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分界（俄国普通工人收入【中国侨联课题成果】1949—2019年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华侨华人经济文化活动的田野调查)

作者简介

宁艳红，女，黑龙江黑河人，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旅俄华侨史研究。

付雪婧，女，黑龙江肇东人，馆员，硕士，主要从事文献资源建设、旅俄华侨文献整理研究。

王薇，女，吉林扶余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俄华侨史、中国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区域合作史研究。

本文系2019-2021年度中国侨联课题《俄罗斯远东地区华侨华人生存状况的调查研究》(19ZQK231)的阶段性成果，原文载《黑河学院学报》2020年第10期，注释从略。

20世纪50年代，中苏在两国“蜜月”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相同，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为了加快新中国建设，我国派出大批学生、工人赴苏学习、工作。苏联解体后，随着边境贸易的广泛开展，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奔赴俄罗斯，由此产生赴苏(俄)两个高峰期：1949—1966年；1991—2019年。旅俄华侨华人大多分布在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各大城市，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比罗比詹、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及较偏远的城市、山区和乡村、林场等地，如阿穆尔州的伊万诺夫卡镇、别罗格尔斯克(白山市)、洁雅市、坦波夫卡镇、新不列亚市，滨海边疆区Чугуевка(丘古耶夫卡村)、Селемджинский(谢列姆金斯克镇)、Коболдо(科博尔多村)等，只要有俄罗斯人聚居的村镇，就有旅俄华侨华人的足迹。

一、赴苏(俄)原因

华侨赴苏(俄)具有多方面原因，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华侨赴苏(俄)呈现多样性，既有政治、经济、历史的影响因素，还有国内因素与国际关系的因素，在不同时期和地域，华侨赴苏(俄)的方式和渠道也各不相同。

1.政治因素的影响

1949—1966年赴苏华侨大多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华侨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人是赴苏学习、工作后选择留在当地生活。20世纪50年代，由于中苏两国处于蜜月期，一些人赴苏学习、务工、技术服务等，他们逐渐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有的与当地苏联女子通婚，生儿育女后选择留在苏联。苏联开发建设西伯利亚地区，由于缺少劳动力，苏联提出希望中国派遣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赴苏援建。1955年，河北清苑通过培训学习派出1003名赴苏人员到苏联伊尔库茨克省乌索里耶市、彼尔姆省彼尔姆市(莫罗托夫市)、布里亚特共和国的纳乌什基乌兰乌德等地参加共产主义建设，每期工作3年，1958年8月第一期三年合同届满，除85人选择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外，大部分人签订第二期、第三期的劳务合同。在工作中，中国工人勤劳朴实的好品质打动苏联女工的芳心，仅在吉达，就有8名中国工人与苏联女工相恋。王国华、张秀英、刘振西、高岩、张寿祥、王连登等人与苏联女工在当地登记结婚，并留在苏联工作生活。

第二部分人群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按照苏联政策大多数苏侨带领家人返回苏联。1954年2月23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及熟荒地的报告》。面对人口短缺等困难，为了解决人员和劳动力不足，苏联召回大批在国外的侨民。1954—1955年，在中国生活多年的11万苏侨被遣返回国。受政治及历史因素的影响，部分生活在国内的苏侨携带配偶和混血后代返回苏联。1955年6月，中苏混血的徐莉莉(莉莉娅)跟随外祖母、妈妈、爸爸及2个舅舅一起回到哈萨克斯坦的格鲁吉亚；哈尔滨市的宋长林高中还没毕业，就拿到领事馆通知，于1962年2月17日，与苏联母亲托莫作瓦·安托尼娜·伊万诺夫娜去伊尔库茨克省也老夫克村，留下多病的父亲和3个已婚成家的姐姐；哈尔滨的吕德山于1962年跟随苏联母亲带着中国妻子和3个弟弟回到布拉戈维申斯克。

第三部分人群是文革时期私逃出境的中国人。除了通过正常渠道赴苏的华侨及其后代之外，旅俄华侨华人中，有的人是在文革时期通过非正常渠道赴苏。这些人有的是因为历史问题逃到苏联避难；有的是因为触犯法律而赴苏逃脱惩罚；有的是不满足当时的生存环境，受崇洋言论影响，希望在不同国度体验生活，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如哈巴罗夫斯克的马某，曾经在新疆当兵，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气之下，于1968年逃到苏联；浙江的文某在黑龙江绥滨县下乡，当年国内工资很低，遇上丰收年份，到年底才分红90元钱。1974年夏天，他在江边看到苏联人拿着收音机，播放着音乐，非常羡慕，萌生到苏联看看的想法。当年他驾驶小船逃到哈巴罗夫斯克；黑龙江呼玛县的高某1964年逃到布拉戈维申斯克。1949年至1966年在苏联远东及西伯利亚的华侨人数不多，中苏关系破裂后，华侨大多选择回国。

2.金山梦、淘金梦因素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苏边境贸易恢复正常化，有的人率先冲出国门在苏联务工经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和美国高压政策影响下，俄罗斯的综合国力逐步从巅峰走向衰弱。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日用品的匮乏及劳动力的缺乏推动了中国人赴俄的步伐。加上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接壤，边境贸易的兴起，边境地区大量农村富裕劳动力和城市下岗工人及南方的小商小贩怀揣金山梦、淘金梦，来到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进行务工、务农、经商。2000年，远东地区总人口为720万，常住的中国人口约为25万，占远东总人口的3.3%。2001年，远东地区的中国常驻人口为23.7万人。笔者曾经在2018年1月及2018年7月分别对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华侨大市场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对当地居留时间较长且负责办理华侨护照的华侨采访得知：2018年1月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华侨人数大约为10000多人，而同年7月则超过了20000人。另据俄资料显示，1989年和2002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人口普查民族构成，1989年有中国人453人，所占比列为0.01%，2002年有中国人665人，所占比例0.02%。他们中大部分为年轻人，试图通过努力和打拼改变生活状况，实现淘金梦想。最早进入俄罗斯淘金的华侨，大多数人胼手胝足，赚得第一桶金，且获利颇丰，因此，这一时期赴俄的华侨大多以经济为目的，为了实现个人的淘金梦想。

3.家庭婚姻因素的影响

从1949至2019年，尤其是1991年后赴俄的华侨中，有的是到苏(俄)务工、经商，在工作、生活中与俄罗斯姑娘日久生情，结为伉俪后便在俄罗斯生活，还有的是与苏(俄)女子结婚后，与妻子返回祖籍地。如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何某与中苏混血同事薇拉·齐干才娃结婚后，为了满足妻子回国照顾母亲的愿望，与妻子和孩子来到伊尔库茨克生活60余年，2019年去世仍未改变国籍；2001年高中毕业的韩某来到伊尔库茨克读书，研究生毕业后留在高校任汉语教师，2013年与俄罗斯妻子结婚便选择在俄罗斯生活；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亚州宾馆工作的许某，2008年来到布市学习并任教，认识妻子娜斯佳，2015年结婚后一直在俄罗斯工作。俄罗斯的教育环境和医疗条件吸引一些中俄通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俄罗斯，让孩子在当地接受教育，他们大多在俄罗斯生活一段时间，积累一定钱财后，回国置业谋生。

二、华侨的业态及经济文化活动

1.业态及经济活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赴苏人员中，由于受中苏关系的影响，多数人从事普通工种，只有少部分人从事技术工种。

在1955年河北清苑赴苏工人中有的收入高达1600卢布。如果按平均每人月收入800卢布计，按2:1比例合成人民币400元，当时国内工人每人月收入40元的话，就是10:1，就是说，赴苏工人的月收入是国内工人月收入的10倍。这些留在当地的华侨生活较富裕。

1988年，居住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华侨及华人(不包括苏籍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其中男29人，女9人，这些人多数是在苏联时期在当地长期居住人员，还有的是在苏联时期从其他地区搬迁而来。1957年去苏联的6人，1962年2人，1963年4人，1964年1人，1971年1人。其中1人为哈巴罗夫斯克电台对华广播播音员，1人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第一号浴池的主任，1人任技术员。除此之外，大多数华侨华人在工矿企业从事体力劳动，有车工、司机、勤杂工、建筑工、修路工、水暖工，还有菜农。大多数华侨华人从事最基层的体力劳动，工作缺少技术含量。这一时期，华侨华人的工资与苏联工人一样，享受同等工资待遇，如普通教师月工资为180卢布、锻工为300卢布、拖拉机制造厂检验员200卢布、年轻的纺织女工月收入为150卢布。20世纪80年代，旅俄华侨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其中有些人还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如地方政府及部门的领导、企业厂长、矿长、经理或集体农庄主席。在当地出生的华裔，与苏联各族人民一样，享有各种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大多拥有自建的住宅，宽敞的庭院，庭院前有田圃种植蔬菜和花草，许多华侨华人家有小汽车，电视、电话，生活比较富裕、幸福指数较高，与同期国内相比生活条件更富裕。由于老一代华侨大多已经谢世，其后代华裔基本融入了当地俄罗斯社会，与祖籍老家有联系的，只占其总数的1/10。

1991年至2019年，赴俄华侨的业态和经济活动发生变化，大多数人从事建筑、餐饮、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和蔬菜、水果批发与零售、农业种植等行业，围绕以上行业又形成许多配套的服务产业，如租赁土地种粮食、蔬菜，做粉条、豆腐、生豆芽、养蘑菇等副业产品。有学者统计，中国蔬菜和水果在阿穆尔市场所占比例达98%，服装、针织制品、各种纺织品和鞋类分别占80%到95%。由于华侨人数多，由此产生新的职业，有的华侨建立中俄边境贸易服务中心，为华侨提供海关报关代理、检验检疫手续办理、进出口货物代理、法律服务、财务服务、劳务办理等中介服务，从事此行业的华侨亦不再少数。

改革开放后，为中国人带来商机，在一些人眼中，赴俄罗斯淘金是最好选择，他们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方式到达俄罗斯，凭借吃苦耐劳、艰苦创业获得丰厚的利润，较国内的收入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二十几倍。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的经营日用品月收入高达万余元，而同期一名普通教师的工资仅400余元。据官方资料统计，1993年及1997年中国公民赴俄罗斯的人数分别为75.1万人及44.9万人，从赴俄的道路上源源不断的华侨，可以看出在俄罗斯淘金的巨大吸引力。对于黑龙江边境地区下岗工人和农村富余劳动力来讲，到俄罗斯淘金是最好选择，2018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从事修鞋的女工，年利润在20万元人民币；从事蔬菜、水果批发和零售及服装等批发零售的华侨年均收入20—40万元不等，在远东地区一些经商时间较长、经商经验较丰富的从事批发行业的业主，年利润在30—50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多，而在比罗比詹、白山市、新布列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华商较少的城市，华侨的年利润较其他城市还要高；从事蔬菜种植的农户，他们大多选择在阿穆尔州的“十月区”“远东村”“布列亚区”“罗姆区”及滨海边境区的比金等地租种土地，齐齐哈尔市L女士的丈夫在比罗比詹租种400垧黄豆，每垧土地租金1 000、800、500元人民币不等，效益好时年收益50万元人民币，遇上灾年效益不好时，收入仅保本；黑龙江逊克县的Z某和黑河市的N某在阿穆尔州租种土地万余垧，获得丰厚的利润；在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有许多华侨经营餐饮业，业主年均利润在20万元左右，厨师的月利润8000—10000元不等，普通工人年利润在5万元以上；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修理厂的工人，管吃管住月收入10000以上；在坎斯克有华侨100多人，华工管吃住月薪6000元，吉林、满洲里、辽宁、黑河、浙江等地的华商购买成片森林，进行砍伐后加工成木材运回国内，获利颇丰。

2.华人社区的雏形

在俄罗斯务工经商的华侨，鲜有独自打拼的，大多与亲属或者同乡同行，刚刚在俄罗斯站稳脚跟、有一定经济基础，便以移民网络为基把亲属朋友带过来共同创业打拼，彼此互相照应和依靠，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数十人，形成一个个华人社区。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华侨租住房屋的价格与房屋地段和建造时间相关联，距离中国大市场近的地段，房屋租金要高一些。华侨大多群居生活，如20世纪90年代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居住的商品批发零售的中国业户：少先队大街51号2栋三层小楼房近百名，曙光宾馆200余名，体育场公寓100多名。另外，在布拉格维申斯克大金龙、小金龙市场及周边，在劳动大街47号，都住满做生意的中国业户。华侨中也有单独租住的现象，他们大多选择俄罗斯居民区，那里治安环境好，来自黑河的Z与母亲和姐姐租住在列宁大街75号，月租金3000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事服装批发的华商W租住2居室俄罗斯民房，月租金1 400元人民币；也有几家共同租住一个房屋的，来自内蒙古扎兰屯的M在伊尔库茨克经营小饰品7-8年，三家合伙租住3室一厅120平方米的俄罗斯楼房，每月租金35000卢布，水电费自理；一些富裕的华商购买房屋的产权，如生活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从事代购业务的Z，2015年在人民币与卢布汇率1:11时，他花费7万卢布/每平方米在布市购买一套小户型公寓(合6363元人民币/平方米)；从事导游并兼职教师的H在伊尔库茨克购买60平方米楼房，每平方米5万卢布，每月水电费500元人民币。

笔者调研发现，远东地区95%以上的华商和亲属朋友共同租住在华人宾馆或者华人大市场，月租金在1500—2000元人民币，他们组成大大小小不同群体，这些群体不断补充和更新，逐渐扩大规模，他们既是单独的个体，又通过移民就业网络，组成不同的华人群体，形成微型华人社区来应对社会排斥。这些华人社区具有封闭性，除业务上与俄罗斯人打交道外，其余时间很少和俄罗斯人接触，自己动手解决饮食问题，无论饮食还是服饰均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些微型华人社区与美国唐人街、其他国家中国城完全不同，仅仅是初级阶段，是华侨从安全角度，彼此互相照应，适应俄国生活的居住方式的选择。微型华人社区无法履行国内社区的职责和义务，没有实质的活动内容，一旦社区华侨居住人数达到百人以上，俄罗斯警察就会干预和驱逐，因此这些微型华人社区具有不确定性。

3.华侨的文化生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华侨业余生活较丰富，他们融入较快已经适应苏联生活，经常和苏联朋友一起看电影、下棋、聊天、娱乐。1991年至2019年的华侨业余文化生活单调、乏味，由于务工经商的华侨文化水平较低，俄语会话能力弱，仅会一些简单商业用语，工作之余他们三三两两大多和同胞一起打牌、喝酒消磨时间，有时候观看中国电视剧，了解和关注的依旧是国内的经济文化信息，他们很少到俄罗斯剧院和电影院观看话剧、电影等，更鲜有了解俄罗斯文化者。由于语言的障碍，无法理解和走进俄罗斯高端文化，文化圈、朋友圈单一，中俄文化很难交融互动。只有一些俄语好的俄国通，业余时间和俄罗斯朋友滑雪、钓鱼、打猎，喝咖啡，了解俄罗斯的经济文化，逐渐融入俄罗斯的文化生活。而大多数华侨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追随者和继承者。

三、面临的问题和困惑

1.劳动配额减少，华侨护照身份与从事职业不符

俄罗斯移民政策的实施一直奉行国家、地方保护主义。从2001年开始，俄罗斯对外国移民实行配额制度。几年来，移民配额一直在减少。2014年，俄罗斯面向外籍和无国籍人员发放暂住许可证配额仅为9.58万个，比上年缩减近万个，仅为2008年的2/3。由于劳动配额少，不仅华侨办理劳务大卡的费用水涨船高，达到1万余元，获取的几率也越来越难，个别华侨为了节约费用，只花费1050元办理三个月的商务签，每年定期往返国内4次。从2007年开始，俄罗斯政府全面禁止外国人在俄国市场从事零售工作，致使许多经营服装和水果蔬菜批发零售及餐饮业等的业主只好雇佣俄罗斯服务员负责收银，一旦护照标明的身份和所从事的职业不符，视为非法，这就使身份不合法的华侨人数增多，滋生俄罗斯移民局等部门的腐败，他们抓到身份不合法的华侨，要么罚款，要么驱逐，一些华侨为了在俄罗斯继续淘金，经常贿赂俄罗斯警察，蒙蔽过关。调研中得知，在伊尔库茨克上海大市场，2014年，四层楼市场有5000多个摊位，万余名华侨业户，俄罗斯政府想要大市场附近地皮，俄罗斯交警封道，移民局检查华侨护照，华侨被围在“上海大市场”，中国货物不准进出，曾经最豪华的地方成为无人区，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市场内华侨损失巨大，有的华侨在伊市经商20年，在该市场拥有10余个摊床，直接损失几百万。2019年1月，上海大市场仅剩10余名华侨业户，还以俄罗斯人名义经营，业主不敢在大市场露面。每天担惊受怕，俄罗斯警察经常到市场检查护照，发现不合格的直接关进监狱或者罚款，阿蒙也经常来，大多数华侨害怕选择回国。

2.经济危机、卢布贬值处于微利状态

1998年以来，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尤其是2013年年底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给俄罗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俄罗斯被西方国家开除出8国集团，经济萎缩，卢布大幅贬值，居民购买力减弱，华侨的经济效益减少，部分人处于微利或者亏损状态。以往生意红火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茨克等地华侨大市场，现在呈现冷清、萧条现象，不再有往日一铺难求的场面，商铺空闲很多。如在阿穆尔州白山市服装批发市场，鼎盛时期有100多个华侨业户，如今进货价位高，商品卖不上价，只剩下十多个业户；在布市汽车修理业，原来有一大批华商经营汽车修理厂，且生意兴隆，但现在留下来的商户寥寥无几；原在布市销售1车水果，获利几万元，现在仅获利几千元；在伊尔库茨克一家中餐馆2019年1月份日营业额仅为4185卢布。暴利时代已不复返，大批华侨选择回国，个别经营者继续留守俄罗斯且生存艰难。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华侨赴俄大多以经济为目的，“人口扩张”“移民威胁论”缺少理论依据，华侨的存在只能带给俄罗斯更多的经济利益，不仅增加税收，还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促进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从非传统安全角度看，中国移民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并未构成威胁，没有威胁到俄罗斯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

3.无法融入俄罗斯主流社会

建国后的老华侨在苏联人数不多，1979年苏联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时，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居住着1742人。在偌大的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显得凤毛麟角，受客观条件影响，大多选择与苏联人通婚，由于从事体力劳动，生活在最底层，加上中苏关系的政治影响，他们没有话语权，谨小慎微地生活着。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华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不再从事又苦又累的重体力劳动，出手阔绰，出入俄罗斯高档商场和酒店，在俄罗斯置业并购买房屋、车辆，但依然徘徊在俄罗斯主流社会之外。由于其文化水平低，大多是一夜暴富的倒爷，从个人角度看，没有进入俄罗斯政府机构及参与俄罗斯社会活动的想法；从俄罗斯角度看，根本没有给华侨提供管理参与的可能性，加上华侨从小接受并深深镌刻在骨子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理念，在饮食、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依然保留中国的传统习俗，根深蒂固的东方传统文化无法被西方文化取代，无法接受俄罗斯文化更难融入俄罗斯主流社会。大多数华侨是由于经济目的、教育目的暂居性移民，以永久性移民为目的华侨凤毛麟角，占华侨移民总数不足1%。在俄罗斯生活、经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华侨依然无法在俄罗斯落地生根，受落叶归根思想的影响，大批华侨挣得一定钱财后选择回国。

扫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