷阴冷的。民兵把我们全家叫到农会，把我们关进一间屋子，其它屋子也关了许多人。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要关我们。天渐渐黑了，忽然门外传来呵斥声：“老实招待，否则死路一条！”“快说，藏了多少花边（银圆）。”这是民兵在审讯地主。不一会，外面又传来哭喊声、打骂声，声声凄厉。谁不交出来花边就得上“撑杆”。所谓撑杆，是一种刑罚，将双手于背后捆绑起来，再用绳索把人吊到房樑上，边审问，边拷打。
我们个个被吓得缩作一团，不敢吭声。母亲对我们说：“一会妈妈上撑杆时，你们就大声哭。”我母亲是最后一个被审的。民兵们要母亲把花边交出来，母亲说：“我们是在湘西被解放的，回家都是解放军发的路费，哪还有花边。”他们根本不相信，然后就对我母亲用刑—上撑杆，我们就抱着母亲的腿大声地哭。我母亲实在受不了啦，说：“我家还有一把手枪，藏在屋檐下。”他们听到我妈说有一把手枪后，立马就把我妈放下来了，对于他们来说枪比花边更重要。这天直到半夜才把我们放回家。
自父亲走后，母亲不得不独撑门户。母亲带着我们兄妹4人加上奶奶6口人。最大的哥哥还不到12岁，我不到9岁，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全靠母亲一人干活。母亲年轻时在耒阳上过女工学校，掌握了一门编织毛线的手艺，这时派上了用场，有时为别人编织毛衣和帽子，挣点钱养家糊口。但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为了不使大家都挨饿，母亲狠心将弟弟三凡送给西冲谢家村本族伯伯谢朝柳做儿子。
一天，我对奶奶说：“奶奶，我好饿呀！”奶奶就给我讲故事：“朱洪武小时候放过牛、讨过米（要饭），后来当了皇帝。我们不能就这样挨饿呀！”我明白了奶奶的意思，鼓起勇气提着篮子就去讨米。我心想，先到谁家去讨呢，中邓村有一位人称“二奶奶”的老奶奶，为人乐善好施，家庭也比较富裕，就先到她家去讨吧。来到二奶奶家门口，我壮着胆子喊：“二奶奶，您老人家行行好，给点吃的吧！”二奶奶一看是我，立即给了我量了2升米。我高兴极了，够我们全家人熬稀饭吃两到三天。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也为奶奶和母亲分忧解难，我坚持每天都外出去要饭。要不是为了活命，谁家舍得让一个8岁多的孩子一人外出去要饭呢。
一天，我到几里外的崇苞江家去讨米。还没走到村子跟前，四、五条大狗狂吠着围攻上来，顿时吓得我头发都快要竖起来了。我随手从路旁边拾起一根柴棒，狗只是对着我汪汪叫，没有扑上来。这时，村里出来一位好心人把狗赶跑了。有了这次教训，我心想下次外出讨米一定要随身带一根棍棒，专门对付恶狗。
进了村子后，挨户讨了几家没有多少收获。这时我想起来在这个村子里有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她名叫谢玉蓉。她结婚时是我妈为她“接亲”，我们管她叫“亲姐姐”，于是我就去了她家。她看到我很可怜，马上给我量了几升大米并藏在篮子底下，上面放几个红薯盖上，以免被别人发现。
当我高高兴兴地提着篮子往回走，快要到家的时候，恰巧碰上了中邓村的两个“积极分子”。一个名叫邓述昌，绰号红脸，因为他脸上有一块紫红色的斑记；另一个名叫邓桂仔（女），绰号桂仔矮婆，因为她长得又胖又矮。他们看到我提着一篮红薯回来，立刻拦住我，并把篮子夺去检查，发现篮子底下有大米，审问我大米是谁给的，我说是挨家挨户讨来的，他们不相信，就用竹枝抽打我。我如果说出来是谁给我的，对方肯定会受到牵连，甚至会遭到批斗。他们怎么打我，我就是不招。后来他们没办法，就让我站到太阳底下曝晒，中午也不让回家吃饭，直到下午才让回家，我的篮子、还有大米和红薯全没收了。从此以后母亲不再让我出去讨米了。
第二章 发奋读书
一九五二年春，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人们平均都分得土地，有的贫农还分到房屋、农具和衣物。我家也分得几亩水田和旱地、两间旧房屋和一块山林。两间旧房屋是我自己家原来的“灰屋”，所谓灰屋，是用来存放家中杂物和肥料的简易房。山林也是我们自己家原来山林的一小部分，山中有油茶树和楠竹，这些都是经济林木。
人们有了自己的土地，春耕生产热火朝天。犁田的、翻地的、积肥的谁都不甘落后。我们家从来没种过地，母亲领着哥哥边学边干，他俩算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有些农活我们自己干不了，如犁田、插秧等，就请亲戚来帮忙。我也不闲着，帮妈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割草、积肥、拾柴火等。
九月的一天，我正在山上拾柴火，母亲突然把我叫回家中，她说：“次凡，你去上学读书吧，我已经和老师说好了，我给老师拾柴火顶你的学费。”我高兴极了！第二天，母亲背着柴火就送我到三里外的水口小学去上学。这是我母亲做了一项最伟大的决定。
学校只有两个老师，两个班，三个年级。全校只有30多个学生。一年级班主任是周老师；二、三年级是复式班，班主任是谷老师。我以前断断续续上过学，所以插班读三年级。
在当时的农村，上小学的孩子比较少，其原因有三：一是我国刚刚解放不久，小学教育普及率低；二是农村还比较窮；再就是人们认为上学用处不大，孩子还不如在家可以帮助干活。我能有机会上学是母亲的眼光看得长远。因此，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找一份好的工作，帮助家里过好生活。
一九五三年三月，水口小学整体搬迁到崇苞谢家，也就是我家原来被没收的房屋，更名为“崇苞初级小学。”校长是龙熙恪。学校有三个老师，三个班级，一年级班主任是郭翠芳老师;二年级班主任是郭忠华老师；三年级班主任是龙熙恪老师。全校有50多个学生。
学校就在我的家门口，我非常高兴！更加努力学习，各门功课都得满分。那时学校采用前苏联的记分方式，满分为5分。
由于我学习非常优秀，龙老师特别器重我，指名要我担任班长。各种课外活动自然少不了我，学校组织扭秧歌、打腰鼓、还有表演歌剧和花鼓戏我都参加。我演过“王贵与李香香”、“刘海砍樵”，我扮演的都是主角。我们学校还经常到各个村去宣传演出，很受人们的欢迎，演出结束后都要请我们吃饭，大家吃的特别香。
龙老师家的成分也是地主，他看到我家的情况不是很好，有同病相怜的感觉，所以将我的学费全免了。
一九五四年五月，我们四年级班这期就要初小毕业了，龙老师决定带全班10几位同学到县城去开开眼界。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没去过县城，大家都非常高兴。母亲特意从亲戚家给我借来一套学生装衣服，我穿上母亲给我借来的衣服很合适，兴高采烈地随老师和同学们向耒阳县城进发。
从学校到县城有50多里路程。我们先步行20多里山路来到小水铺火车站，坐火车到灶市，大多数同学都是第一次坐火车，心里特别高兴。下了火车，再步行8里路就到了县城。从灶市到县城是一条宽宽的马路，路两边是农田，山坡上是一排排营房，还有部队和军马，同学们感觉非常新鲜。走在最前面的钟友元同学，他看到远处一辆军车开过来，就回过头来对同学们高声喊：“汽车来啦，汽车来啦！”噗通一声，不小心栽倒在路傍的粪桶上，引起同学们及担粪的农民哈哈大笑！龙老师看到可着急了，赶快帮他把衣服脱下来到路边的水田里洗一洗。
我们住进了县招待所，午餐是米饭和酸菜炒肉，米饭不定量，同学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大家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饭。晚上我们去参观耒阳县文化舘，大厅里放着音乐，人挤得满满的，原来都是在看跳交谊舞。另一间房子里也挤满了许多人，人们围着一台收音机听广播和音乐。老式收音机个头很大，是那种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我和同学们也都是第一次看到跳交谊舞和收音机，真是大开眼界。第三天我们就回到了学校。
四年级初小毕业期末考试我取得了第一名，获得了一等奖。奖品除了一张奖状，还有三个作业本、一支上好的毛笔、一块真金墨。那时我们小学生写作业都用毛笔和墨，不用铅笔。
我拿着奖状和奖品回到家母亲非常高兴，夸赞我学习很用功。
在当时还没有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条件下，广大农村学校比较少，乡里只有初级小学，区里才有高级小学，也称完全小学（简称完小）。上五、六年级要到完小去上。
八月的一天，我们去参加了石枧完小五年级新生招生考试，第二天我们去看榜，一共录取了30多个新生，我位列第七名，真感受到“金榜题名时”的滋味。同时被录取的还有我们班的邓承益(位列第10名），邓继善（被取第一名）。所谓被取，就是候补的意思。我们被录取的同学心里特别高兴，没有被录取的同学有点垂头丧气。
九月一日学校正式开学了，我们三人一同去上学。从我们家到学校有8里路程，我们三人都是走读生，早上很早就得去上学，中午饭自己带去，学校负责热饭，下午放学才回家。有少数同学家庭条件好，一般都住校寄读。
石枧完小位于石枧村中央，是一栋两层小楼房。里面有礼堂和舞台，楼上楼下都有教室，而且宽敞明亮，学校前面有一个大操场。原来这里是当地一家有名的大地主的住宅，被没收后改装成学校。
学校有7名老师，设有6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在校学生200多人。校长是谢亦荣老师；教导主任是郭荣华老师；总务主任是曾涤非老师。我们五年级班主任是欧阳迪老师，四十多岁，身体高大，满脸络腮胡子。可他说话细声细语；举止斯斯文文。语文课讲得相当好，虽然他讲课声音小了点，但同学们都认真听讲，遵守课堂纪律。
五年级的课程除语文、算术外，还有历史、地理、自然、体育、音乐和图画。我学习依旧很用功，每门课期末考试都是5分。一九五五年，全国各地小学成立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我是我们学校首批加入少先队的队员之一，并当选为少先队大队学习委员。
自解放后，我家一直很穷，所以我上学是非常艰苦的。每天往返要走16里路，碰上下雨天，泥泞的田间小路就更难走了。家里根本买不起雨伞和雨鞋，雨天只能光着脚丫去上学。夏天还无所谓，冬天穿着单薄的衣裳光着脚丫那滋味实在不好受。有一次下大雪，母亲不让我去上学，我为了不耽误功课，坚持要去上学。脚踩到雪地里冻得两个脚红红的，我实在受不了啦，就到路边的温泉里泡一泡再走。到了学赶忙洗洗脚，穿上布鞋。
家庭条件最好的同学可以住校，与老师同等伙食，每月只需6元钱伙食费；家庭条件中等的同学，虽是走读生，中午带的是米饭炒菜；数我家条件最差，冬季大部分时间带上两个红薯中午充饥，偶尔带一次米饭和咸菜。
一九五六年五月，我上六年级下学期，再过两个月就要高小毕业了。突然我右大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疮，发高烧、腿肿的走不成路，只好辍学在家。当地人们把这种疮叫“瘤蛋”，还有一句顺口溜：“十个瘤蛋九个死，一个不死是瘸子。”母亲非常着急，步行几十里路请来一个郎中给我治，他开的处方不是到药店买药，而是就地取材，到水渠边拨一些鱼腥草之类的草药，捣碎敷上。我在家休息一个多月，腿才慢慢好起来。
九月，我继续到石枧完小插班读六年级，我依旧努力学习，成绩在全班前三名，并担任石枧学区少先队大队长。
一九五七年春节过后，奶奶患重感冒，由于家里很穷，没有钱给奶奶看病，致使奶奶的病日益严重。于农历正月二十九日病故。奶奶的去世我很伤感，因为奶奶最疼爱我，我从小到奶奶去世前几天我一直是跟奶奶睡。
一九五七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全县各小学组织少先队代表赴衡阳市参观。我们学校要选派4名少先队员代表，我作为石枧学区少先队大队长是第一人选。母亲知道我要去衡阳参观，特意为我赶制了一套灰色学生服，还给我准备了2角钱零花钱。
五月三十一日，由曾涤非老师带领我校4名少先队员代表，从小水火车站乘火车到灶市完小集合。全县各小学的少先队员代表都来了，大家都很高兴！中午我们在灶市完小吃午饭。吃完饭我们排着队到灶市火车站站台等候火车。不一会，一列挂着彩带的火车鸣着汽笛缓缓驶过来，车厢两边挂着“幸福儿童列车”的横幅。这是一列儿童专列，专为我们免费乘坐。我们排着队上了火车，车上已坐了许多小朋友他们也是去衡阳参观的。火车鸣笛启动了，我们赶紧找位置坐好。这时，一个穿白色工装的列车员推着一小车零食在车厢叫卖，有糖果、麻花、点心、油饼等。我们农村来的孩子看到这些食品太馋了，有钱的小朋友纷纷买来解馋，我的口袋羞涩，不敢奢望。经过3个多小时火车到达衡阳火车站。然后坐渡轮过湘江，当晚我们住衡阳市政府招待所。
第二天，由各校带队老师带领我们自由参观。曾老师带领我们4人首先参观衡阳市的市容市貌，当时衡阳市正在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大兴土木，拓宽街道，压路机轰鸣着正在压碾柏油马路。接着我们参观了衡阳市最有名的公园—岳屏公园。公园里来了很多小朋友，他们都是各个学校选派来的少先队员代表。公园里开满了各种鲜花，五颜六色，姹紫嫣红，非常好看。公园里还有人工湖，湖水清清的，有许多小朋友在湖中划船。
第三天，我们结束了参观，返回到了学校。后来学校还专门举办了一场报告会，由我向全校师生报告这次去衡阳参观的感想。我壮着胆子作了题为“赴衡阳观后感”的报告，获得了全场的掌声。
七月，我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于石枧完小。随后我报考了耒阳县第一初级中学。当时全县只有三所中学，一、三中学是初级中学；二中是完全中学。一、二中在耒阳县城，三中在新市街。然而，只因家庭成份是地主，父亲又在台湾而名落孙山。
上学没有希望了，只有老老实实在家劳动。这时的农村普遍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母亲、哥哥和我都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只有妹妹一人上学。生产队的正劳动力（男）每天挣10分，最高12分；妇女和半劳动力6-8分不等。全生产队有文化的人很少，原来生产队会计邓承平考上了第十五初级中学，于是大家推荐我担任生产队会计，每天补贴2分工分。那时生产队分粮食、茶油等一切农产品都是按工分分配，工分多分得多；工分少即分得少。我家四口人有三人挣工分，所以生活比以前要好得多。
一九五八年春，全国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各地相继成立了人民公社。每个生产队都建立公共食堂，男女老少都在食堂吃饭，每星期还可以吃一次肉，每个劳动力每月还能领到相应的2—3元钱工资。只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半大小孩子也能发几毛钱。人们无不欢欣鼓舞，真可谓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
这时母亲被安排在生产队食堂做饭，为了上班方便；再就是我家房屋年久失修已成了危房，因此 ，我们又搬到崇苞中邓村居住。
教育事业也突飞猛进，全县由原来的3所中学发展到21所中学，几乎每个公社都有一所中学。而且每一所完全小学还有附设初中班。抓住这次机会，我报考了石枧完小附设初中班。考试结束张榜公布，录取20多名新生我名列榜首，心里十分高兴。附设初中班有两名老师，罗煦龙老师和黄凤梧（女）老师。开设的课程很少，只有文学、代数、政治和植物。我学习依旧很用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参加劳动，所以全班同学都住校。
这年秋天，全国各地大炼钢铁。到处建立小土炉，村村砍树烧木炭。每个生产队的青、壮劳动力不分男女都投入到大炼钢铁。我们学校也停课了，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到学校附近的山上挖土窑、砍树烧木炭，支援一线炼钢铁。烧木炭也是技术活，关键要掌握好火候。我们还请来烧窑师傅作技术指导。木炭烧好以后，我们还要用箩筐挑着送到10多里以外的钢铁厂。同学们争先恐后，看谁挑得多，我每次也能挑五、六十斤。
十月十五日，我在山上烧木炭，下午我莫名其妙地想回家，就向龙老师请假，龙老师不准，因为烧木炭晚上要轮流烧火。第二天早上，石枧完小有同学告诉我：“你哥哥昨天突发疾病在仁义钢铁厂去世了。”我急急忙忙赶回家，母亲料理完哥哥的后事也刚刚到家，她很伤心，哭成了泪人。我安慰母亲，要保重身体不要过分悲伤。其实我也很难过，我们手足情深啊！
后来思诚堂哥对我说：“你哥的死亡完全是一起医疗事故。当时你哥哥患感冒，公社医生给他注射了青霉素，未做试验，打完针人就不行了。我给他穿衣服时身上还有温度。”在那种极端情况下就草草埋掉了,真可惜呀!
一九五九年，各地完小的附设初中班与完小脱离，更名为某某公社民办中学。因石枧公社民办中学学生较少，将该校撤销合并到罗渡公社民办中学，简称罗渡民中。由于我家离罗渡民中较远，因此我转学到本公社仁义民中。仁义民中校址在仁义公社袁谭村，离我家有十几里路程，要翻过两座大山才能到达。该校有四位老师，初一、初二两个班级，我读初二，插入民一班。校长是袁像诗老师，班主任是邓安湘老师。
仁义民中与仁义公社茶场合办，大家都在一个食堂吃饭。吃饭定量，每人每天一市斤米。女生基本够吃，男生大都吃不饱。校舍设在茶场的一栋两层小楼房，一层是放茶叶的仓库，二层是教室和宿舍。我们每天上午到茶场参加劳动，下午上半天课，名符其实的半耕半读。不过我们不用交学费，也不用交伙食费。虽然每天是上半天课，我仍然努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一九六零年春，学校又招收了一个初一新生班，即民三班。全校共有三个班，5名老师，在校学生及教职员工有100多人。由于学校学生的增多，加之全国性粮食饥荒，公社决定，学校与公社茶场分开，学校单独设立食堂。我们学生的粮食定量由原来的每月30斤锐减到每月18斤。怎么办？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想办法，开展生产自救。上午开荒种菜，下午上课学习；农忙时白天种地，晚上学习。
正当人们勒紧腰带过苦日子的时候，我国的教育事业仍蓬勃发展。在“教学改革”的高潮中，全国各类中专、技校和普通高中都大量招收新生。“教学改革”的其中最主要一项内容就是要缩短学制，来满足社会快速发展所需人材。因此，我们学校初二、初三两个年级虽然还都没有毕业，却可以参加本届中考。我报考的志愿是师范学校，将来当一名老师。在这次中考中，我校民一班和民二班绝大多数同学都被录取到各类中专、技校和普通高中。然而，我又一次因为家庭出身地主、父亲在台湾而落榜。
第三章 昙花一现
前后两次落榜，对我的思想打击非常大，我哭了，哭得很伤心！我想不明白，世道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的思想情绪低落到极点。恰在这时，我收到一份由仁义公社签发给我的通知书，我被分配到白塘小学担任民办老师。这一纸通知对我的心情稍稍有所抚慰，我报考师范学校还不是为了当一名老师吗？
开学的前一天，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去学校报到。白塘小学离我家有6里多的路程，都是山间小道，还要翻过一座小山坡。学校位于白塘孙家村北面的孙家祠堂，是一栋两层小楼，面积不大，楼上、楼下各设一个教室，一间办公室，一间厨房。学校只有两个老师，我和孙广初老师，1—3三个年级，两个班。孙老师带二、三年级复式班，我带一年级新生班。孙老师的家就在本村，他住在家里，我一人住在学校。
开学了，我遇到第一个难题是小学一年级首先要教汉语拼音，因为我上小学时没有学过汉语拼音，对汉语拼音只是一知半解。临时抱佛脚，只能边学边教。我利用晚上时间练习发音，湖南人说话舌头直，没有翘舌的习惯，学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我通过勤学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掌握了汉语拼音准确的发音。
当时民办老师的待遇是计工分，按生产队最棒劳动力每天计12分。我们学校不开伙，我在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吃饭。吃饭定量，一餐就一钵饭（4两米，16两为1市斤）。我一人坐在食堂会计办公室吃饭，炊事员对我特别照顾：“谢老师，你饭吃不饱就多吃菜，”各桌分完多余的菜都放在办公室，我可以随便吃。虽然没有荤菜，南瓜汤很有营养，我最爱吃。半年的时间我的个头由一米六几窜到了一米七多。
一九六一年上半学期，我被调到崇苞小学任教，也就是我上小学时的母校。学校有五位老师：吴德旺老师、钟光群老师、钟玉蓉老师、涂积蓉老师和我。吴老师是公办老师，其余都是民办老师。学校设有厨房，自己开伙做饭，各人从家带米，菜是学校自己种的，五人轮流做饭，每人轮一天。学校有四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我担任三年级班主任。由于我比较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我认真钻研教材，认真备好每一节课，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得到了学区领导、黄沙完小资校长的表扬。
下半学期开始，全县民办教师取消工分制，实行工资制。工资等级分为一、二、三级，一级每月20元；二级每月22元；三级每月24元。经学区全体老师开会，根据本人学历及教学质量进行评议定级。经学区评议，我被定为三级。崇苞小学民办教师数我的工资最高。但寒假和暑假不发工资。
在农村谁家有人拿工资是最令人羡慕不已的。家庭生活条件自然要超过普通农民。于是有亲戚朋友常来家提亲，母亲看我已到结婚年龄，也想为我定下一门亲事。
寒假期间，崇娥姐姐（原奶奶家的丫环）来家给我提亲，姑娘是塘梅村的，姓唐名春凤，比我小2岁，芳龄18岁。母亲很满意，要我答应这门亲事。我说：“见到姑娘面以后再说。”崇娥姐姐建议：二月是女方妈妈50岁生日，借给她妈妈祝寿的机会与女方见一面。我和母亲都同意崇娥姐姐的建议。这天，我提着礼品随同春凤的姐夫（崇娥姐姐的小叔子）去给她母亲祝寿。第一次去见到准丈母娘，心里却实有点紧张,但还是壮着胆子说：“祝老人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唐春凤在一旁看到我，一脸害羞，我俩都不敢正面看对方，也没说什么话。她个子不高，大概一米五几，短发，虽长得不怎么漂亮但也还算清秀。回到家后母亲问我：“妹子长得怎么样？”我说：“长相一般。”母亲明白我的意思接着说：“我们家是地主，人家出身好，只要人家不嫌弃我们，你就答应这门亲事吧。”说实话我不想答应这门亲事，但母命难违。几天后，母亲托崇娥姐姐给女方送去30元钱和两套衣服布料作为彩礼，就这样把这门亲事定下来了。
在那个年代，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要想找对象是十分困难的。家庭出身好的姑娘一般不愿意嫁给出身地主家的子弟；出身地主家的姑娘想找出身好的子弟以免受歧视。因此，我订婚的事全村的人很快都知道了。
本村有一位D姑娘，芳龄17岁，耒阳卫校肄业。人长得苗条，短发，双眼皮，皮肤稍微有点黑。她在村中传话，说我订的亲女方长得不漂亮。我很纳闷，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不几天，她当面向我借粮票，我给了她2市斤粮票。她说以后还给我，我说不用还了。
那时人们出门必须带粮票，否则就得饿肚子。可是普通人家都没有粮票。我们民办老师经常要到学区开会，有时要到县城出差，所以才能领取粮票。
想起D姑娘的言行，她是不是对我有那么点意思？我试探性给她写了一封信当面交给她。果然不出我所料，第二天她就给我回信，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在没有征得双方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就悄悄地用书信的方式谈起了恋爱。
我们民办老师除了完成教学任务以外，公社还给我们安排一项任务：利用星期天进村写标语搞宣传。我们老师中有三位已结婚，星期天要回家做家务，这项任务就只能由我和涂老师两人去做。我俩双双出入村头巷尾、田间地头，用石灰水在房屋的墙上、田坎上写“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等大幅标语。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互相有了好感。有一次，大队钟医生看到了我们，对我们开玩笑说：“你俩何不成为一对。”
涂老师芳龄19岁，中等身材，扎两个辫子，性格活泼开朗。据说她的父母已给她包办了一桩婚姻，男方姓曾。然而崇苞大队的书记看上了她，曾托媒人向她提亲，不知什么原因涂老师不愿意。在我们老师中，涂老师处处都向着我。有一次吴老师对她开玩笑说：“你处处都向着谢老师，人家谢老师已经有唐春凤姑娘了。”说得涂老师很不好意思，羞得满脸绯红。涂老师有时候星期天也不回家，与我一起到我家自留地里帮我干农活。干完农活我叫她到我家去吃饭她也不肯去。涂老师的确是一位心地善良、乐于助理人的好姑娘。
一个星期天，涂老师照样没有回家。傍晚，涂老师来叫我，她说：她一人在学校害怕，要我到学校与她作伴。既然人家来叫我，我也不好拒绝，我就随她来到学校。学校有三间教师宿舍，吴老师单独一个宿舍兼办公室，另两间宿舍是一个套间，里间是两个女老师宿舍，外间是我和钟光群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由于房间小，我和钟老师合睡一张床。我和涂老师备完第二天的课，我准备到吴老师宿舍去睡觉，涂老师不愿意，她说一人睡里屋害怕，于是我只好睡到外间。睡到半夜，突然咚！咚！咚！有人敲门，我赶快起床开门，进来两个人，他们是大队书记和会计。他们看到我俩睡眼惺忪，不像有过苟且之事，坐了一会也就走了。倘若我们稍有越轨行为，那就麻烦大了，就这样都没能放过我们。
一九六三年上学期开学了，涂老师再没有来学校，据说是下放劳动了。
四月，我村从四川回来一位抗美援朝老兵。他在四川工作期间找了一个四川媳妇，媳妇是一名共产党员，回到村里无法安排工作，于是大队书记找我谈话，要我暂时回生产队劳动，安排老兵媳妇到学校当民办老师。
第四章 背井离乡
我下放到生产队劳动的原因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一是家庭出身地主；再就是书记的“醋”意大发。
我回到生产队劳动，除犁田以外，其他样样能干。如翻地、挑肥、插秧等都不亚于其他男劳力。这时我与D姑娘接触的时间更多了，我们一块去积肥、割草、砍柴，有时她完不成我就帮她。我们的亲近，D姑娘的妈妈有所觉察，赶紧将D姑娘找了个婆家。D姑娘扭不过她母亲，开始慢慢与我疏远。
五月的一天，生产队副队长邓述连带着我们十几个年轻人去地里翻地，这天天气比较炎热，还没干活大家就都坐在树荫下乘凉，这时述连叫我们几个年轻小伙子摔跤比赛。首先由我和邓承平比赛，承平比我大2岁，身体壮实，没几下就把我摔倒了。那天上午玩了一上午没有干活。晚上生产队开大会，队长邓继球点名批评我带头摔跤，一上午都没干活，不安心在生产队劳动。
来自各方面的打击，使我的思想极度彷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给远在新疆的堂姐姐写信，请求姐姐在新疆给我找一份工作。堂姐深明大义，随即回信，同意我们母子女三人一同去新疆。
堂姐姐原名叫兰英，参军后解放军给她改名叫谢云兰。堂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从小就敬佩她。记得1949年我们在湘西解放，往回走的时候没有汽车，我们只好走路。堂姐坐在一辆军车里看到我，立马叫军车停下，她把我拉上去坐到她的位子，她自已抓着车门站在车的踏板上。这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解放后，伯父、伯母去了台湾，撇下堂哥和堂姐在老家。堂哥思诚已结婚成家，14岁的堂姐独自在外闯荡。1952年，身无分文的她爬火车到长沙参加人民解放军来到新疆，这是一般男孩子所不及的。
接到姐姐的来信，我妈还有点犹豫，因为堂姐姐终究不是自己的亲闺女。考虑再三，决定用占卜的方式来定。她烧香占卜，结果抓到“走”字。然后我们就筹集三人的路费，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通通卖掉。可是家里除了粮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把粮食卖完后，凑到150元左右，刚刚够我们三人的火车票钱。那时从我们耒阳到乌鲁木齐慢车通票是48.1元。
就在我们要动身的前一天，D姑娘递给我一张纸条：约我晚上在村北头的小树林里见面。晚上我如约而去，只见她端着脸盆在那准备洗衣服，这时天已经黑了。她看到我就问：“听说你要到新疆去？”我说：“是的。”话没说两句，就听到我妹妹月凡在大声喊我，原来是邻居香仔姐姐知道我们要到新疆请我们吃面。后来D姑娘拿了一张照片给我妹妹，要我妹妹转给我。我们到了新疆以后，听说D姑娘也想来新疆，走到长沙苦于没路费而返回。
七月七日我们向生产队队长请了假，请假的理由是：三姨妈的大女儿结婚，我们去喝喜酒。我们先到坳下三姨妈家吃中饭，下午我们从小水铺乘火车到衡阳。在衡阳站我们买了三张衡阳至乌鲁木齐的慢车通票，买了火车票以后，妈妈带的路费所剩无几了，我们在路上只能啃干粮（红薯片）。我们在衡阳站候车的时候，遇到警察查验证明，幸好我有准备，从崇苞小学开了一张到新疆探亲的证明。证明是我自己写的，其内容是：“证明，兹有我校老师谢次凡同志携母亲、妹妹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兵团农六师探亲，敬请沿途军警验证放行。耒阳县仁义公社崇苞小学。”慢车每到一个终点站要签字换乘，一路上我们换乘的车站经由郑州、西安、兰州、玉门、哈密、乌鲁木齐。
七月十五日我们一路熬过了7天7夜终于到达乌鲁木齐。下了火车出站，警察挨个检查证明。有证明的放行，没有证明的关进收容所。母亲所带路费还剩下3元多钱。姐姐的通讯地址是五家渠，乌鲁木齐到五家渠坐汽车两个多小时，一天只有两班，早上一班；下午一班。票价1元5角。3元多钱买三张汽车票不够。由于一路上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这时我饿极了，就对着母亲发火：“人都快饿死了，省着钱还有什么用！”母亲给了我2角钱买了一个馕吃。第二天早上，我一人乘汽车来到五家渠，找到农六师猛进农场场部。姐夫是猛进农场基建股股长，一人住在场部。姐姐在猛进农场造纸厂工作，她带着两个女儿住在造纸厂，造纸厂离场部还有十多里路。这时姐夫刚好不在场部，下连队检查工作去了。中午我在场部招待所吃饭，下午姐夫回来了，给了我10元钱，我急忙返回乌鲁木齐接母亲和妹妹。
第三天中午到了五家渠，姐夫请我们吃中午饭，在招待食堂买了几份米饭和肉菜。我们十来天没有好好吃过饭了，这顿饭吃得又香又饱。下午姐夫找了一辆便车把我们送到造纸厂，姐姐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听说我们来了，早先来到这里的思诚堂兄和大嫂，楚善表哥和姑母，还有本族远房侄子谢高成和他妈都来看我们。他们都是通过姐姐的关系、前几年安排在农场工作的。
造纸厂位于猛进农场三分场，我大哥在十连，孙楚善与谢高成在八连，他们相距不远，都属于三分场。谢高成带我参观了他们连队的宿舍、食堂、商店、篮球场、拖拉机站等设施。农场属军事化管理，男女职工（军垦战士）。都穿黄军装，我非常羡慕他们。中午谢高成请我在他们连队的招待食堂吃饭。
这几天姐夫一直忙着给我安排工作的事。首先要通过猛进农场劳资股给农六师劳资科打报告，然后经师劳资科审批。一天，姐夫要我到农六师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结果没问题。又过了几天姐夫叫我到农六师师部劳资科去办理手续，我高兴极了。到了师劳资科，工作人员对我说：“有三个单位供你选择，一是枣园农场；二是马桥农场；三是天山化工厂。你愿意到哪个单位去？”我说：“我愿意到天山化工厂。”报到手续很快就给我办好了。那时天山化工厂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第六师天山化工厂。”我心中产生一种自豪感—我将要成为一名军垦战士了。
一家人听说我被分配到农六师天山化工厂工作，大家都很高兴！姐姐忙着给我准备被褥、脸盆、毛巾等生活用品。姐姐还嘱咐我：“到了工厂一定要好好干，你妈妈和妹妹就暂时住我这里，帮我照看孩子，你就放心吧。我们出身不好，你到单位报到时把年龄适当报小点。”姐姐真好，考虑很周到。
第五章 大炉生涯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我高高兴兴地背着行李离开五家渠到农六师天山化工厂报到。天山化工厂位于乌鲁木齐市北郊米泉县十三户。我先到了乌鲁木齐碾子沟汽车站，然后步行到了乌鲁木齐北门坐13路公交车到十三户下车。这天是星期天，我找到天山化工厂分管劳资的邓盛祥助理员，我把农六师劳资科开具的报到手续交给他，他安排我暂住厂招待所，还给我办了一张全月的饭票。
第二天，邓助理员给我开具了一张报到的通知，要我到一车间去报到，工作岗位是大炉工。一车间是生产硫化碱车间，有三个工段，分别是大炉工段、溶解工段和蒸发、包装工段。大炉工是一车间乃至全厂最累的工种。我到一车间办公室报到，薛技术员接待我，叫我填写履历表，填完表我被分配到二号平炉大炉二班，班长是黎文彩。然后到车间库房领取劳保用品和床板。
我的宿舍是一间平房，里面原来住了三人，加上我一共四人。我从外面捡些红砖搭了一个简易的床铺。这时黎班长来找我，他问我会不会推车，我以为是两个轱辘的胶轮车，我回答他：“会呢。”他说：“那好，今天晚上一点钟上夜班。”
晚上一点不到我就到了二号平炉工房，我们是三班倒，上一班的工人们出完料正准备交接班。我们接班后，工友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用铲子、扒子翻动炉内的物料。因为我是新手，班长也没有马上给我安排活干，让我先在一旁看工友们怎样操作。
大约经过90分钟的操作，前眼（第一个炉眼）里的物料已经反应成熟，火红火红的黑灰（物料）扒了满满的一钢制独轮斗车。黎班长冲着我说：“小鬼，上！”意思是要我上去推车。我猛然想起来白天黎班长问我会不会推车，我硬着头皮就上去推，刚把两个车把抬起来，咣当一声，就把一车黑灰倒在了炉子跟前。大伙赶快上来帮我把车子扶起来，把黑灰重新铲到车子里。班长暂时不叫我推车了，叫我到后眼投料去。
有一位湖北藉的工友，名叫祝心成，比我大一岁，他非常热情地教我怎样使用工具—铲子和扒子；怎样推车子。北方的工友一般都会推独轮车，他们说：“独轮车，不用学，只要屁股扭得活。”扒子、铲子是用直径25毫米的钢筋与翻砂出来的扒子头、铲子头焊接而成的。每把有两米多长、30多斤。在大伙的帮教下，我很快就掌握了各种操作技能。
平炉也叫反射炉，是硫化碱生产的第一道工序。由炉头和炉身两部分组成，高两米多，长度根据“眼”数多少6—10余米不等。分单面炉和双面炉，单面炉一般为3—4眼炉；双面炉一般为5眼炉。炉头和炉身连为一体，是用砖块砌起来的，炉内衬有耐火砖，整个炉体是用工字钢和钢筋加固。炉尾连接着烟道和烟囱。
硫化碱又名工业硫化钠，是一种化工原料。是用芒硝（硫酸钠）和煤粉经大炉煅烧，在1100—1200度高温下起化学反应，由硫酸钠还原成硫化钠。后两道工序溶解和蒸发是两种物理过程。天山化工厂生产的工业硫化钠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质产品，除内销外，还出口到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创造大量外汇。
大炉工属超强度体力劳动，是该厂最苦最累的工种。粮食定量也最高，那时一般的人定量是每月30斤，而大炉工每月定量是48斤。6—8三个月还不定量，随便吃。虽然随便吃，但90%是粗粮（苞谷面发糕），每星期只有一顿白面馍或米饭。当时地方流传一首歌谣：“兵团人有两怪：粗粮吃细粮卖；大姑娘不对外。”大炉工繁重的体力劳动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而且还是高温和有毒有害。夏天，厂房内的温度高达50—60度，即使不干活，站到那里都汗流夹背。
在我刚进厂的半年里，每月工资待遇少得可怜—5元钱加一张牛皮纸饭票。票上印有每天早、中、晚三个小格，吃一顿撕一格。据说这张饭票值18元钱。辛辛苦苦一个月下来，我领到了5元钱工资。我花了5元多买了一双球鞋上班穿，我一个月的工资买一双球鞋还不够，心里不是滋味。于是上班时我和大家闲聊：“厂里为什么不给我们发劳保鞋？”他们说：“小谢呀，再别提劳保鞋了，杨厂长在全厂大会上批评大家：“有的同志还要求厂里发劳保鞋，给你们每人发个老婆要不要？”最让我伤心的是：十月一日国庆节，我们车间不放假，因为我们是三班倒连续作业。我加班三天，只发给我5角钱的加班费。我拿着5角钱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淌。我情绪低落，思想有点动摇，心想当初还不如选择当农工呢。
我的好朋友祝心成看出我的心思，他对我说：“谢次凡，要好好干，不好好干会把你调到煤矿去，那里比这里更累还危险。”他看到我不够吃，他吃不完剩下的馍馍都给我吃。有时候还带我到米泉下饭馆。心情平静下来后，仔细想想，我这份工作来自不易。是姐夫、姐姐介绍来的，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不能给他们脸上抹黑。半年后，在全厂工资普调中，我的工资待遇定为试用级，每月35.36元。
一九六四年三月，在全国性的四清运动中，母亲被迁回湖南老家。生产队嫌她是孤寡老人，没有接收她，五月，她又回到新疆，仍居住姐姐家。母亲从老家回来问我：“以前在老家订的那门亲事还同意不，女方还没有结婚，等着我们回话。若同意就把春凤接来新疆；若不同意人家另找对象，彩礼不退了。”我回答母亲：“彩礼钱不要了。”
一九六五年元月，我的试用期满，转为正式职工，定为化工一级，每月工资是46.06元。成为正式职工心情舒畅、干劲倍增，我对工作兢兢业业，脏话、累活抢着干。由于班里文化较高的人不多，大家选我担任班组核算员兼考勤员。这两种兼职都是义务劳动，没有报酬。班组成本核算就是把当班的黑灰产量折合成100%的硫化碱，这就是班组的成绩。然后把当班所消耗的原材料、燃料、工具等物耗及人工工资折算出成本，填报班组成本核算表，上报车间会计。别的工友下班了，我至少要花费3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完成这项额外工作。好在我以前担任过生产队的会计，对珠算比较熟练，否则花的时间还要更长。由于我班组核算搞得好，得到了厂级表彰和奖励。年度工作总结，我被评为天山化工厂一九六五年度厂级“五好战士。”
我所在的大炉六班一共有18人，只评定了4个“五好战士。”若不是我工作成绩突出，是不可能评上的。因为班里的大多数同志出身都比我好，家庭出身地主的子女要评上“五好战士”除非工作非常出色。
“有成份论，而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在党的政策宣传下，在“五好战士荣誉”的驱使下，我有点想入非非。一九六六年四月我给一车间团支部书记朱建国同志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争取在五四青年节加入共青团。只因家庭出身地主、社会关系复杂而未能批准。朱建国同志也是我们大炉六班的班长，他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不要灰心，继续努力工作，学好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争取下一次加入共青团组织。
遵照班长的嘱咐，我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我背得滚瓜烂熟。“老三篇”是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那时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政治任务。有一次开车间大会，指导员黄志贵点名要我背颂“老三篇”，我一口气就背下来了，得到指导员的表扬。后来我还被评为车间学“毛选”积极分子。
一九六六年的下半年，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根红苗正的组织成员纷纷戴上了“红卫兵”袖标。组织名称一般都带有一个“红”字，如红一司、红二司、红总等等。每个群众组织都有几个“头头”，都标榜自已的组织是造反派，所以人们称他们为“造反派头头”。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直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来的厂领导都成了走资派，被抓来开大会批判，戴高帽子游行。地、富、反、坏、右份子理所当然地成了被革命的对象。天山化工厂成立了“三管班”，把全厂所有的地、富、反、坏、右份子统统关进了“三管班”，被管制劳动。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虽没有关进“三管班”，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我观望了一段时间，当逍遥派是不行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很有可能要遭到造反派的批斗、挨打。我在大炉三班副班长谢西金的介绍下，赶紧申请参加了多数派。这一派贫下中农、转业军人占绝大多数。对立派说我们是“保皇派”（保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对我来说保自身安全更为重要。不出我所料，没参加任何组织、家庭出身又不好的人经常挨批、挨斗、挨打。有同事与我开玩笑说：“谢次凡，你是小奸巨滑。”
一九六七年，全国性的大规模武斗在两派群众中展开，新疆也不例外。
七月十日晚上两三点钟，我下中班刚躺下，就听到紧急集合的吹哨声。我赶紧穿上衣服,跑步到了礼堂，礼堂旁边马路上停着十几辆汽车，车上已有许多人，我赶紧爬上车。不一会十几辆汽车趁着夜色出发了，我悄悄问车上的人，我们要干什么去，他们说要到乌鲁木齐执行任务。天亮时分我们来到天山食品厂，大家在这里吃了早饭，早饭后准备攻打新疆大学。为什么要攻打新疆大学呢？新疆大学是“红二司”的司令部。“红二司”是以新疆大学为首的学生组织，他们造反的目的是要打倒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我们的组织属“红一司”，是兵团厂矿企业的群众组织，其造反目的是保护王恩茂，打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武光。
上午，由我厂机枪连、炮连的同志打头阵，我们一车间紧跟其后，向新疆大学进攻。这时新大的广播喇叭响了，他们好像有所准备，黑压压向我们冲来。远距离时双方用石头砸；近距离时双方用棍棒撕打。由于他们在高处，我们在低处，地形对他们有利，打了几个回合我们就败下阵来。兵败如山倒，我们节节败退，退到了和平渠边没有路了，只有一座窄窄的木桥。人们蜂拥而上，有人被挤下了水，还有的同志干脆往水里跳，和平渠的水虽不很深但水流非常急；渠两边坡度虽不陡但很光滑，人根本无法爬上来。有的同志被救上来了，也有的同志被冲到几公里以外才被救上来。当天，我厂有一位谭姓电工在和平渠水里被“红二司”用石头砸中头部而死去，也有些同志在战斗中负了伤。我随着人流撤退到天山食品厂，我们轮流站岗，当晚我们就住在该厂。
第二天，我们接到了新的任务，去参加保卫兵团司令部的战斗。在这次乌鲁木齐大十字战斗中，我们兵分三路向对方进攻，还是以天山工化“机枪连”、“炮连”为主攻力量，担任中路进攻；我们一车间为左路，从左边房顶进攻。这次大家协同作战，作战勇猛，使用的武器是梭镖，剌伤对方多人，我们大获全胜。战后我们驻防在兵团司令部附近的五一印刷厂，保卫兵团司令部，一个月以后我们才回厂。
七月十三日，也就是我们大部队离开厂的第三天，在天化菜窖发生了一起私设公堂打人致死的事件。留厂的一些激进分子将不同观点(主要是“红二司”观点）的11人抓捕、关押于菜窖。然后进行审讯、毒打，在这次事件中有3人致死、3人致残、5 人重伤。事件令人发指。残酷的现实使人望而生畏，不同观点的人纷纷外逃。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每天的必修课就是“早请示”、“晚汇报”和“跳忠字舞”。我们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早请示”，大家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面向毛主席像排成方队，贫下中农站前面，出身不好的站后面。班长主持仪式，大家齐声高呼：“敬祝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接着大家一起跳忠字舞，面向毛主席像一边唱一边跳，歌词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晚汇报的程式与早请示是一样的。
十月的一天，我的远房侄儿谢高成来找我，他说他要回湖南老家探亲，问我需要带什么东西吗?我说什么都不需要。临别时他说：“如果老家有合适的我给你找个对象吧。”我说：“那好吧。”
不久，侄儿谢高成从老家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说在耒阳县域给我介绍了一位姑娘。姑娘名叫梁玉玲，人品不错，与你很般配，还寄来一张姑娘的照片，也就是我现在的老伴。我随即按照信中的地址给姑娘寄去一封信和一张标准像照片，不知是姑娘看中了我的标准像，还是看我写的信象是文化人，也许还有缘分的因素吧，来信表示愿意与我处对象。看到姑娘的来信我心里非常高兴。几次互通信件后姑娘提出要来新疆，于是我给她寄去路费，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她们一行三人来到了乌鲁木齐。第三天，我送梁玉玲去五家渠姐姐家。
五月一日是我和梁玉玲喜结良缘的日子。新房非常简单，是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墙的正中间贴一张毛主席像。书桌是自己用砖块垒起来上面抹上水泥，再铺上一块塑料布；小饭桌和小板凳都是自己用木板钉的。没有客人，更谈不上婚宴，只有瓜子、香烟和喜糖。这天上午，班长曾哲和班里的几个同事来到新房，曾班长为我们主持婚礼，先是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接着是夫妻对拜，然后每人唱一首革命歌曲。我们就这样结的婚。由于当时结婚的人多，结婚早的还能分到一间平房，许多结婚晚的都住工房。
婚后我们的感情很好，就象电影《李双双》中所说：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不同意见是有的，我们学会包容，一辈子没打过架。
一九六八年六月，当时的中央军委为了稳定新疆及兵团文化大革命形势，从全国各部队抽调了一大批团以上的现役军人干部，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团（场、厂）担任领导工作。我厂领导干部中，就有5位现役军人，他们分别担任厂党委书记、厂长、副政委、副厂长和政治部主任。从此，稳定了兵团动乱的局面，领导兵团广大军垦战士抓革命，促生产。调和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两派群众武斗就此结束。
三班倒下班后在家闲得无聊。一天，同事李伯录对我说：“三车间于永泉自己装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我带你去看看吧。”我很好奇地跟着李伯录来到于的宿舍，于永泉知道我们的来意后，从抽屉里拿出来他亲手装的晶体管收音机，就一块胶木板上立了许多电子元件，也没有机盒。接通电源，扭了扭旋钮，喇叭立刻有了声音。
回到家后我心想，下班后与其没事干，不如学学无线电打发时光。于是我到煤矿厂找干电工的表弟曾维堃，他帮我从他同事那里借了一本《简易晶体管收音机原理》。我把这本书全部抄下来，钻研书中的电路图和每个电子元件及符号还有它的功能。我花了25元钱买来一套四管收音机元器件，对着电路图开始组装晶体管收音机。功夫不负有心人，个把月的时间我就组装成一台四管来复再生式晶体管收音机。以后我一发不可收拾，迷上了无线电。有时白天电压低，电烙铁烧不热，我就半夜里爬起来焊接电子元件。这样做梁玉玲对我颇有意见。后来我又成功组装了一台六管超外差式晶体管收音机、收录机和黑白电视机。在《电子报》上还发表过文章。在本厂有了点名气后，许多人找上门来，请我修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我都乐意帮他们修，而且是义务的，从不收费。所以我老谢在天化的人缘好。
一九六九春，梁玉玲参加本厂家属组织的集体单位—三八服务社（后改为劳动服务公司）工作。她筛过砂子，在砖窑上放土、运土坯、码架、装窑和出窑样样都干过。由于她对工作认真负责、踏实肯干，领导让她担任砖厂码架班班长。曾多次荣获天山化工厂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
七月二十八日，我们的女儿雯雯出生了。孩子刚满月玉玲就去上班了，我上三班倒，有时上夜班，下了班顾不上休息，接着带娃娃、做饭。初为人父母的我们忙的不亦乐乎。
在文化大革命中，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是被专政的对象。母亲是地主分子住在姐姐家，当时姐夫是猛进农场水电连连长，该连造反派批斗姐夫，罪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家里还养着一个地主分子。
为了不牵连姐夫和姐姐，一九七0年五月母亲和妹妹的户口从姐姐家迁移到我家。一天夜里，我厂保卫股干事宫荣斌把我叫到厂保卫股，拍着桌子质问我：“为什么不把地主分子母亲送回老家去？”我说：“我是独子，我不养她谁养她。”他说：“地主分子必须回原藉劳动改造。”那时候地主分子是臭狗屎，到哪儿哪儿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母亲只好投奔博乐表哥钟汉元（又名钟跃华）。他那里属边远地区，又是农村 ，阶级斗争没那么急烈。表哥很讲义气，毫不犹豫地接收了母亲。他不但接收母亲，只要有困难的人需要帮助他都收留。母亲在他家住了一年后，考虑住表哥家不是长久之计，又回到了我家。然而厂保卫股经常派人到我家赶母亲走，母亲为了不连累我们,于1974年她一人回老家农村生活。
一九七0年，厂领导决定对硫化碱生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将平炉生产改造为间歇式转炉生产。转炉生产大大地减少劳动力；减轻劳动强度；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依靠自身的技术力量，于九月二十日第一台间歇式转炉安装成功并试车投产。车间从平炉各班抽调操作工组成转炉工段，下设转炉一、二、三班。从各班抽调的人员必须出身好、技术过硬。我无缘上转炉，依旧在平炉上出苦力，直到平炉全部淘汰才有机会到转炉班。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我的第二个孩子恒恒出生。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极差，梁玉玲没有奶水，只好喂牛奶。我们天不亮就去排队打牛奶，牛奶是本厂后勤自产自销。由于本厂娃娃多，我厂每年出生400多个娃娃。牛奶根本供不应求，去晚了就打不上。那时商店乳制品也奇缺，有时候货架上刚摆出来几包奶粉一会就被抢光。没办法，我们只能熬苞谷糊糊喂娃娃。
一九七二年四月，妹妹经人介绍与博乐燎原公社拖拉机手朱伯华结婚。婚后两人感情很好，育两男一女。一九八六年落实党的政策，妹妹被招录为博乐市工商局干部，担任小营盘工商所征管员。一九九四年八月因病去世，享年46岁。
一九七四年四月，我的第三个孩子怀怀出生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各种物资依旧匮乏，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那时买什么都要票，连打酱油、醋都要排队限量。玉玲奶水不足，只好给娃娃喂一些代乳品。父亲知道我们生活条件不好，从香港给我们寄来两斤白沙糖。车间主任朱海成把我父亲的来信私自拆开，看了父亲的来信后，把我叫到办公室质问：“你是不是给你父亲写信说这边不好，什么都没有卖？”我说：“我们这里买副食品凭票购买。”他接着说：“以后给你父亲写信要注意影响。”说完把父亲的来信还给了我。
九月，全国进行企业职工工资普调。久旱逢甘雨，大家无不欢欣鼓舞，整整十年之多工资没涨过。有一天，同事孙文鑑问我：“你是不是在湖南老家当过民办老师？”我说：“当了三年民办老师，后来下放到生产队劳动。”他又说：“我在李指导员家看到一份工资普调简报，简报上说民办教师的工龄可以合并计算。”后来他又把这份简报拿来给我看，简报上写道：“民办教师以拿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工龄可以合并计算。”我随即给耒阳县教育局写了一封信，请求耒阳县教育局给我开一个证明，证明谢次凡1960年8月—1963年4月曾在本县当过民办教师。耒阳县教育局很负责任，收到我的信后马上就给我开了一个证明寄来了。我把证明交给了厂劳资科。于是，在这次职工工资普调中我的工资调增了两级，由原来的化工一级调到化工三级，每月工资63元多，还补发了600多元钱。
在那时600多元钱是一个普通工人一年多的工资。我与老婆商量这笔钱怎样花，最后决定我们全家回老家探亲。12月，玉玲带着三个孩子先回湖南耒阳农村老家，我晚一个月才回去。岳父、岳母第一次见到女婿非常高兴。有村民与岳父开玩笑：“你女婿、女儿回来了，你的脸上变得红光满面！”岳父家人口多，生活也很困难。我们拿钱给岳父买了些高价粮，解决一家人吃饭的问题。在老家住了两个多月我们就回来了。按规定职工探亲应该报销路费的，但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因父母是地主分子而路费全部自费。
一九七五年三月，中共中央发文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兵团所有农、牧团（场）及工矿企、事业单位就近移交地方管辖。我们天山化工厂移交给昌吉回族自治州管理，更名为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化工厂。在厂任职的现役军人干部全部调离。我们也由“军垦战士”转变为“企业职工。”1981年兵团恢复建制，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天山化工厂再没有回兵团，仍留在昌吉，属昌吉州直属国有中型企业。
一九七七年，一车间已经拥有四台转炉生产。这时我已担任转炉三班的司炉工。司炉工是技术岗位，除了控制炉温外，还要随时观察炉中的原料变化情况，掌握好出料的关键时点。由于我认真钻研技术，我操作的转炉平均黑灰（硫化碱半成品）质量高于其他转炉。年底我被评为天山化工厂一九七七度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同时被选为一车间先进生产者代表，出席厂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代表暨表彰大会（有职工戏称吃大肉大会。因为当时猪肉紧俏，凭票定量供应）。前面我已说过，我们出身不好的子女要想评上先进，那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
一九七八年四月，又一次全国性的调整企业职工工资。这次调整工资是限额调整：化工二级调至化工三级一般没问题；化工三级及以上再往上调只有40%的名额限制。于是车间决定对三级及以上人员采取投票的方式来确定是否升级，我就属于这部分人之一。投票结果车间没有公布，参与车间调资小组的曹连清班长私下对我说：“你的票数比较高。”按常理，我上年度被评为厂先进生产者，还当选先进生产者代表出席厂表彰大会，票数又比较高，调高一级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事与愿违。车间主任宫荣斌和车间党支部书记都是转业军人，而我是自流人员，他们要照顾他们一块转业来的战友；宫荣斌在担任厂保卫股干事的时候，为了赶我母亲回老家我顶撞过他；再就是我出身地主家庭。这种种原因使我的工资仍停留在化工三级。
第六章 时来运转
根据毛主席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简称“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9月，上海机床厂第一家办起了“七.二一”工人大学。1975年在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的鼓舞下，全国各地先后办起了30000多所“七.二一”工人大学。我厂紧跟形势，于1976年8月也办起了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并配备专职老师—肖宁生和刘霞。第一期学员由各车间（厂、矿）推荐家庭出身好、思想进步的职工到本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半脱产学习，学制为两年，1978年毕业。
一九七八年八月，我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在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几点意见》指导下，开始面向全厂职工招收相当于高中文化水平的第二期学员。在同事刘东和家人的鼓励、支持下，我准备报名参加招生考试。由于自己只有初中文化，担心考不上，同事刘东还帮我借来高中数、理、化的书，我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复习。全厂有40多人参加考试，结果只录取了30名学员。当我接到被录取的通知书，心里无比的高兴！心想，干了十五年的大炉生涯终于要结束了，因为这期学员是全脱产学习。
我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直属厂宣教科。校长：张洪山；支部书记：黄志贵。配备三名专职老师，他们是：肖宁生老师；刘霞老师；谭杰老师。黄源清老师是兼职老师，肖宁生老师是班主任。第一学期开设的课程有：数学、物理、化学和机械制图。这期学员中大多数都是高中毕业或高中肄业，只因大家辍学时间太久，对学过的课程都差不多忘光了。因此，第一学期除机械制图外，其他都是复习高中的课程。
我能有机会上大学，这是政治形势的逆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想都不敢想，连正规初中都不录取我。我心里暗下决心，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好好学习，认真听老师讲课，用心完成各项作业。有一次上化学课，课前，谭老师拿着我的作业本对全班同学说：“你们看看，谢次凡的作业字写得工工整整，你们都要向他学习。”得到老师的赞扬，我倒有点不好意思。
一九七九年一月，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正式成立。春季开始招生，开设机械与电子两个专业。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在全新疆范围内招收学员，我厂也有少数职工被录取。于是我厂成立了“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天山化工厂电大教学班”。与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合一个教室两块牌子，厂配备了电视机，厂宣教科苏文华老师负责电大班的管理工作。统一收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无机化学和英语。期末我们统一参加了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各门课程的考试。
九月，国家教育部在河南郑州市召开全国职工教育会议，会后对原“七.二一”工人大学进行了改造，统一改成“职工大学”。从此“七.二一”工人大学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我厂“七.二一”工人大学也宣布解散。我厂原“七.二一”工人大学学员中，凡参加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期末考试（包括补考）各科成绩全部及格者，可转入新疆电大正式学员，继续参加厂电大班学习；不及格者，或回原单位，或由厂另行安排工作。
我很幸运地转为新疆广播电视大学的正式学员。原来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学员与厂电大班学员总共有30多人，而现在只剩下10多个人了，大部分学员被淘汰。我加倍的努力学习，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
一九八二年四月的一天，小儿子高怀在天化子校上学做课间操突然晕倒。老师以为是别的同学推倒的，还训了旁边的同学，其他同学说：“是他自己晕倒的。”老师赶紧把他送回来。我立刻带他到农六师第三医院住院检查。住了几天，没有检查出结果，院方要我们到七道湾兵团医院去检查。我带怀怀去兵团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孩子患了白血病。真是晴天霹雳，一下把我吓懵了。随后孩子转到兵团医院。孩子很乖、也很懂事，看到别的孩子玩玩具枪，他本来也想买一把玩具枪，当看到我口袋里钱不多时，对我说：“爸爸，我不想要玩具枪了。”毕竟孩子患的是绝症，医院回天无力，孩子于1982年6月30日11时病逝。这个日子与时辰正好是他哥哥高恒出生的日期与时辰。我们悲痛欲绝，真可谓人间最悲痛莫过于中年丧子。
我母亲听说孙子患了重病，也专程从湖南老家赶来新疆看望孙子，只可惜晚了一天，未曾见到孙子，她老人家悲痛不已。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努力学习，我于1982年6月获得了新疆广播电视大学电子专业毕业证书。经厂报请昌吉州组织部批准，我们电大班绝大多数学员包括我在内转为国家正式干部。
八月，我被分配到本厂生产技术科担任厂计划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按照前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计划委员会”这个权威机构。我的主要工作是每月编制厂“生产计划”，经厂领导审核，全厂生产会议讨论通过，然后以红头文件的方式上报到上级有关部门和厂领导，并下发到厂各个单位。再就是协助科长到厂各单位检查督促生产进度及完成情况。
一九八四年四月，同事南同生调昌吉州皮革厂工作，我接任他的厂综合统计工作。统计工作主要每天做生产日报表，将各单位报送来的统计日报表归纳汇总。分别将各种产品产量、产品质量和物资消耗等统计数据汇制成生产日报表报送厂领导，以掌握各单位生产情况。每月初要制作上一个月各种分类统计月报，主要有：产品产量、工业总产值（不变价）、工业总产值（现价）、工业增加值及各种技术经济指标，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厂领导。然后根据统计月报数据做好统计台账和撰写统计析。
在宽松的政治环境里，通过努力学习能改变人的命运，在我身上已体现无疑。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无论你有多么大的本事，你出身不好，只能干最苦最累的工作。我从大炉工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实属不易，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因此，我不管是干计划工作还是统计工作都是干一行爱一行，认真钻研业务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每一项任务。终于荣获1985度厂先进工作者称号。
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昌吉州政府给与我厂有限的“转正”名额，根据我的条件和表现，于1986年4月厂将我爱人梁玉玲由“五七”工转为正式职工，被分配到六车间工作。她在六车间当过卸车工、司磅工、最后担任成品保管员。于1994年12月退休。
一九八六年七月，经新疆自治区公安厅获准并签证，我和母亲、妹妹三人赴香港探亲。父亲也从台湾来到香港，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自1950年分别，整整36年我和妹妹第一次见到父亲。造成我们骨肉分离不是父亲的罪过，而是时局动乱所致。为使母亲安度晚年，父亲把母亲接去台湾居住，我和妹妹即返回新疆。
当时的香港不愧是亚洲四小龙，刚一到就感觉不一样。到处是高楼林立，电话已普及到家家户户，打的招手即停。而我们大陆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两地经济发展至少相差20年。
一九八七年元月，全国开展第二次工业普查工作。我厂成立了工业普查领导小组，王永山副厂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亲自抓这项工作，由生产技术科、财务科、劳资科负责具体工作。全套工业普查调查表一共有40多张，涉及厂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而我的工作量最大，因为多半普查数据都来自统计数据，都是由我来填写普查表。在这次工业普查中，由于我对工作认真负责；统计数据准确无误，且符合逻辑关系；按时完成普查表格的填报工作。因此，荣获昌吉州工业普查领导小组颁发的自治州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和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一九八八年，全国性大范围职称评定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我厂也成立初级职称评委会，负责本厂各类初级技术人员的评聘工作。9月，我在昌吉州统计局参加了自治区统计系列统计专业技术职务考试，考试科目有：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原理、专业统计（工业）。以总分255分的成绩获得了统计师职务的申报资格。12月，经昌吉州职改办评审，取得了统计师职务的任职资格。
一九八九年四月，新疆自治区化工局综合处在新疆化肥厂（化工局直属单位）举办首期化工统计计算机培训班。我厂是自治区中型化工企业，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计算机培训班。主要学习计算机操作基础知识和汉字的输入法，还学习了简单的应用软件操作方法。通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学习，获得了自治区化工局颁发的新疆化工首期计算机培训班结业证书。
我国唯一的一部统计法于1983年12月颁布以后，我作为一名企业统计人员，认真地学习了统计法，在工作中处处以统计法为准绳。无论是日常统计报表还是专项调查表，我绝不虚报瞒报，统计数据准确无误。在1989年9月自治区统计法规执行情况大检查中，我获得了自治区统计法规执行情况大检查领导小组颁发的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荣誉证书。
十多年的大炉生涯，使我对硫化碱生产及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了如指掌。我通过对近三年硫化碱生产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偶然发现硫化碱的生产与使用的原料煤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利用数理统计中的散布图法与回归方程式来定量分析原料煤中固定碳（C)的高低与黑灰中Na2S含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一篇题为《浅析工业硫化钠生产与原料煤之关系》的统计论文，分别发表在《新疆统计》1990第三期和《新疆化工》1990第二期上。这篇论文很有实用价值，受到许多同行企业的关注。论文现被多家科技网站收录，上网即可查看。
一九九零年三月，因工作需要，我调到厂电力安装队任办公室主任职务，统计工作由薛续秀同志接任。当年，我厂电力队在新疆八一钢铁总厂（自治区大型企业）第二炼钢厂承包了2号炼钢转炉的电力安装工程。我名为电力队办公室主任职务，实则为八钢电力安装工程项目的工程师。说实话，真好比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我下定决心，边学边干，先从看施工图入手，因我对无线电图很了解，电力安装图比无线电图要简单，我很快就学会了看施工图纸了。我还亲自动手参与配电柜的改造工作。电力设备是炼钢转炉的关键设备，安装的好坏直接影响转炉的试车与生产，还影响我们电力安装队的声誉。我是项目的工程师，感到肩上担子重大。我仔细检查每一根电缆、每一个接头，做到接线准确无误，做到万无一失。工程按签约规定时间提前完工，经甲方验收合格，可交付使用。同时甲方对多家施工单位进行工程质量评审，我队所承包的电力安装工程被评为优质工程，给予我单位奖励10000元奖金。
九月二十日，新建的2号炼钢转炉正式点火试车。这天，自治区的领导也来参加点火试车仪式并剪彩，还有八一钢铁总厂的领导、第二炼钢厂的领导、各施工单位的领导全都来了。这时候我站在2号炼钢转炉的配电室，心里特别紧张，好像一个头一次上战场的新兵。上午11时整，随着2号转炉炉长一声令下—点火！我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只听到配电柜里噼里啪啦响过不停，我知道这是电磁开关吸合的响声。大约40分钟左右，人们欢欣鼓舞，第一炉钢炼出来了。2号转炉试车成功，我的心也随之放下来了。
在电力队工作虽然奖金拿得比在机关多得多，但长年在外施工也很辛苦。1991年4月，在我的请求下又调回到厂生产科，继续担任统计工作。
一九九一年五月，我厂花两万元给生产科配置了一台286电脑，也是厂唯一的一台电脑。286电脑配置很低，内存只有1M，硬盘40M和一个5寸软驱。外挂一个汉卡才能输入汉字。当时生产科乃至全厂会使用电脑的人不多，生产科只有祁建华会用五笔输入法输入汉字，而且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台电脑由祁建华专人操作。主要用作打印厂红头文件。我虽然在自治区化工局微机培训班学习过，但打字速度很慢，我利用业余时间勤学苦练，很快就掌握了五笔汉字输入法，打字速度也有所提高。
一天，我在电脑桌抽屉里无意中发现两张5寸软盘和一本OFFICE操作指南，是购买电脑时随机附件。原来是两张OFFICE系统盘，我按照操作指南将软盘插入软盘驱动器，依提示操作，OFFICE应用软件很快就装好了。然后我仔细、反复阅读了操作指南，这是一个简单的制表软件。我利用这个软件，在电脑上设计了生产日报表；产、销、存月报表等各种统计报表。利用电脑做报表省时省力，免除繁琐的统计计算，且数据准确无误。我撰写了一篇题为《如何应用微机处理生产、销售与库存月报》发表在《昌州统计》1991第12期上，作为经验交流。
一九九二年八月，全国又一次开展了大范围的统计调查活动—投入产出调查活动。我厂是昌吉州直属企业，被列为此次投入产出调查对象。按照上级要求，厂成立了投入产出调查协调小组，王永山副厂长担任协调小组组长。协调生产科、财务科、销售科等有关科室认真填报投入产出调查表。由于我在这次投入产出调查工作中成绩显著，被评为昌吉州投入产出调查先进工作者并颁发荣誉证书。
统计工作天天与数字打招道，枯燥无味，很多同志都不愿意干，而我一干就是10年。在平凡的统计岗位上兢兢业业钻研统计业务；踏踏实实干好统计工作。能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准确及时上报统计报表，认真贯彻统计法规、制度和方法，应用现代化工具—微机处理统计报表，撰写了多篇有实用价值的统计分析和统计论文。在一九九四度经自治区统计局考核、评选，授予二等奖荣誉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最为显著的是，由于我多年从事工业统计工作事迹突出，一九九四年被评为全国工业企业优秀统计工作者。同年12月，我赴北京出席国家统计局召开的国家级先进统计工作者表彰大会，并荣获国家统计局颁发的全国工业企业优秀统计工作者荣誉证书。
由于我对待工作一贯认真负责，踏实肯干，业务能力强。一九九五年二月，经厂研究，聘任我为厂生产科副科长职务，分管计划与统计工作。同年八月，升任厂企业管理科科长职务（见附录8）。企管科科长主要职责是协助厂长抓好全厂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制定全厂各单位的经济责任制，负责责任制的落实、检查、考核与奖罚；指导各单位QC小组开展工作。
一九九五年九月，我参加了昌吉州职改办申报高级职称的英语考试，考试成绩合格。然后向厂职改办申报了高级统计师职称及相关材料。由厂报送昌吉州职改办。一九九六年元月，昌吉州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红头文件：
昌州职改字（1996）024号，《关于批准谢次凡同志获得高级统计师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
天山化工厂：
经自治区统计专业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自治区、自治州职称改革办公室审核，批准你单位谢次凡同志自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获得高级统计师职务任职资格。
一九九六年，经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推荐，我的业绩被收录到《中国专家人名辞典》新疆卷第二卷845页。
一九九七年，隔壁同乡炼油厂向厂长退休了。我问他：“你的年龄还没有我大，怎么办理退休了？”他老婆说：“你不会想办法，把年龄改大点。”其实，我也想退休：一是厂经济效益不好；二是为落实经济责任制经常与各单位领导起争执；再就是工作稍有不慎就得挨厂长批评。于是我从老家磨形乡派出所开具证明，将入厂时少报了两岁又改正过来。同时把身份证也改正为1942年9月24日出生。由于我在有毒有害岗位干了15年（规定为8年），55岁就够退休年龄。1997年11月，以新疆天山化工厂化发退字（1997）35号《关于谢次凡同志退休的通知》的红头文件批准我退休。退休费按国营企业干部1副级100%计发，全额604.35元。
第七章 发挥余热
虽然厂已批准我退休了，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接替我的工作，厂长要我继续担任厂企业管理科科长职务。
一九九八年，在全国中、小国有企业破产高潮中，我厂也难幸免。四月，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宣布天山化工厂破产倒闭。紧接着昌吉州派遣破产清算组驻厂办公大楼。因我是企管科科长，又担任过十多年统计，对厂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昌吉州破产清算组临时录用我参与破产清算工作。
我厂在1994年从职工子女中招录了几十名工人，分配到刚成立的氯酸钾车间工作。其中也包括我的儿子谢高恒。招工的条件是每人向厂集资3000元，时间为三年，从1994年4月至1997年4月，不计算利息，双方签订了协议。由于厂连年亏损，到厂破产前集资款也没有退还。破产清算时给债权人只算本金，不算利息。我向清算组建议：集资款三年之内不计利息，超出三年的时间应给债权人计算利息。清算组采纳了我的意见，也为债权人挽回了损失。
十月，破产清算工作基本结束。经昌吉州批准，天化要组建一个物业管理公司，为天化人提供水、电、气及环境卫生等服务。在原天化刘书记的举荐下，由我协助田荣江（物业公司经理）组建天化物业公司。我的工作主要是撰写公司章程和一些规章制度；参与职工招聘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把女儿雯雯安排到天化物业公司工作。很快天化物业公司就组建起来了。
新疆塔里木管道防腐涂料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徐昌学，他听说天山化工厂已破产倒闭，心想，这么大的企业里肯定有高级专家。1999年3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天化物业公司上班，徐总经理经别人推荐找到了我，他问我：“你愿意到我公司工作吗？”我说：“愿意。”他接着又说：“到我公司担任会计工作行吗？”我说：“我没有干过会计工作，但我可以学着干。”他说：“那好吧，过几天通知你就去上班。”徐总经理在我厂物色了两名高工，另一个是我电大的同学、原天化生产科科长季永平。
人们常说隔行如隔山，我一天会计也没干过，而且干会计还要会计从业资格证。我趁还没上班之前考上会计从业资格证。于是，我到昌吉州财经学校报名参加会计培训班 ，财校老师给我发了三本书—会计原理、会计法规、会计实务，然后说：“下个星期天来考试。”我说：“下个星期天时间太仓促。”老师说：“那好吧，下下个星期天来考试。”回来后我抓紧时间复习，基本上把三本书都看了一遍。
从我家到昌吉有50多公里，考试的前一天我就住到昌吉财校附近的旅社。考试这天我提前进了学校，径直往一楼教室走去，还没到教室门口，一群年轻学生直往教室里窜，有同学大声嚷嚷：“老师来啦，老师来啦！”我进了教室高声对大家说：“同学们，请不要紧张，本老汉也是考生。”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一会真正的老师进来了，准备发考试卷的时候，突然发现一老头坐在同学们中间，走过来查看我的准考证，然后对我说：“你不是这个考场，在那边楼上。”我急忙去找我的考场，当我找到考场时已经耽误一刻钟了，我赶紧做考试卷。考试结果我三门都及格了，一个月后，由昌吉州财政局发给我会计从业资格证。
新疆塔里木管道防腐涂料有限公司通知我们4月1日去上班。这家公司在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老指挥部。是中国石油总公司管道局下属合资单位，由管道局、塔里木油田和乌鲁木齐石化总厂三家国有股东出资合办。主要生产石油管道防腐材料。
这天我和季永平去公司上班，徐总分配我到公司财务部担任会计，季永平分到生产部主管生产和机械设备。财务部主任是从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聘来的总会计师，名叫史桂信，大家都称他史总，他是主任兼出纳。我刚到财务部对会计工作不是很熟悉，有时做记账凭证免不了要出些差错，这时史总态度有些生硬，把凭证甩过来：“做错了，改过来！”人家干了一辈子的会计了，我还是小学生，只有老老实实向人家学习。
公司为了使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达到国际标准，为强化品质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强客户信心，扩大市场份额。公司决定通过ISO9000认证来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和企业形象。1999年8月，公司聘请了ISO9000认证咨询机构的老师来公司作ISO9000认证指导和培训工作。为了质量管理认证的需要，公司任命我为公司行政部主任兼财务部会计职务，任命季永平为公司副总经理兼生产部主任职务。行政部的质量保证体系文件由我负责编写，指导老师看到我写的有关行政部质量保证体系文件后，在大会上表扬行政部写的质量保证体系文件写得最好。通过公司全体员工加班加点、经过近半年多时间的努力工作，公司终于通过了ISO9000认证，并取得了ISO9000认证证书。
我一人干两个部门的工作，精力有限，于2001年6月我辞去了行政部主任职务，干我的专职会计。
根据税务部门的要求，2001年8月我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由原来的手工票改为电脑开增值税发票。公司给财务部配置了一台电脑，史总不会电脑，只能由我来使用电脑开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管理得非常严格，要由专人负责保管和开票，开票人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上岗证。我到乌鲁木齐新疆航天金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培训了一星期，并取得了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操作上岗资格证书。有了电脑，就有了用武之地，我不但用电脑开增值税发票，还利用电脑上的excel制表软件设计职工工资发放表，既省时又省力。这时，史总对我的态度慢慢有了转变。
有一天，乌鲁木齐石化总厂西峰公司的会计到我们财务部办理业务，他发现我们用手工做账后说：“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用手工做账，我们石化所有单位现在都用财务软件电脑做账。哪天我把我们的财务软件拿来给你们拷贝上。”我说：“那太好了，谢谢你！”第二天我从米泉国税局报税回来，史总对我说：“西峰公司会计已经给你把财务软件拷上了。”我急忙打开电脑，发现电脑桌面有一石化系统财务软件图标。我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钻研，完全掌握了这套财务软件的使用。只要你在电脑上做完记账凭证，记账和财务报表都自动生成。这时，史总完全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有一次当着我的面对他老伴（老伴也是会计）说：“你看人家谢会计，这么大年龄才学会计，不但账做得好，还会用电脑做账、做财务报表。”
二零零三年五月，父亲病重，我向公司请假赴台探亲。在台期间，我精心照料父亲，尽点孝道。我也曾动员父亲回大陆治病，怎奈他执意不肯，我也不能勉强。台湾同父异母的妹妹，从小娇生惯养，霸气十足，与母亲是死对头。一天，说我们没照顾好父亲，借一点小事耍疯，又摔盘子又摔碗，我一气之下带母亲于7月18日回到新疆。7月26日上午11时左右，台湾妹妹秋帆打来电话说当日10时父亲病故。我感到很内疚，不应该与妹妹赌气拋下父亲。5年后的2008年7月26日10时母亲病故。与父亲去世同月同日同时，也许是巧合吧。我在母亲墓碑上刻上“母亲伟大”四个字，其理由是：一、解放前，我家有一把手枪，是祖传下来的。刚解放时母亲的远房侄子曾维元（反共组织头目，后被镇压）向母亲借用手枪，母亲没有借给他。如若借给他，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母亲把手枪交给了土改工作组工作人员；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送我上学；三、父亲去台时母亲30多岁，一直守着我们兄妹没有改嫁；四、在我下放劳动时选择全家远走新疆。
八月，我又回到公司上班，继续担任会计工作。
二零零四年五月，米泉市地税局来我公司例行查账，主要是针对我公司2003年度涉及上缴企业所得税是否属实。查账结果，公司应补缴2003年度企业所得税款3万多元。徐总对此非常脑火，批评我没有合理避税。9月，徐总将我贬到湖北黄石管道防腐工程项目担任会计兼出纳。我对徐总说：“根据财务制度规定，会计不能兼任出纳。”徐总说：“谁说你是会计？你是核算员。”我只好无语。在黄石，我凭自己的职业道德干好会计兼出纳工作。
二零零五年七月，我们圆满完成了黄石管道防腐工程施工任务，回到了公司。徐总对我的工作很满意，要提拔我担任财务部主任职务（前任财务部主任史总已经退休）。我谢绝了徐总的好意：“让年轻人干吧，一则我岁数大了；再则我打算辞职回家侍候老母亲。”徐总见我执意不愿意担任财务部主任，接着说：“出纳小岳马上要生小孩了，你暂时接替她的出纳工作，年底你再退吧。”8月，我接替岳云欣的出纳工作干到2005年12月。徐总批准我的辞职报告，在米泉北园香酒店设宴欢送我和史总第二次退休，梁玉玲也应邀出席宴会，会后赠我和史总每人餐具一套以作纪念。
第八章 我的感慨
人的一生都不会那么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挫折。但自古以来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家庭出身不好（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是那样低人一等，在政治上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如招工、升学、参军参干、入团入党，甚至于连晋级涨薪、评先进等都不能一视同仁。即使你进了工厂当工人，也不会有好的工作叫你干。这些我都亲身经历过，有着深刻的体会。
也有人试图去抗争、去说理。遇罗克就是其中之一，他出身右派家庭，两次参加高考均落榜，于是写了一篇“出身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该文于1967年1月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但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结果于1968年1月被逮捕，1970年3月以反革命罪付出了28岁年轻的生命代价。1979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就像一根皮筋，能申能缩。你要适应环境，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你要有信心，不气馁。不管你干什么工作，无论是出苦力还是坐办公室或做各种事业，干一行要爱一行；干一行要钻一行，且要钻深钻透。就像种庄稼，只要你付出了汗水辛勤耕耘，就会有好的收成。
本文是我一辈子的亲身经历，没有半点虚假。因文化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诚望读者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