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重要吗（普通工人写论文她博士论文的核心是：“对于努力了却生活不光鲜的人，应该抱有起码的尊重！”)
张济顺（1949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或许是人到老年又是“空巢”的缘故，但凡听到来自学生的消息，无论报喜或报忧，总会跟着兴奋、激动、牵挂一好阵子。她（他）们和我以师生身份相处的那段日子，就如“电影回放”般地浮现脑海，清晰如昨。
还是七年前的夏天，在华东师大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当代史高级研修班上，我认识了刘亚娟。作为入选者中唯一的硕士生，她提交的论文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山西一位有“历史劣迹”的农民张顺有因私人利益纠葛将别人扣上“反革命”帽子，不惜代价反复上访举报，备受冷遇与挫折，但锲而不舍，结果却出入意料地被宣传为“反官僚主义”的“典型事件”，不但“官司”打赢，其命运也峰回路转，其人红极一时。
“张顺有”在研修班上很受关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评论者都认为，论文最值得称道的，主要不在“叙事”而是在“论事”，是这个年轻史者解读史料的能力。
她能够从《人民日报》、地方党报与地方文艺宣传品三套不同叙事文本中，发现宣传“典型事件”与“典型人物”之间存在着差异与紧张，潜藏于后的则是政治宣传运作的内在机制以及高层、中层及基层各方“用户”的不同指向与行动逻辑。
面对一连串评论与质疑，刘亚娟的答辩透着灵气和悟性，且十分坦诚。茶歇与会后的交流中，我发现她对学问充满渴求，对方兴未艾的中国当代史研究怀有浓厚的兴趣。最初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史学研究的好后生。
王奇生（1963年11月6日—），北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3年秋，我欣然接受了从王奇生教授门下走出的高徒——到复旦攻读博士学位的刘亚娟，初识时的印象在我们共处的日子中得到了印证。
那时，“张顺有”并未随亚娟硕士学业的结束而迅速退场，但她已不再满足于探讨“张顺有事件”背后之种种，而延伸向“后典型”的讨论。在张顺有家乡一次次的田野调查和访谈中，她不仅有了许多“在地”感悟，而且幸运地获得了张顺有的一笔“遗产”。从这批碎片式的“私家材料”和口述访谈中，亚娟挖掘出一个张顺有后半生的故事，近乎荒诞而又在历史的情与理之中。
她沿着这个“风光一时但失踪了的”人的生命轨迹，观察这类对“宣传情境”与“生活情境”之间的叠合抑或落差最为敏感的个体，是如何用自己的“典型事迹”重塑自我，典型里的“虚构”与“真实”是如何杂糅并导引个体行为的，各种权力网络与政治机缘又如何规制、形塑了一个真实的生命历程。
之所以花些笔墨介绍亚娟攻读博士学位前的研究，并不是因为“张顺有”与她的博士论文有什么主题、框架及内容上的关联，而在于治学之门道。
我以为，刘亚娟从“张顺有”最要紧的斩获，不是硕士学位与攻读博士的“敲门砖”，也不是文章发表在诸多师长大家集结出版的论文集中，而是通过典型“生产过程”的深描，触摸到了小人物的个体生命史连接大历史的门径；进而随着典型再塑原型的重访，初得史学，尤其是中国当代史需要人文关怀之要领。
当然并不是说，是时的亚娟已经对此有很强的学术自觉，但至少，她没有把自己置于“纯客观”的“他者”立场去充当“判官”，而是尽可能地以“在场者”的身份去理解人物和感知历史，所以，她笔下的张顺有和“张顺有”，不是一个与己无关的纯粹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血肉之躯的生命、一个在“运动时间”与“日常时间”中交替行走的人。
2017 年初夏，亚娟的博士论文《摇摆的新生代：上海青年工人研究(1949—1965 ) 》（“必记本”注：2020年3月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即将提交答辩，我照例为她填写“导师评阅意见”。在又一遍审读论文，按照格式化要求写下评语之后，常常忽略的“后记”使我读到论文最为撞击人心的部分。
求学生涯的发散性感慨与感谢之类当然不免，但她着力表达的，是“为什么选择工人题目”的“真正原因”。这本是“导论”的必要内容，为什么“本末倒置”地放在了后记？仅仅是一种学术之外的补充吗？不满三页的“内心独白”，一个下岗工人女儿和她父辈的故事给了我答案。
我曾经陆续从亚娟那里知道，她出生在郑州纺织机械厂的家属大院，是标准的“产业工人”后代，仅此而已。我与她谈论最多的话题当然是学术视野里的“上海青年工人”，而且是1949—1965年。未曾想到，她的童年、父母和他们的“郑纺机”与这篇博士论文竟如此深刻关联。
“下岗”是亚娟叙述中的关键词。对“郑纺机”而言，第一批工人的下岗，象征着一个国企辉煌时代的远去。身在其列的亚娟父亲，不仅失却了曾为众人羡慕的大厂工人职位，面临从未想到过的“生存危机”，而且备受他特有的那份精神与心灵的煎熬。这位“撰写过数十部长短篇小说最终沦为废纸”的自命“工人作家”，在看大门、摆小摊、做小生意的日子里，他执拗的“知识分子”内心遭遇无情现实的挑战：
（爸爸）在很偏僻的地方摆过修自行车摊，因为怕撞见熟人。因为他太干净，并且所有工具都一尘不染，所以一开始别人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纳凉休息的行人，没有顾客光顾。但他就是这样，依然以知识分子的清高做着完全不合时宜的工作谋生，将那一直被自己高高举起的自尊心重重摔下。
直到办了“内退”，亚娟父亲才“如释重负”，因为“他已经不在乎每月的退休费几何，单是离开工厂、卸去工人身份已经足够使其轻松了”。但他依然那么看重知识，甚至到了“看轻其他一切的地步”，以至于在女儿择偶时“只提出了学历上的要求”。
比起内心几度苦涩挣扎的父亲，亚娟的母亲对家庭世事之突变似乎没有丈夫那么沉重，一句“你好好学习，以后千万不要当工人！”的诫勉，爽脆、直白，决然地告别引以为豪的过去，乐观地希冀后代，面向未来。
伴随父亲下岗和“郑纺机”的远去，属于亚娟的“小小世界”瞬间崩塌。这片失落的童年家园却造就了一个郑州市“自强少年”的“典型”，而这一荣誉最强烈的意味，就是“爸爸的下岗”!
读到这些段落，我终于明白，亚娟之所以选择上海青年工人研究，是父辈的历史背影魂牵梦萦般地伴随着她的知识关怀。“重启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一经典学术议题，不只是“再造”工人阶级的重大历史命题所激发，也不仅是对汤普森、魏昂德、裴宜理等名家名著的汲取与再思，更是来自内心深切的人性关怀。她把对父母际遇、童年世界以及少年“典型”生命意义的珍视与追寻，融汇于新中国第一代青年工人的论题之中。
由此我才更加理解，在我和亚娟反复讨论“青年工人”定义和问题指向的时候，尽管题释与题目反复推敲，几经修改，然亚娟初心不改：这不是一个生理和心理界分的群体，核心概念与问题是“代”——从论文初稿的“代群”，到预答辩当场决定采纳刘平教授提议的“新生代”; 从“摇摆的新生代”到“再造与自塑的新生代”，走出以“国家”为中心话语的“摇摆”，展现“再造”新生代过程中工人主体意识之能动作用。
因此，亚娟笔下的“上海”，并不只是她采撷“新生代”里发生的事件、人物的“一个地点”，而是整个中国工人新生代生长、活动场域的缩影之一，可以在上海，在鞍钢、一汽，也可以在“郑纺机”，地理空间无须刻意界分。
个案的选择也是如此。她所述的“工人作家”，也不止于上海的胡万春们，还有“郑纺机”一个做着“作家梦”的普通工人。前者与后者，同样行走于“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同样有身份认同的焦虑，对他们而言，“工人”，或是作家的“桂冠”，或是作品“低水平”的标签，或仅是谋生的手段，自我认同和人生目标却定位在“知识分子”。不同的只是有无“作家”名分，看似“成功者”或“失败者”而已。
基于这个理解，亚娟把自己的论文定位于“当代史”和“劳工研究”，而不是“上海史”，我深以为然。
从“张顺有”到上海工人新生代，亚娟的论题转向似乎没有犹豫。用她自己的话说，想“以一个全新的题目来结束我的学生生涯”。这个转向的确跨度很大，但基于人性关怀的史观却始终不断，且更加自觉。
如果说，在“张顺有”的故事里，亚娟的“在场感”还是理解研究对象及其历史处境的一种方式；但至“上海工人新生代”研究，她是真真切切的“在场者”。一个下岗工人的女儿和她父辈的故事，看似题外话，却也是题中义。
正如她发自肺腑的心声：如今工人早已经告别了光鲜体面的时代，但如果可以选择，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得体面，对于那些努力了却生活不光鲜的人，我们也应该抱有起码的尊重。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这些个体的际遇并不具有戏剧性，他们只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牺牲者，是一种不值得大呼惊奇的“社会现象”，而对于我而言，真实的故事比任何小说要来得惊心动魄，尽管在外人看起来，它波澜不惊。
这就是几位当代史研究高手所伸张的“人道主义”史观：“比起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现实的传统的种种因素，人性在解读历史方面更具有深刻性和普适性”，“评价历史是要讲述功业成败的，但还有比功业成败更长久的东西，这就是永恒的人性”。
我认为，比之史识、史才的长进，史观的进一步自觉与夯实，乃是治史诸要素中更具本质意义的。借用杨奎松教授的中的之语：“学问之道，求仁义而已”，失却了人性关怀的学问，“不要也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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