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陈独秀收入是普通工人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的历史功过及现实意义——纪念陈独秀逝世80周年)

文 | 迅行

称陈独秀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是比较恰当的。他早年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后来转向无产阶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是他最大的历史贡献。陈独秀雷厉风行，敢于行动，感情炽烈，颇具领导才能，建立全国性政党，这样的领头人必不可少。陈独秀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完成彻底的转变，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对群众运动总体上持否定态度，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坚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能否超越陈独秀，是当代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们的一个反思自我的维度。

今年是陈独秀逝世八十周年，但除了故乡安庆的少数纪念活动之外，舆论场一片静悄悄。大概官方不好纪念，他当了五届总书记，却最后被开除出党，这种身份显得异常尴尬；自由派的先生们也不好纪念，因为陈独秀至死都说自己还是马克思圈子里的人[1]；左派也不纪念，因为这个人似乎并不是真共产主义者。在种种纪念活动中，人们小心翼翼地回避社会主义的话题，统一使用民主革命先驱“陈独秀先生”的字眼，仿佛陈独秀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普罗米修斯而已。

陈独秀是一个应该被纪念的历史人物，尤其是他的后半生，是中国共产革命发动的历史记录，也能给时下有志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们提供不少的人生借鉴。二十多年来兴起的实证主义历史学，集中于为陈独秀各顶“帽子”平反[2]，当然，澄清陈独秀历史上的一些不实的指责[3]是有意义的，但是如何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独秀，却是实证主义史学所无法回答的。比如，为什么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无法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呢？也许，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是无需回答的，因为这场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误会[4]。

陈独秀前半生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是没有争议的，后半生参加中国共产革命，是比较有争议的一部分，要科学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但列宁曾提醒，“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5]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6]

中国革命史中，确实有很多失业失学的小资产阶级是到共产党里找出路，甚至“期富贵”的[7]。

相比而言，有一种更加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走向了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比如邓中夏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但主动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自觉接受了群众史观，摈弃掉了小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世界观，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们投身革命一般不考虑个人出路，不尚空谈，服从组织，愿意坚持真理，改正错误，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特征。

不可否认，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是革命的，多数也有一定的革命业绩，但缺乏彻底的无产阶级党性改造，表现为从个人出发投身革命，不能接受唯物史观，用幻想代替实际，忽左忽右，形“左”实右。

纵览陈独秀的一生，对比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征，称其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是比较恰当的。他早年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反对清朝专制统治，后来发动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后来转向无产阶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他不积极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妥协退让，大革命失败后拒不承认错误，另组托派反对派，拒绝党组织的教育帮助，晚年完全否定布尔什维克主义。

说他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并不是他没有任何历史贡献，陈独秀的历史贡献还不小。

陈独秀最大的历史贡献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8] 他的雷厉风行的性格使得上海发起组早于其他地方发起组成立，上海发起组是中共诞生的雏形，一大也由他们联络各地召开；更为重要的是，陈独秀反对李汉俊把党变成知识分子俱乐部的观点，坚持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而且在建党初期，陈独秀在广州地方小组中清除无政府主义者，保持了党的纯洁性。陈独秀还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分批派学员去苏联学习，培养了党的早期骨干。正如毛泽东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9]

不仅是内地各省，陈独秀还在香港播撒了革命火种。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离沪赴粤。船经香港时，陈独秀会见了香港青年李义宝、林昌炽和张仁道，鼓励他们成立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后来成为香港青年团、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

陈独秀雷厉风行，敢于行动，感情炽烈，而且颇具领导才能，演讲能力也极强，这在中国人缺少自组织传统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建立全国性政党，非要有这样的领头人不可。

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大。1919年，陈独秀被捕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高的精神万岁！”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发挥到了极致。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思想转变时曾讲到，“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多次称“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但是，陈独秀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完成彻底的转变，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如何理解呢？

虽然陈独秀没有打过工，但他曾鼓励两个儿子勤工俭学，而且陈独秀在上海向工人发表过激情演讲[10]，至少从口头上，他认可工人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阶级主体的说法，但是，这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标准。

标准是什么，是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毛泽东总结共产党的斗争史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但陈独秀对群众运动总体上持否定态度。

1927年，毛泽东为了论证土地革命有理，实地考察湖南数县，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欢呼农民运动好得很，而陈独秀却反对农民运动“过火”，提出国民党同意的“减租减息”，只能没收大地主的，保护中小地主的土地。

稍后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在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进行武装反抗，红军日益发展，工农武装割据已成星星之火时，陈独秀却站出来对红军和苏区大加讨伐。他写了《关于所谓“红军”问题》。这已不是一般地反对武装斗争，也不仅仅是对农民有着“绅士式”的歧视，而是恶狠狠地污蔑红军的社会基础是“灾民、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刀匪”，由这些“极恶劣的分子来革命，便是从好处向坏处革命了”，并说红军的游击战争是“土匪式的骚扰”。因此，“统治阶级骂我们是共匪和匪共并称，都不足为异”[11]。时值国民党对苏区发动“围剿”，蒋介石把这篇文章奉若至宝，大量印刷，向江西苏区广泛散发。

除了否定群众运动外，陈独秀还有违反民主集中制的错误。在建党的时候陈独秀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而在退出中央之后却置党纪于不顾，从事非组织派别活动，公开成立托派反对派，起到了“破坏党，破坏革命”[12]的作用，客观上帮助了阶级敌人。

抗战之后，鉴于陈独秀建党的贡献，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出面多次诚恳邀请陈独秀去延安，但陈独秀出于怕“被人牵着鼻子走”，拒绝了党中央的帮助和挽救。这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独立性、派性导致的错误行为。

最后，陈独秀坚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在建党早期，与张东荪的论战中，陈独秀反驳张东荪目前中国只能发展资本主义，即中国的发展首先要有资本，陈独秀却说：“我们反对的是资本家，不是反对资本。”[13]这与现在官马的论调何其相似！但是，资本积累本来就需要雇佣劳动，没有工人受剥削，根本不可能有资本的存在。也就是反对资本家，必须要同时反对资本。

陈独秀还说：“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

“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14]

这些论调完全否定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退回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

当然，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能苛责于前人，对陈独秀的纪念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陈独秀的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首先来自于陈独秀小资产阶级的精英思想。和李大钊不一样，他并没有真正接受唯物史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群众运动起来的时候，革命者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15] 他们的行动不可能如庸人们说的“温良恭俭让”，但我们应该热情地肯定他们的行为，还是站在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吗？

对个人得失是否计较，也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风的一个差别。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也曾经遭到了无情打击，被发配去后方搞查田运动，但他并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示前线有需要，我随时可以回来。在长征红军危难之际，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他也是顾全大局，照顾到多数人当时的思想实际，先解决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没有追究政治路线的问题，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原则。因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

如何正确看待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又一个差别。斯大林是有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党内斗争方式上，存在严重扩大化的问题。但是，这不能否认斯大林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人民免于受到失业和经济危机之苦，这毫无疑问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做到。陈独秀全盘否定斯大林，直至否定布尔什维克党斗争的全部历史，是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又一个反映，以小资产阶级的尺度去衡量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显得太“专制”。但是，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要悠久的多，在十月革命之后立宪会议选举中，赢得农民支持的立宪民主党的选票就曾超过布尔什维克，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或曰无产阶级独裁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唯一的政治形式，舍此，别无它法。

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问题，根源于这个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小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16]

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唯一出路在于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武装自己。

无产阶级是谦虚的，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下。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应该先做学生，后做先生，从群众斗争当中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指责巴黎公社是流氓暴动，马克思却高度肯定巴黎无产者们的冲天革命热情，而且从中发现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治形式——公社。

无产阶级是无私的，因为他们一无所有。邓中夏在长辛店看到工人的时候，才相信小市民之间的尔虞我诈绝非普遍人性[17]。方志敏曾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的殉道者”[18]，无产阶级革命者是有信仰的，是能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

无产阶级是坚韧的，因为没有比作为机器附属物的他们更吃苦耐劳的人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革命前途陷入了悲观、失望，他给中共中央常委的信中指出：“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此时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斗争，当然不回避政治以发展我们的实在力量。问题是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夺得政权的幻想。” 陈独秀这个时候犯了取消主义的错误。有人说，毛泽东不也说井冈山上“冷冷清清”吗？怎么只有陈独秀是取消主义呢？[19]但是，为陈独秀辩护的论者没有回到当时历史环境下进行考察。当时，在反动派肆虐的而情况下，暴动总体上是正确，是对右倾的纠正，但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中国革命还是没有找到正确道路。毛泽东正视革命陷入低潮，但与取消主义有根本区别。举一个例子，当许多同志提出“红旗还能打多久”疑问的时候，毛泽东却充满自信、满怀激情地说：“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20]

不只是陈独秀，那个时候大批知识分子对革命前途悲观绝望，选择了脱党退党，回到书斋和课堂，沈雁冰化名茅盾，成为了左翼作家，李达回到校园，成了一名教授。李达检讨自己当年退党的原因，有“不愿意参加示威行列”、“不愿意做国民党员”、“要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愿分心于他务”、“自己当时患有肺病”、“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负担颇重”、“在主观上，自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等。最后，李达自己也总结认为：“小资产阶级意识过于浓重，以致思想与实践脱节——这是当年离开党组织的总的原因。”[21]这一结论是切中肯綮的。

如果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不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来武装和改造自己，就只能在官马体系中自我阉割中讨生活，在安那其主义中寻找安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中寻找寄托，在蝇营狗苟中度过一生，可能还达不到陈独秀的历史高度。毕竟，陈独秀的大半生是革命的，特别是造了党。毕竟，陈独秀把两个儿子都带上了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曾在工人集会中慷慨激扬地说：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22]

这也是所见文献当中，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制高点。

能否超越陈独秀，是当代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们的一个反思自我的维度。

谨以此文纪念陈独秀逝世八十周年。

注释：

[1]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非常扼要地说：“有人要我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我说这是彼辈一向之偏见，不足为异。”

[2] 唐宝林参与创设的陈独秀研究会，在1989-2003年的十四年中一直为陈独秀“正名”，把“陈氏头上的十顶帽子，摘掉九顶半“。另参见杨奎松：《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吗？——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谈起》，《在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3] 《陈独秀每月领300元日本津贴？知情人揭秘真相》，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7/12-24/1113128.shtml

[4]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认为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不是右倾，是左倾。但笔者认为，这种左倾其实恰恰是陈独秀相对正确的一面，认为陈独秀左倾实际是否定了革命的正当性。

[5]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 年 1 月 22 日和 24 日），《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403 页。

[6]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7] 刘少奇：《天津桥上》，1922年。这是刘少奇一生留下的唯一诗作，里面有“一生富贵何可期。胡不及时以行乐”两句。

[8] 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

[9] 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

[10]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1920年5月1日）

[11] 陈独秀：《关于所谓“红军”问题》，1930.4.13

[12]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13] 散木：《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与建党初期多人退党的考察》

[14]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

[15]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6]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17] 邓中夏：《长辛店旅行一日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18] 方志敏：《死!一一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1935年方志敏狱中作品

[19] 陈镜林：《陈独秀是“取消主义”吗？》

[20]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21] 李达于1949年重新入党时所撰写的长篇《自传》

[22]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1920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