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

1989年秋天，我以自费留学生的身份远赴联邦德国。那个时候，世界上有两个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德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两德统一的大幕徐徐拉开。我亲眼目睹了柏林墙怎样倒塌，两个德国怎样走向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又面临怎样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大墙时代

长途跋涉来到德国，还未完全洗去旅途的征尘，就被身边发生的一切深深吸引住了。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风暴的中心是柏林。

柏林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城市。二战结束后，根据有关协议，战败国德国被美苏英法划分为四个占领区。1949年8月14日，西部美英法占领区合为一体，宣布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同年10月7日，德国东部(苏占区)也组建了政府，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民德)”；作为战前首都的柏林位于东德的中东部，它也被划为四个占领区，苏占区称为东柏林，是东德的首都，美英法占领区称为西柏林，是西德的一个州，它如同孤岛一样处在东德的四面包围之中。

这个孤岛，曾经爆发过一场国际危机，把“冷战”演绎到了极致。

1948年，苏联切断了西柏林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一切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运输线，企图迫使西方国家放弃他们在西柏林的权利。于是美国和英国从这一年6月26日开始每天向西柏林空运生活必需品，持续达11个月，直到1949年5月4日苏联同意解除封锁。而结束封锁的原因是，西方对东德的交通运输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特别是西方禁止进口东欧集团的全部重要出口物资。

在空运的日子里，流传着一个“摇翅膀叔叔”的故事，说的是美军飞行员霍尔沃森驾驶的运输机上，不仅有各种生活必需品，还特地给西柏林的孩子们带去了泡泡糖。为了让孩子们在飞机短暂的停留期间尽快赶到机场，他约定了暗号。在无数的飞机中，摇晃着翅膀的那一架就是带来糖果的飞机。孩子们看见这架飞机，便喊着“摇翅膀叔叔”的名字，欢呼雀跃地跑来。

封锁取消了，冷战还在升级。

从德国被划分为不同的占领区时起，就不断有人从东德逃向西德，尽管1957年通过的东德法律规定，未经允许逃离东德者将被处以3年的监禁，但截止到1961年，陆续有近350万东德人逃亡西方，占东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医生、教授、工程师和政府官员。

1961年8月12日晚上，100多万柏林人上床睡觉时，并没觉得和往常有什么不同。午夜过后，满载东德军队的卡车开到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桩、铁丝网、水泥柱、石块、镐头、铁锹。

8月13日，东柏林人一觉醒来，听到的第一条新闻是：“华沙条约国请求东德政府对柏林内部和周边地区建立有效的控制。”一个小时内，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81个路口均被封锁，剩下的也随即关闭。东德与西柏林间所有的交通路线全部切断，地铁和有轨电车也不再通行。

更令人惊异的是，一道被称为“柏林墙”的东西一夜之间从天而降。

原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经历》中，对建立柏林墙的背景、经过及其影响作了详细介绍。他说：

从1949年到1961年，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是开放的(与西德的边界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既无安全措施，也不进行检查，边界线就蜿蜒在街道、住宅区、树林或河道中，每天有50万人通过边界。

那时在柏林西区至少有80个间谍机构和恐怖组织。对东德进行内部颠覆活动和货币投机，并且大量招募东德劳动力。这些动态的发展引起了东德政府的高度警惕。1961年8月3日至5日，华沙成员国的第一书记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时，东德统一社会党在同苏联共产党协商后提出，应按一般主权国家的做法对东西德、东西柏林边界进行“有效控制”，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昂纳克说，他当时任党中央书记和国防委员会书记，第一书记鸟布利希责成他采取行动。

于是，8月11日由人民议院发表时局声明，指出欧洲和平面临严重威胁。8月12日部长会议通过对边界实现“有效控制”的协议，下午4时鸟布利希签署命令，8月13日(星期日)零点开始行动，国家人民军战士和工人战斗队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建起了一道“柏林墙”。

最初，“柏林墙”只是一道铁丝网，以后才用灰色水泥预制板和砖块砌成。全长166公里。其中46公里横穿柏林市，其余为西柏林同东德波茨坦专区和(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专区的分界线，把整个西柏林环形包围，只留有9个过境通道。柏林墙并非只是一堵墙，而是两堵墙，靠西的那堵墙高3，5米至4米，墙头铺设有一根直径为35厘米至40厘米的铁管，使人无法攀登翻越，靠东的墙大体差不多。两墙之间是一条宽窄不等(平均50米宽)的狭长地带，作为控制区，其中建有一条宽6至7米的军用车辆通道，在108公里长的地段挖有拦截汽车的坑道，有的地方深达5米。沿着柏林墙总计有265个嘹望塔、137个碉堡和274个养有警犬的设施，墙上普遍装有报警器和照明设备，一接触铁丝网就会发出警报声。

在建柏林墙的同时，东德在与西德的整个边界上也拉起了铁丝网，挖掘了松土带，并逐步设立了严密的观察哨所和自动射击装置(直到80年代，在西德人的强烈抗议下，同时西德政府以两笔巨额贷款为交换条件，才使这些自动射击装置被清除)。1963年6月21日，东德国防部长签署了一条命令，对居住在距离边境线30到100米范围内的东德居民进行严密控制，任何人企图进入这一区域都需要特殊许可，否则就要接受严厉的惩罚。在东西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候，边境线一带还埋设了70多万颗地雷。

初见柏林墙

我第一次看见柏林墙是在踏上德国的第一个夜晚，火车穿越东西柏林边界时，透过车窗，只能隐隐见到一条河在昏暗的路灯照射下闪着点点波光，河边有一道长长的墙体的黑影。有人叫了一声：“看，柏林墙。”就这一瞬间，我从东方跨入了西方。

几天后，姐姐专门带我去看柏林墙，由于这道墙的特殊意义，它已经成了柏林的一大景观。

当我站在柏林墙边，与它如此近距离接触时，心情很是异样。最初，我并没有激动震撼一类的感觉。反倒有一些失望：这就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柏林墙?不过就是一道长长的望不见头的几米高的水泥墙，平淡无奇，实在谈不上艺术价值。但我仍然被触动了，因为我看到西德人民已经把这个平淡呆板的墙体变成了生动幽默的画廊，不知哪路高明的画家在这块巨幅画布上任意挥洒想象涂抹色彩，艳丽的色块，抽象的图案，粗大的字母……它们要表达什么?宣泄什么?渴望什么?期待什么?

目光越过柏林墙，看到墙东边的勃兰登堡门，它是另一个作为柏林城市象征的古迹，建于1788～1791年，是当时古勃兰登堡国的雄伟--

城门，二战中，勃兰登堡门被炸得遍体鳞伤，只剩下断壁残垣。唯令柏林市民慰藉的是，大门没有倒塌，它依然象征吉祥，给人从头开始的力量。今天，一堵灰暗冰冷的墙体在它的粗大门柱前拦腰一刀，使这座大门变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

柏林墙与勃兰登堡门之间，有一片开阔地，也叫隔离防护无人区，登高而望，发现那里有许多设施：铁丝网栅栏——瞭望塔——混凝土防御掩体——信号装置——探照灯——警犬巡视路线——边防军巡逻线——岗哨边界线及标杆——车辆陷坑Or柱式高杆照明灯——坚固的控制带(死亡带)——上面装有钢管的混凝土板块墙。此外，在一定距离内装有自动发射装置。任何人想穿越这一死亡地带，都是不可想象的。

墓地背后的故事

我们沿着柏林墙漫步，突然，一块小小的墓地跳进眼中，十几个白色十字架伫立墙脚，用松枝和鲜花编织的花圈靠在十字架前。

姐姐告诉我，柏林墙建起之后，仍然有人不顾危险冒死翻墙逃跑，士兵便向逃跑者开枪，酿成了一幕幕悲剧。西德人在墙的这一侧为死难者立起了墓碑，一个十字架就是一个冤屈的灵魂，每一个十字架上都标有死难者的姓名和死亡日期，我发现大多数是“无名氏”，最后一个死者的死亡日期是1989年2月5日。后来每当我想起这最后一位死难者，都不禁扼腕叹息：“若是他有先知，再耐心等待几个月……”

(我回国后查阅了资料得知，从1961年到1989年的28年间，在柏林墙和两德其他边界上，共有201名“偷越国境者”被开枪打死。最后一名是一个叫古埃勒夫的20岁青年。1989年2月5日晚9时，古和他的朋友高迪安试图偷渡柏林图尔托夫运河，在匍匐3个小时后，古因触动警报器被打死，高受重伤。)

这块墓地真正让我心灵震颤，同时也使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东德人是怎样越过如此严密如此恐怖的柏林墙防御设施而逃跑的呢?多年以后。我找到了这些故事。

对于普通的德国人来说，柏林墙所代表的并不是诸如东西方冷战、对立、分裂这样的政治大概念，而是数以千百计的小人物悲壮而辛酸的传奇，这些小人物用非凡的智慧和勇气，甚至用自己的生命，为盛产童话的德国再添新的童话，这个新童话的名字，叫做“不自由，毋宁死”。

第一个翻墙人

历史记载，柏林墙初步完成，即东西柏林正式分割的时间，是1961年8月13日中午12点37分，以最后一个路口宣布封锁为标志。

13日下午，第一个翻墙人出现了。一个青年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向铁丝网，三名警察追上了他，将他打倒在地，谁也没有想到，被打倒的他竟奇迹般又站了起来，夺过警察的枪，一边与警察对峙一边继续向西柏林飞奔。警察冲上去和他又一次扭打成一团，并且一刀刺进青年人的膝盖。就在此刻，西柏林群众雷鸣般的怒吼惊醒了三名警察，于是他们扔下青年跑回柏林墙的另一侧。这个青年拖着残废的腿，一边拼命呼救一边爬到了西柏林。

钻栏杆

柏林墙并不是铁板一块，总有那么几个门，几个交通站，于是，被困在东柏林的一位青年就打起了交通站的主意。经实地查看，交通站是靠栏杆来封锁交通的，虽然栏杆结实，撞不断，但是栏杆比较高，如果汽车足够矮，可以从栏杆底下直接钻过去。

于是计划诞生了，这个青年开着一辆又小又矮的车，把自己的女友放在行李箱里，趁警察不注意，开足马力，一下从栏杆下面钻到了西柏林。

在这样的“奇迹”接连发生了两起之后，恼怒的东德警察在栏杆下面装了无数垂直的铁条，别说是车，就是条蛇也休想再钻过去了。

“地道战”

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他的家人通过挖地道从柏林墙的下面钻到了西柏林。这个地道挖了整整6个月，为了不被地面人员发现，地道深入地下12米!这样庞大的工程，这样长的时间，真不知道逃亡者是怎样承受的。这个孩子当然什么也不知道，当他从地道口出现在西柏林的时候，面对记者和救援人群发表感想如下：“这个大洞洞怪吓人的，不过没有野兽。”

“火星撞地球”

在柏林墙刚完成的那一年，由于墙体还不是很坚固，有人就想出了办法：开重型车辆直接撞墙，冲进西柏林。

1961年，这类事件多达14起。

逃亡者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高墙，还有来自军队和警察的密集射击。一个叫布鲁希克的东德人和他的同伙用大客车冲击柏林墙，但是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发现了。军队和警察从多个方向向客车密集射击，客车起火燃烧，弹痕累累!还好，客车质量过硬，不但没有熄火，还在布鲁希克良好的驾驶下奋勇加速，一声巨响，柏林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缺口，整个客车冲进了西柏林!欢呼的人群拥上来迎接，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驾驶座上的布鲁希克身中19弹，他是用生命的最后意志坚持加速，冲向柏林墙的。当客车冲进西柏林的那一刻，布鲁希克停止了呼吸。

自造潜水艇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自己造了个潜水艇潜过界河到达西德，他用的是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还有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硬是在家造出了一个个人用的小潜水艇。这潜水艇在水下航行了5个多小时，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这小潜水艇真是一个奇迹，青年的逃亡过程使他立刻在西德找到了工作，各大机械公司竞相聘用该青年为设计师，听说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跳楼者

凡靠近柏林墙的高楼，都成了东德人“跳楼”的场所。只要你爬到楼上，表现出逃亡的意图，西柏林的同胞们就抬着床单蜂拥前来接应。鼓足勇气，一跃而下，只要把握了方向，就可以在空中逾越柏林墙，落到床单上。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高的运动天分的，曾经有一家三口一起跳楼，6岁的孩子成功了，父亲和母亲却摔到了地面，一个伤了内脏，一个伤了脊椎。在短短的跳楼时代，有4个人因跳楼而死亡。

年纪最大的跳楼者是一位77岁的老太太，她在跳下来之前，把自己吓得瘫倒在了地板上，无论大家怎么鼓励也无法跳下来。就在西柏林人失望地打算散去时，一个意外发生了，东柏林的警察发现了情况，冲进大楼，警察砸门的声音给了老太太无穷的动力，她冲向窗口，果断地一跃而下……

再后来，西德人又改用汽车接应跳楼者，顶部预先布置好的汽车突然冲向柏林墙，跳楼者就把握这一刹那裹着被子飞跃而下，直扑汽车顶部，汽车接到人后马上退回西柏林。

直到东德下了决心，把柏林墙东德一侧的高楼全部推平，空出一片几百米的“恐怖区”以后，居然还有人延续了这个跳楼逃亡法。一位工程师设计了一个强力弹射装置，从东柏林市内的高楼起跳，“弹”了数百米到达西柏林，然后利用自己制造的降落伞缓缓落地。

胜利大逃亡

柏林墙，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刚到德国的我并不知道，这本书新的一页正在掀开。

谁都没想到，搬动柏林墙上第一块石头的，竟然是匈牙利这个中欧小国。1989年5月，匈牙利作出一项决议，开放与奥地利的边界，清除埋设在260公里长的边界的地雷，打开了东欧国家与西方的通道。6月27日，匈牙利外长久拉·霍恩和奥地利外长阿洛依斯·莫克象征性地在奥匈边界剪断第一截铁丝网后不久，一批批东德人便通过到匈牙利旅游的机会逃往奥地利，继而逃往西德。

新一轮更大的逃亡潮开始了。

我们在德国，几乎天天从电视上看到这样的镜头：

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借着去匈牙利旅游的机会，越过匈奥边界，进入奥地利，然后再从奥地利奔向西德境内。西德对东部的同胞兄弟敞开怀抱，来者不拒。

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样成为东德人逃往西德的通道，一群群东德人开车来到布拉格，他们把车扔在大街上，飞快地跑进西德驻布拉格的大使馆，成人们先把孩子和玩具熊举过栏杆，送进使馆的后院，然后乘警察未赶到时自己也翻墙而入。这时警察赶来了，把正在爬栏杆的人往下拉，院里的人则把他们拼命往里拽……第二天，更多的人来了，重复着同样的事情，警察也多起来，把使馆围住，可是难民更多，又把警察围起来。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回去，他们只有一个愿望：要西德政府接受他们。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波兰，近2000名东德难民汇聚在华沙的西德使馆门前，他们不愿再回东德，要求做一名西德人。

时间很快到了9月底，一直密切关注局势的西德外长根舍心里明白，他正在目睹东德的灭亡，他要为这堆烈火再添把柴。9月30日，根舍飞抵捷克首都布拉格，在使馆阳台上亮相，他宣布，在那里的东德人将获准移居西德。话没有讲完，听众就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西德的一位护送者随这些东德移民一同乘车奔赴西德，当他目睹列车梦幻般地从东德通过时，田野里，城市中，人们自发地向飞驰的列车挥动白手帕，铁路工人把大盖帽拿在手中向他们致敬。几个小时过后，当列车载着这些乘客隆隆驶入联邦德国的境界时，他们齐声高呼：“自由!自由!”

游行去

一列列专车载着成千上万的叛逆者奔向西方，这使东德局势更加动荡，人民要求开放边界自由来往、要求两德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东部各大城市不断举行游行集会，广场上的群众讲坛和教堂里的自由辩论磁石般吸引着普通市民。莱比锡市更是欲罢不能，渐渐形成每逢星期一下午人们上街游行的势头。东德民众不仅喊“我们是人民”的口号，更喊出“我们是一个民族”、“德国，统一的祖国”等新口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10月9日这一天，7万莱比锡人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就在这个时候，“当局要严厉镇压”的消息也在四处流传。

市民埃瓦尔德·迪姆一家三口参加了游行，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宣布了十点方案，内容就是反革命活动将于10月9日在莱比锡被镇压下去。“我非常担心。”他说，“……下午6点，我和妻子、女儿开车去市中心参加游行，我们加入了迪特里希环行路那里的行进队伍(当时看到机动警察全副武装，手持手枪、冲锋枪，在卡车里待命，所有的卡车都没有熄火)。我们高呼‘我们是人民!’如此壮观的场面使我受到鼓舞。我们的眼里闪烁着泪花，说不出是出于喜悦还是害怕。我们不知道降临到自己头上的会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我们不愿再像从前那样活着，管它降临到头上的会是什么!”

古德龙·菲舍尔，32岁，排版员，10月9日那天，她和丈夫早早把6岁的女儿哄上了床，然后她要和丈夫一起去参加游行，可丈夫不让她去，要她远远地避开政治，但是这次，她坚决要和丈夫一起去。她拉着丈夫的手，沿着库厄大街一路走去。

37岁的家庭妇女苏珊·罗梅尔也赶来参加游行，她看到教堂被包围了，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参与一场流血的冲突。她并没有回家，而是勇敢地走进教堂，那里面已经聚集了很多人，示威者们唱着神圣的歌曲，还不断地高喊口号：“我们坚守在这里!”“我们是人民!”喊得最响的口号是：“不要暴力!”

11月4日，东柏林爆发了东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近百万人走上街头。

11月7日东德政府辞职了。

11月9日

1989年的11月9日，修建了28年的柏林墙被推倒了，分裂了40年的东西德人民迈出了统一的第一步。

东德宣布开放边界的方式是极富戏剧性的，而导演这场剧的竟是一个意大利记者。在当天下午的每日例行记者招待会上，主持会议的民德政治局委员沙博夫斯基已经准备收场了，意大利安莎通讯社记者里卡多·艾尔曼拼命摇晃手臂要求提问，他问道：“您曾谈到当局犯了很多错误。您是否认为您不久前介绍的旅行法草案是个错误呢?”

沙博夫斯基掏出一张纸，宣读了新旅行法草案内容，然后似乎顺便似的说：“私人出国旅行今后无须说明理由。”接着又说：“按我的理解，该法从现在就生效，立即生效。”这时是下午6时53分。其实，当时新草案并没有获得通过。

这个时候，东德的其他领导人正在闭门开会，谁也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情，而东德的群众从电视实况转播中都清楚地听到了沙博夫斯基的话。世界各大通讯社几分钟后纷纷转发这一消息，称“民主德国开放边界，柏林墙不复存在。”

西德首都波恩，联邦议院中断了会议，向媒体发表声明。社民党主席弗格尔说：“这一决定表明，柏林墙在28年之后，失去了它的作用和意义。”议员们激动地唱起了国歌。

晚8时15分，第一批约80个东德人已经来到柏林墙边打探消息，到晚上11时，过境关卡上聚集了3万人。11时过后不久，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少将尼布林下令打开了边界。其实，晚上9时30分左右已有数不清的人从东柏林进入了西柏林，东德的边防警察已经无法控制他们了。

柏林墙首先被东柏林的青年冲开，通过决口向外涌出的人越来越多，悬念变成了狂欢，西德人也冲向东柏林人涌入的入口处，给客人们抛去巧克力、石竹花和玩具熊，敲击客人们的两冲程卫星牌小汽车以示欢迎，他们甚至把客人汽车排烟的汽油味称为“自由的芬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相互拥抱，新结识的朋友痛饮香槟，人人眼里闪动着泪花。在勃兰登堡大门前，德国人爬上了墙头，像马戏团里杂耍戏那样，把一个又一个的人拉了上去。他们打着V型手势，齐声呼喊：把墙推倒!并唱起“我们必胜!”有些人开始用锤子砸墙，似乎想拆掉这座墙。

负责防卫城市中心地带的英国军人派出了一支军乐队来到柏林墙跟前演奏，不仅为了缓和气氛，而且也是为了对局势加以不露声色的观察，英国人还提供了不带标记的大轿车把游客送来送去。

“就像圣灵降临，就像天使张开了翅膀……”一位亲眼目睹了此情此景的德国作家这样写道。

走向统一

柏林墙开放的第二天，即11月10日，在西柏林市政厅门前，东西柏林人几十年来首次联合聚会。西柏林市长在集会上说：德国人如今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威利·勃兰特，这位在1961年柏林墙出现时的西柏林市市长、在1969年首创对东方缓和政策的前西德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老一辈政治家，发出这样的感叹：“本来就是同根同属，现在又携手共进。”

西德现任总理科尔也登台亮相，他中断了对波兰的访问，风驰电掣般地赶回来，这位老练的政治家敏感地意识到：创造历史的时刻到来了。

普通的东德民众半个世纪以来还是头一次不用顾及威胁，他们像过节一样高兴，他们在西德免费喝豌豆汤、喝啤酒，免费看西德的足球比赛、听摇滚音乐会和交响音乐会。西德的银行星期六、星期天全天开业，让每个东德人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礼”。然后东德人就去商店买随身昕和牛仔装，甚至连商店在这个时候也不用遵守严格的法定营业时间。东德人乘坐西柏林地铁可以不买票，西柏林还备有城市游览图、咖啡和香蕉，全部免费提供给东德人。

当我又一次看到柏林墙，已经是1989年的年底，我从拜罗伊特市回到柏林过圣诞节和新年，此时正是人们欢庆柏林墙开放的日子。与上次截然不同，这里没有了岗楼的肃杀和墓地的悲凉。到处是欢天喜地的人群。柏林墙已打开了两个口，分别标识着：人口，出口。进出柏林墙两侧的人流排着长队。过了一会儿，有人爬上了柏林墙墙头，这在那段日子里已是常事，接着，又有许多人往上爬。墙下的人也不甘寂寞，不少人看来是有备而来，他们拿着锤子、凿子等工具，拼命地凿墙。后来，德国人把凿墙行为美誉为柏林墙的“啄木鸟”。

从1990年6月13日起，300名东德士兵和600名西德士兵借助13台推土机、55台挖掘机、66台起重机和175辆重型卡车的力量，开始彻底铲除已被民众大面积捣毁的柏林墙。到这一年的11月30日，除了6段留作纪念的柏林墙，其余的全被铲平。混凝土被粉碎再生，铺设道路，250块柏林墙墙体以1万到15万马克的价格被拍卖。

1990年10月3日，德国正式宣布统一，两个德国并存的现象一去不复返，lO月3日被定为“统一日”。

戈尔巴乔夫改写了历史

1990年夏秋之交，我父亲来到德国探亲旅游，刚到柏林，就嚷嚷着要去看柏林墙。这一天，姐姐和我陪他同往，来到了勃兰登堡门前。远远的，我们便看见，柏林墙已经没了，这一段最有代表性的墙体全被拆除了。父亲深感遗憾，一个劲儿说：不应全部拆掉，应该留下一段作为历史遗迹，历史文物。

柏林墙虽然没有了，但新的景观出现了，那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市场，许多人在摆地摊，出售各种与柏林墙有关的东西。最多的当然是柏林墙石块，五颜六色，大小不同，形状各异，价格从一马克到数十马克不等。

突然我们发现，除了柏林墙石，还有不少苏军物品在摊上出售，军帽、军用望远镜、皮包、徽章等等。

这场“最后的拍卖”预示着，苏军已完成使命，将撤出德国。

苏联军队在东德土地上有35万驻军，是惟一能够阻止德国统一的力量。在以前的几十年中，苏军用坦克和刺刀维持着东欧集团的团结统一，50年代，苏军镇压了东德的民众起义，扼杀了匈牙利的民主派势力，60年代末，坦克轧平了“布拉格之春”，这些事件，人们记忆犹新。那么，今天呢?

德国人对苏联的感情很复杂，他们把苏联称为“CCCP”(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俄文缩写)，我记得看过德国人画的一幅漫画，将CC-EP画成一副镣铐，绑在德国人身上。我曾经问过几个德国人(包括西德人和东德人)对苏联怎样评价，他们有人耸耸肩手一摊不说话，有人鼻子里哼一声，脸上露出讥讽的表情。

战后几十年，苏联不仅是战胜国、占领者，而且是社会主义集团的“老大哥”，在双重身份的重压下，东德人只有俯首贴耳，亦步亦趋，无论是第一任党和国家领袖沃尔特·乌布利希，还是第二任铁腕人物埃里希·昂纳克，都要惟苏联马首是瞻。任何一项重大决定，没有苏联点头，就无法做出。如1961年修建柏林墙，是经过赫鲁晓夫的批准，才开始了闪电般的行动。

“苏联老大哥”对东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控制着东德，同时也牢牢地扼住了东德的经济命脉。

英国作家艾伦·沃森在一本书中写道：“当西德享受着马歇尔计划的各种优惠和西方不断涌入的投资时，东德正在对付苏维埃窃贼。”

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和苏军的占领费压得东德喘不过气来，这些费用相当于1949年东德全部国民收入的16.9％。整座整座的工厂被拆掉了，运往苏联。强制获取的德国物资用封闭的火车，由警犬和武装部队看守着，运过了边境。那时候东德人的食品、生活用品都是配给制，面包、土豆、菜汤，每人每天就那么点。这样的生活到1958年才结束。

经济重建终于开始了。“老大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后来又叫“经互会”)的招牌下，给东欧各国作了分工，你生产这个，他生产那个，不能不服从。东德的任务是制造船只和重型机械，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现在的原材料只能来自东方，煤炭、钢铁都要从苏联进口，这些进口还必须以“老大哥”指定的出口偿还。

80年代末，充满“新思维”的改革派领导人米哈依·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他一改前几任的强硬态度，在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过去对东欧的做法，确认了自由选择的原则，并对“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或政治强加于人”予以谴责。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推动了东欧国家的改革，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都出现了民主运动，苏联均不插手不干预。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东德爆发了惊天动地的“1989年革命”。

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波恩，与科尔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德国自决的权利，表明了他愿意接受德国统一的信条。德国的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所有人意料，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戈尔巴乔夫明智地顺应了这一潮流。1990年1月30日这一天，科尔提出统一计划后仅仅两个月，戈尔巴乔夫就认同了德国统一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7月：科尔和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举行了会晤，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组织，同时他还同意在四年之内撤离在东德的35万军队，新德国应拥有“完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权”。

这一协议对双方来说是“双赢”，对于科尔，这意味着统一将马上成为现实，而他将作为一名统一德国的总理而名垂青史；对于戈尔巴乔夫，这是他为建立共有的欧洲大厦而实行的严谨外交及缓和政策达到的顶点。在他的推动下，旧的联盟不复存在，旧的恩怨一笔勾销，一个新欧洲诞生了。

无论以后历史怎样评价戈尔巴乔夫，德国人都会感谢他，两德统一，他功不可没。戈尔巴乔夫因此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

几年以后，一位德国记者采访了已经卸任的戈尔巴乔夫，请他谈谈当时的情况和想法。戈尔巴乔夫说：

我相信，我们和联邦总理科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行动是顺乎时代精神和具体的历史瞬间的要求的。……1989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苏联和东欧、中欧国家的民主改革越来越明显地为人们所察觉，新思维的政策开始在现实中结出硕果。关于德国问题的决定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形成的。……此外，德国人本身所表达的意愿不容忽视。如今情况表明，当时形势所迫，不可能把一切都考虑得面面俱到。但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目的已经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