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大妈救公司（普通工人捐款1984年，北京扫地大妈一次性捐献24亿，安抚子孙情绪：钱多是祸害)

撰文：拾柴者

监制：花间漫步

文中图片来源：网络、珍贵老照片

本文7500余字，阅读时长约13min。对1984年赵碧琰索回巨额财产后，捐献价值24亿元人民币的历史事件进行阐述分析，此事涉及历史人物：廖承志、傅志人、赵欣伯等，欢迎大家品读，从中获益。

注：赵碧琰：原名耿维馥，嫁给赵欣伯后，改名为赵碧琰。

1984年，位于北京市的一座老宅子里，聚集了一家19口人。此次聚会，是当家的老太太一手张罗的，她是一位“扫地大妈”，同时也是家里的“老祖宗”，名叫赵碧琰。她召集所有家人到一起，是为了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她要将24亿元一次性捐献出去。

赵碧琰（中）

1984年，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开始数年之久，中国崛起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彼时的人均收入仍然不高，普通工人每月工资往往只有几十元。24亿元人民币，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谁能拥有如此多的财产，足以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富豪。

然而，赵碧琰却决定将如此庞大的一笔钱全部捐献！这样的决定落入一家老小的耳中，如同一道霹雳，将在场的人全都镇住了。他们或许有不满，或许心有不甘，但不论他们有什么想法，在听到老太太的决定后，没有一个人出声反对，算是对老太太的决定默许了。

赵碧琰对她的子孙们很了解，见他们全都沉默不言，也明白了他们心里在想什么。赵碧琰的决定很坚定，无人可以撼动，但她还是很体谅子孙们，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赵碧琰语重心长地接着说道：

“孩子们，我心里也清楚，你们一定盼望着得到这笔惊人的财产吧？但我要对你们说，我是一个过来人，对很多事情看得比你们更明白，钱多了是祸害！”

一个在北京靠扫地为生的大妈，为何会拥有如此巨额的财产？她为何又将24亿元的巨款，一次性全部捐献出去？她对子孙们的劝慰，称“钱多了是祸害”，又具有怎样的深意呢？这一切，还要从赵碧琰的丈夫说起。

赵碧琰的丈夫名叫赵欣伯，在历史上挺有名气的。不过，这个“名气”是负面的，他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汉奸，被日本侵略者称为“满洲国要人”，“李顿调查团”更是直白的称他为“满洲国的产婆”。仅从这两个“称呼”来看，也能轻易看出，他为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贡献了不小的力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大汉奸。

赵欣伯出生于1890年，是原河北省宛平县柏彦庄人（大概位于今天的北京医学院一带）。青年时期的赵欣伯人生顺遂，曾在禁卫军充任卫兵，后来考入省立天津北洋大学，成为一名大学生。

彼时的大学生是“稀缺资源”，称之为“知识分子”、“人才”都不为过。在辛亥革命以后，他又进入北京文明新剧团，在剧团内担任旦角演员，并加入了国民党。从赵欣伯的这段人生经历来看，他如果不是最终误入歧途，相信可以赢得一个美满的人生。

曾经，赵欣伯也是一位拥有“进步思想”的好青年。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时，他毅然选择跟随孙中山先生的脚步，共同反抗袁世凯。遗憾的是，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赵欣伯逃往大连暂避。

抵达大连以后，赵欣伯为了躲避追捕，改名刘笑痴，到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应聘，成为一名教日本人学习中文的教师。由于在校期间表现优秀，且与日本人有了深入交集，于1915年获得了到日本留学深造的机会。

赵欣伯进入日本明治大学后，在法律系就读，顺利毕业后，出任陆军大学校的中文讲师。1925年，赵欣伯考取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然而，日本人真有那么好心吗？当然不会。日本人竭尽全力地为一位中国留学生提供学习资源，并不是在为中国培养人才，而是在为侵略中国铺路，培养未来的日本在华势力。

赵欣伯在日本留学期间，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趁机极力拉拢他，对他灌输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使得赵欣伯逐渐接受这些日本少壮派军官的思想。日后日本侵略中国大地时，赵欣伯身为一名中国人，却甘心充当日寇的马前卒，与留学日本有很大的关系。

1926年，赵欣伯结束在日本的生活，回到中国。由于他背后有日本人做靠山，在日本人的推荐下，成为张作霖亲自任命的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法律顾问。仅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赵欣伯又出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修改委员会委员，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仕途顺风顺水。

张作霖与赵欣伯（右）

赵欣伯凭借处处维护日本人的利益，屡屡获得升迁，并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他不仅丝毫不觉得羞耻，反而以此为荣，成为奉天人尽皆知的亲日派，甘心做汉奸。

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晚，赵欣伯将中国军队准备不抵抗的消息报告给坂垣征四郎，日寇露出了狰狞的面孔，大举入侵中国。华夏大地顿时一片焦土，饱受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面对日本人的入侵，许多爱国之士悍不畏死，与入侵中国的日寇展开殊死搏斗。

赵欣伯面对国破山河碎的场面，面对同胞的鲜血染满祖国大地时，却仍然选择当汉奸，不仅没有丝毫愧疚之心，反而趁机讨好日本侵略者，全力协助日本侵略者侵华。为了帮助日寇加强对东北的控制，赵欣伯提出改长春为“新京”的想法，“满洲国”这个“国号”，也是出自大汉奸赵欣伯之手。

1932年，在赵欣伯积极的促进下，伪满洲国成立，他也因此被称为“满洲国的产婆”。赵欣伯凭借做汉奸取悦日寇，获得了许多的特权，同年又成为首任立法院院长。获得大量的权力之后，赵欣伯开始大肆敛财，借机牟取私利，他的做法逐渐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

1937年，赵欣伯任职宫内府顾问官时，被人以贪污罪指控。原本就对他贪腐不满的日本人，这次没有继续包容他，给日本侵略者做了多年马前卒的赵欣伯，只能无奈地选择辞任。卸任以后的赵欣伯，由于做了多年汉奸，在中国根本没有生存空间，只好带着全家老小暂时旅居日本。两年后，赵欣伯再次返回国内，到北平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法律顾问。

土肥原贤二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等沾满罪恶鲜血的战犯，受到了正义的制裁。大法官倪征燠临危受命，回国搜集日本侵华的罪证，以配合审判日本战犯。赵欣伯这位背靠日寇，在中国作威作福多年的大汉奸，因此迎来了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他答应倪征燠，会亲手书写证据材料，为审判日本战犯提供证据。

然而，赵欣伯却没能抓住命运赋予他的这次珍贵的自我救赎机会，等到倪征燠找他要资料时，赵欣伯已经将写好的资料全部撕毁。倪征燠调查才知，赵欣伯是听闻了一些荒谬的传言，认为日本侵略者还会卷土重来，才做出如此愚昧的决定。

1946年，赵欣伯被以汉奸罪逮捕，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期间，死不悔改的赵欣伯，竟然企图贿赂相关司法人员脱身，未能得逞。一直到1951年，赵欣伯因脑血栓猝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大汉奸赵欣伯被关押期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已经无力顾及这些汉奸，为何他还有余钱实施贿赂呢？这与他旅居日本期间的一些商业投资有关，也正是在那段时间，赵欣伯与后来的扫地大妈赵碧琰结为夫妻。

赵碧琰是赵欣伯的第二任妻子，娶赵碧琰以前，赵欣伯曾有一段婚姻，他的原配妻子叫王碧琰。

王碧琰是赵欣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女人，她出身青楼，且年纪比赵欣伯整整大了8岁，但赵欣伯对她却非常尊重。当年赵欣伯赴日留学时，王碧琰倾其所有，取出了全部积蓄，为赵欣伯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因此，赵欣伯对王碧琰又敬又爱，夫妻相敬如宾。夫妻抵达日本后，琴瑟和谐，赵欣伯与王碧琰十分恩爱。可惜好景不长，王碧琰因为生病住进医院，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却因为医院操作失误，发生医疗事故，王碧琰于1919年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院。王碧琰的意外死亡，令赵欣伯万分悲痛，对亡妻念念不忘。

赵欣伯有一个妹妹在大连读书，与赵碧琰是同学。赵碧琰当时用的名字叫耿维馥，她得知同学的哥哥是赵欣伯后，主动表达了自己对他的倾慕之情。1921年，赵欣伯从日本返回大连期间，经自己的妹妹介绍，赵欣伯与小自己10岁的耿维馥相识。

彼时，距离王碧琰过世已经两年，但赵欣伯仍然陷在亡妻的悲伤之中。赵欣伯的妹妹介绍耿维馥与哥哥相识，一来是满足同学耿维馥的愿望，二来是希望借此帮助哥哥脱离思念亡妻的这种状态，有意让他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赵欣伯对耿维馥的印象很好，耿维馥也很喜欢赵欣伯。在妹妹的劝导下，赵欣伯起了再娶的想法。但赵欣伯对耿维馥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若是她不能答应，就不会考虑结婚的事情。

赵欣伯提出的条件是：“耿维馥在婚后，必须改用原配妻子的名字（王碧琰），同时还要跟随自己的姓，叫赵碧琰。”

姓氏对于中国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更改名字不算什么，但改姓的要求确实有些苛刻了。不过，赵欣伯却始终坚持着这一点，哪怕放弃结婚。被逼无奈之下，耿维馥最终还是答应了赵欣伯提出的条件，这才改名改姓叫赵碧琰。

因为赵碧琰的妥协，赵欣伯与赵碧琰的婚礼如期举行，两人领完结婚证后，赵碧琰跟随赵欣伯，一同前往日本生活。

赵欣伯与赵碧琰在日本期间，赵欣伯在远离中国的日本如鱼得水，利用自己在日本的资源，做起了“盘尼西林”的生意，并进行多方投资，赚取了巨额利润。1925年，赵碧琰为赵欣伯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赵宗阳。

赵宗阳的出生，令赵欣伯与赵碧琰非常高兴，给家中增添了许多的笑声。然而，赵宗阳的命运并不完美，在3岁那年曾患脑炎，虽然医治及时康复了，却导致左眼失明。对于赵碧琰而言，这件事情的发生，既是不幸，也是万幸，因为除了左眼失明外，赵宗阳并未留下其他的后遗症。

赵欣伯、赵宗阳、赵碧琰合影

彼时的赵家在日本颇为得意，赵欣伯利用手中权力敛财的同时，又将目光投向了投资理财，于1934年、1935年间，在东京调布市飞田给、国领町、神奈川县箱根町仙石原等地购买了大量土地。

据赵欣伯长孙赵昭明后来口述，爷爷赵欣伯与奶奶赵碧琰在日本的繁华地带购置了50余块土地，总面积高达十几万平方米（也曾有报载，赵欣伯土地面积1600余平方米，另有说法是27500 平方米，几种说法差距很大。但根据后来日本《新潮周刊》披露的土地价值相当于30亿人民币来看，1600余平方米不可信，赵昭明的说法更合理。），并积累了大量的珠宝和金条，藏于一处密室之内。而且，赵欣伯将这些土地都归在了赵碧琰名下。

为了证明赵碧琰的身份，还专门请律师，使用法律语言证实了妻子赵碧琰和儿子赵宗阳的特征。这份证明对赵碧琰、赵宗阳母子的特征描述非常细致，如赵宗阳右眼残疾一事，以及赵宗阳惯用左手，是左撇子等特征，全都有详细记录。

1939年，赵欣伯返回中国北平时，将自己在东京的地契全都随身带了回来，装进一只铁皮箱子中。抵达北平以后，他在北京铸钟厂附近购置了几套房产，用于安顿赵家所有人居住。他和赵碧琰选择了一套位于旧鼓楼大街胡同的房产居住，赵欣伯则在搬家第一天，在这套房产的一个房间中，挖了一个大坑，将装有东京地契的铁箱子，埋了下去。

赵欣伯在返回中国之前，将自己在东京的所有土地都交给了一个叫铃木弥之助的日本朋友代管。显然，赵欣伯在当时应该是对自己回国的前景有所预测，所以才会先嘱托律师写下对妻子和儿子的证明，又将自己在东京拥有的土地托给日本朋友代管。

1943年，赵欣伯与赵碧琰获得一次去日本的良机，他们趁机到日本查看自己的财产情况，在铃木弥之助的代管下，一切还算正常。因此，铃木弥之助取得了赵欣伯夫妇的信任，继续将这些土地、产业托给他代管，便匆匆返回了国内。

赵碧琰、赵宗阳母子合影

只不过，赵欣伯夫妻二人没想到的是，这次离开日本后，赵欣伯就再也没能前往日本。1945年日本投降后，赵欣伯当大汉奸时所犯下的罪行，得到了法律的制裁，并于1951年病死在狱中。

赵欣伯入狱开始，赵家所有人都背负上了一个骂名——“汉奸家属”。好在新中国很宽容，并未因为赵欣伯而追究赵家所有人的罪责。赵家人虽然因为赵欣伯而风光不在，但还能如普通百姓一样，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赵碧琰也正是因为家道中落，才逐渐开始成为一名“扫地大妈”，靠自己劳动赚钱，来补贴家用。

与此前的生活条件相比，物质条件有着天壤之别，但赵碧琰也很知足，有地方住，有工作干，虽然艰苦，但足以生活。赵碧琰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女人，她知道自己的丈夫罪孽有多深，也知道新中国对赵家已经很宽容，所以，她觉得对这样的生活很满足。

除此以外，赵碧琰还将自己的姓改了回来，改叫耿碧琰（为了阅读流畅，后文继续使用“赵碧琰”这个名字）。从这一点来看，她对当年改姓一事，也并非全不在意， 只是为了自己的爱情，选择了委曲求全。

白驹过隙，时光飞逝，转眼间十余年过去了。1963年夏天，一辆轿车突然停在了赵碧琰的老宅门前，从轿车上走下来三位气质不凡的男士，径直进入老宅。三人见到赵碧琰后，向她做了自我介绍，赵碧琰这才知道，原来对方分别是侨委的陈焜旺先生、吴甫文先生，以及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承志。

彼时的赵碧琰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为了照顾她的情况，三人同她沟通时，采用了中日语相间的沟通方式，尽量将事情讲清楚。经过三人耐心讲述，赵碧琰才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廖承志等三人此次前来，与赵欣伯和赵碧琰早年间留在日本的土地、产业、财产有关。赵欣伯死后，赵碧琰与铃木弥之助断了联系，从此对自己在日本的产业状况失去联系。这么多年过去，一直没有任何消息。赵碧琰不知道的是，她在国内当扫地大妈，低调而平静的生活时，日本那边却因为她在东京的财产，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赵碧琰、赵宗阳母子照

赵欣伯的死讯，数年后传至日本，落入铃木弥之助耳中。铃木弥之助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赵欣伯数年来始终未与自己取得联系，是因为他已经死了。从而推断，他的妻子赵碧琰也未与自己联系，可能也已经死了。

想到这点，托管赵欣伯在东京土地多年的铃木弥之助，顿时起了贪念，决心要侵吞这些土地。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专程赶到一处庙宇，买来一些留存下来的旧纸、老墨，精心伪造出一份假文件，在文件中写道：“如果赵碧琰去世了，全部财产就归铃木所有。”

伪造文件后，铃木弥之助的胆子更大了，他等待了一段时间后，赵碧琰始终没有与他取得联系。铃木弥之助消耗完了最后的耐心，终于开始对赵碧琰名下的土地动手。他先是卖掉了 “飞田给”、“狛江”的两块土地，将所得的钱部分交土地税，剩余的部分全都揣进了自己的腰包。

又过了几年后，铃木弥之助的贪欲愈发的膨胀，已然将赵碧琰名下的土地视为自己的私产。他不打算直接出售这些土地，一来售卖土地比较麻烦且容易出现问题，二来售卖土地要交一大笔土地税。

铃木弥之助思来想去，决定与日韩的黑帮势力合作，让他们在这些土地上经营各种场所进行牟利，他则直接从中收取分红，既省去了管理土地的麻烦，又能获得大笔的利润。铃木弥之助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败露。

日韩的黑帮势力得知此事后，也起了贪念，不愿意继续支付给铃木弥之助分红。在各方势力的分割下，赵碧琰名下的土地俨然成为了“无主之地”，谁有本事霸占，即可利用这些土地获利。

除了这些黑帮势力以外，一些知情的律师也开始对这些土地动脑筋，他们不打算与这些黑帮势力正面硬拼，而是打起了利用日本法律侵吞所有的土地。从此以后，各方人士纷纷加入到侵吞赵碧琰名下土地的行列中，所使用的手段也是一个比一个卑鄙。

有的日本律师，一边伪造赵碧琰在广州病逝的假新闻，一边炮制出一些拥有“继承权”的干儿子、女婿等假身份，参与争夺赵碧琰的土地；

台湾的一个退休警察，利用自己多年管理档案的经验，经过一番调查了解后，根据赵碧琰的过往经历，伪造档案，直接炮制出一个假赵碧琰来；

台湾的假赵碧琰（左）

香港的一个骗子最狠，找人伪装赵碧琰的儿子赵宗阳，为了逼真，竟然将左眼给弄瞎；

为了争夺赵碧琰的土地，这些人真可谓不择手段。一时之间，来自各地的假赵碧琰、假赵宗阳不断出现。由于真正的赵碧琰长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经过多年发酵，逐渐闹上了法庭，成为日本当年的一起著名案件。

为何这些骗子为了得到赵碧琰名下的土地如此丧心病狂？因为赵碧琰名下的土地，经过多年的升值，价值已经高得离谱，这才引来了各地的“牛鬼蛇神”，企图侵占赵碧琰在东京的土地。

为了维护国人的财产安全，这才有了前文提到的一幕，廖承志等三人前往赵碧琰处，与她说清楚目前的情况，并希望她能将名字重新改为赵碧琰（此前回国后改名为耿碧琰，但东京文件上留的都是赵碧琰，所以希望她改回去）。

赵碧琰得知情况后，将名字改回赵碧琰，并准备与那些企图侵占她在东京土地的人对簿公堂。然而，就在众人为此案多方努力时，由于一些原因，此案被搁置了多年，赵欣伯埋在家里的地契也被损毁。直到1973年，赵碧琰才在国务院侨办等单位的帮助下，得以获得到东京出庭的机会。

赵碧琰（前左二）在法庭上

赵碧琰出庭后，详细说明了她与丈夫赵欣伯三次抵达日本的经历，并说明了那些土地的购买过程。遗憾的是，铃木弥之助并不承认自己接受委托管理土地的事情，坚称这些土地全都归自己所有，并发动自己在日本法律界的关系，影响了最终的判决结果，这些土地继续归铃木弥之助所有。

这件案子之所以被如此判罚，是因为东京地方裁判所不承认赵碧琰的身份。也就是说，赵碧琰想要拿回自己在东京的土地，需要证明自己是赵碧琰才行。为此，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指派傅志人为诉讼律师，帮助赵碧琰打赢这场官司。

赵宗阳赴日后，中国 《盼望》杂志刊文声援

傅志人是一位极其专业的律师，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开始着手调查、分析，并亲自跑遍大连、沈阳、北京、长春等地，搜集相关证据。同时，赵碧琰与溥仪的胞妹金蕊秀（即爱新觉 罗·韫颖）见面，由金蕊秀出面为她作证。

赵宗阳与日本的同学们合影

赵宗阳也与日本的同学取得了联系，在赴日本期间，一同去了在日本读书时的学校，并找到了当年读书时为一只猫所立的“猫塚”。

由于这一次准备充分，又有傅志人大律师亲自出庭，加上一系列证人的作证，令日本法院不得不承认事实，赵碧琰因此重新取回了财产。至于赵碧琰和丈夫当年留在日本的金条和珠宝，被美国军队发现后，财产交由日本大藏省保管。在赵碧琰打赢官司以后，这部分财产也取回了大部分。

傅志人晚年时接受媒体采访

据中新社报道说，赵碧琰此次从日本拿回来的遗留财产，总价值约30亿人民币。赵碧琰对子孙们公布的捐献价值24亿元人民币的财产，占总财产的80%。其实，早在1981年，赵碧琰与赵宗阳母子，就做了这个决定。

赵碧琰母子委托傅志人律师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处置财产的文书》的文件，郑重承诺了将自己80%的财产捐献，只是到了1984年，才对其他子孙们公布这个决定。

赵碧琰劝慰子孙们的话，都是她的真心话，她所表达的“钱多是祸害”的想法，也是她的真实想法。赵碧琰说完这句话以后，与赵家人当面就做了解释：“这些钱如果追到根儿上，肯定是有点问题的，我原本想放弃，但又不愿意便宜日本人，这才将财产要回来，这要感谢国家的支持，以后赵家人就可以挺起腰板做人了。”

赵碧琰接着说：“剩下的20%财产，除了还清我在医院所欠的医药费以外，其余全都分给你们，大家怎么看？”赵碧琰说这番话的时候，非常诚恳，她的家人们也都尊重了她的安排，算是为此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日本 《新闻周刊 》刊登赵碧瑛胜诉的消息

在大是大非面前，赵碧琰老人始终保持了清醒，拥有一颗感恩之心，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无论如何，24亿元人民币在那个年代都算是天文数字，能够做出捐献的决定，还是不得不佩服她的魄力。赵碧琰老人捐献这笔钱，其实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替自己的丈夫赎罪。

1989年6月，赵碧琰老人去世。赵宗阳继承部分财产后，并没有过上奢靡的生活，依然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生活，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直到1985年从北京市 民政局退休。他对子女的要求也很高，三子一女深受父亲的影响，进入社会后全都自食其力，凭借自己的努力经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