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及原因（俄国普通工人特质读书笔记：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

在某种程度上，民族性格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和政策导向。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我们“近邻”的俄罗斯人，又有着什么样的民族性格？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一、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

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在历代沙皇和苏联（俄）时期的一系列领土扩张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1812年的俄法战争，俄罗斯人一举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将已有的欧洲秩序彻底颠覆；在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更是一路攻至柏林，将德国法西斯势力彻底挫骨扬灰，并在冷战时期，独霸世界一方。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发展陷入危机。在国家陷入生死存亡的时刻，民族主义再次登上了历史前台。尤其是普京当政后，民族主义成为了团结俄罗斯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的黏合剂。

俄罗斯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阅兵式现场

1）尚武精神

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说过：“唯有战争激发了民族感和自发地迫使人们去培养民族意识。”击败拿破仑和捣毁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历史，不仅让俄罗斯人充满自豪和骄傲，也滋生了他们“强势民族”的心态，并世代传承了下来。

只要俄罗斯人曾经打过胜仗的地方，就会树起纪念碑；直到今天，很多俄罗斯新婚夫妇都会在婚礼当天，向无名烈士墓献花。

频繁的对外战争，也让俄罗斯“收益颇丰”伊凡雷帝（1530—1584）时期，俄罗斯从莫斯科公国“升级”为沙皇俄国，领土面积达到了280万平方公里。经过300多年的扩张，截至一战爆发前，一度激增至2280万平方公里。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检阅受阅部队

2）排外心理

与我们想象的一样，俄罗斯人“排外”非常严重。实际上，他们的“排外心理”，有着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种排斥异族的心态，很容易上升为种族歧视。以犹太人为例：

早在1881年，沙俄就推行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语言和宗教的同化政策。他们关闭犹太人学校和出版刊物，并强迫犹太人儿童前往东正教会学校，学习东正教。

即便在苏联时期，官方打压犹太人的举措也有增无减。斯大林为了打压政治对手托洛茨基等人，一度利用他们的犹太人出身大做文章。另外，他禁止犹太人在国家机关工作，限制高等学校招收犹太人学生，许多科研机构也对犹太人有所限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上的反犹情绪依然存在，相关的暴力事件不时发生。譬如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曾公开宣称：“要想把反犹主义的思想彻底消灭，就应该让所有的犹太人都住到以色列去。”

实际上，日里诺夫斯基经常发表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观点，譬如“白俄罗斯应该加入俄罗斯”

3）追求实用的外交政策

纵观俄罗斯历史，“实用”一直是其永恒不变的外交准则。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牺牲他国甚至盟友的利益。这里面的代表人物，非斯大林莫属。

斯大林：一切为了利益！

二战爆发之初，斯大林先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不仅共同制定了瓜分欧洲的计划，还通过出口石油、锰、铜、镍铝等重要物资，狠狠地赚了一大笔。

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马上与“敌对势力”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在保证外蒙古的利益不受侵犯的基础上，直截了当地对“满洲国”予以承认，旨在换取其不对苏宣战的承诺。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宣战，旋即出兵东北。不过，苏联出兵的条件极为苛刻，即“恢复在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一切权益，并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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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哈尔滨的苏联红军

显然，苏联获得了自己想拥有的一切。他们不仅占领了库页岛南部以及包括千岛群岛在内的附近一切岛屿，并“夺回了”中东铁路、大连、旅顺港的控制权，外蒙古也在苏联的操纵下彻底脱离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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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斯大林“反复无常”的外交政策，基辛格曾深刻地提出：“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但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17世纪初法兰西王国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

二、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同样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显著特征之一。普京就曾指出，“在俄罗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这种习惯的消退是非常缓慢的。”

今天的俄罗斯农村

1）村社传统和土地公有制

纵观俄罗斯历史，他们有着长达1000多年的村社传统以及近70年的农业集体化历史。“土地不是私有财产，只是劳动的条件”，是沙俄时期农民的主流认知。

在苏俄土地改革（1917—1920）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18—1920）时期，全部土地再次收归国家所有；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后，集体农庄取代了村社，但土地公有制的传统继续延续了下来。因此，俄罗斯农民的土地私有制观念，一直都非常淡薄。

土地平均分配和定期重分、村社分配租税、给予贫困农户税收优惠和救济等制度的施行，让俄国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对他们而言，“村社（集体农庄）就是世界，就是和平和安定”。

对于俄罗斯人的这一心态，普京可谓深有体会。“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是把改善自己处境的愿望同自己的努力和创业精神联系在一起，而是首先想到国家和社会的扶持和帮助。”

普京

2）不受重视的个人价值和自由

集体主义的B面，自然是个人价值和自由的不受重视。这里的“奇妙心态”，集中表现在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对待态度上。一些因发表“不合时宜”言论的“持不同政见者”，干脆被官方宣布为疯子或精神病患者，并受到政府的严密监视。

譬如生物遗传学家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在出访英国期间，其苏联公民的资格被剥夺，并禁止他和家人返回苏联；“氢弹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因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和抗议“苏联侵犯人权”的行为，一度被当局驱逐出莫斯科，流放到高尔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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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卷土重来的萨哈罗夫们，亲手将苏联推向了万劫不复

3）平均主义

对于个人价值和自由的不重视，衍生出了对“追求个人成功”理念的天然反感。正如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所说的那样：“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观念里，平均分配、平等主义观念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在俄罗斯实行的证券私有化进程中，这种“平均主义理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1992年10—12月，俄罗斯开始向居民发放私有化证券，将国有资产无偿转让了出来。“凡俄罗斯公民，不分年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每人均可获得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坦诚说，这种“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显然将经济效益置之脑后。

90年代的俄罗斯年轻人

三、俄罗斯人的精神需求

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人的财富观念相对比较淡漠。有学者认为，上世纪90年代民主派的自由主义改革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俄罗斯人最为珍视的公平、正义等“古典价值观”。

1）注重国家和集体荣誉

在俄罗斯，政府向建立功勋者颁发奖章和勋章的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698年，彼得一世便创立了勋章奖励制。像圣安德烈勋章、圣涅夫斯基勋章、格奥尔吉勋章和弗拉基米尔大公勋章，都是给予战功卓著的军人的奖励。

彼得大帝一世

苏联时期，官方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党和政府所颁发的勋章和奖章，其种类和数量之多，可谓无人能及。“金星”奖章、“镰刀和锤子”金质奖章、列宁勋章、胜利勋章、红星勋章、苏沃洛夫勋章、库图佐夫勋章等，都是高规格荣誉的象征和代表。数据显示，仅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者，就有两万人之多。

在这些荣誉的激励下，苏联人民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将祖国从一个手扶木犁的落后农业国，建设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因此，很多生活并不富裕的二战老兵们，都会精心保存获得的各种勋章和奖章；每年的红场阅兵式上，他们胸前的一排排勋章和奖章，是全场最耀眼的风景。

阅兵式上挂满勋章的俄罗斯老兵

普京执政后，俄罗斯部分恢复了勋章和奖章制度。2001年4月，普京授予一名普通挤奶工二级“祖国荣誉”勋章；2013年5月1日，普京授予5名俄罗斯人“劳动英雄”金制奖章。

在一个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国家里，普京用奖章来宣扬劳动光荣的古典价值理念的行为，无疑唤起了俄罗斯人对往昔辉煌的怀念。

2）轻商抑商，耻于言利

按照东正教教义，“经商”从来都不是正途。俄国思想家米罗诺夫（1874—1948）在《俄国社会史》中写道：

“19世纪中叶的农民认为，出卖上帝的恩赐——粮食，是犯罪行为.....农民还不能接受把钱当作资本，借钱带利率，还钱付利息的做法。认为高利贷者是觊觎亲人的财产。”

因此，直到1915年，依然有很多农民对信贷机构持观望态度。当问他们“是否准备参加信贷合作社”时，他们会叹息着回答：“不，上帝保佑，我自己还过得去。”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坦诚说，诞生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在落后的沙俄落地生根，与其骨子里“轻商抑商”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

十月革命胜利后，农民成为了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主导力量，轻商抑商的东正教传统，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里，资产阶级成了“欺骗、暴力、残酷、犯罪”的代名词。

即便在苏联解体前夕的支持叶利钦的群众集会上，也从未出现过诸如“资本主义万岁”、“政权归资产阶级”等口号和标语。

叶利钦和他的支持者

3）仇富心理

在俄语中，“富农”泛指吝啬、守财奴、善于钻营，没有贵族身份但靠倒腾买卖而暴富的人。在沙俄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于1906年—1911年推行的旨在摧毁村社制度、扶植富农经济的土地改革）中，脱离村社的成功者被称为“富农”。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后，富农财产被没收，富农阶级几乎被全面摧毁。有的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被逮捕入狱甚至枪决，有的被驱逐流放到边远地区。有数据显示，到1932年年底，原本100万户左右的富农，只剩下不足6万户了。

富农阶层受到了残酷打击

不仅“富农阶级”遭受了严重打击，以小店主，小厂主及投机商为代表的耐普曼阶层，也遭受了灭顶之灾。

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所谓新经济政策，包含了粮食税代替征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商自由贸易，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等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耐普曼阶层初具规模。

政策颁布后，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数据显示，1922—1924年间，一半共青团员宣布退团，抗议国家“向资本主义过渡”，很多痛心疾首的老布尔什维克，甚至烧毁党证以示抗议。

伴随着1924年列宁的逝世和斯大林的上台，全国范围内加速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新经济政策被慢慢废除。与此同时，全部私商均被认为“具有投机性质”，耐普曼阶层成为了“国家公敌”，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截至30年代初，耐普曼彻底从社会阶级结构中消失了。

斯大林

4）富于文学和艺术创造力

在俄罗斯，很多生活拮据的当地人，对芭蕾舞或音乐会等“高雅艺术”一直情有独钟。他们在观赏时，不仅会刻意精心打扮、盛装出席，有些人还会给喜欢的演员献上价格不菲的鲜花。坦诚说，这是俄罗斯文化沉淀的结果。

不得不承认，在文学、音乐和绘画等领域，俄罗斯为世界贡献了无数杰出的艺术家和作品。

说到俄罗斯的文学，我们就会想到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果戈里、莱蒙托夫等作家和诗人；谈到音乐，就会想到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艺术家——要知道，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鼓舞着列宁格勒的居民们，战胜了德国法西斯900多天的围困。

满目疮痍的列宁格勒

最值得一提的，非俄罗斯的芭蕾舞艺术莫属。尽管芭蕾舞的诞生地不是俄罗斯，但正是俄罗斯人，将这一艺术发挥到了极致。也正是在俄罗斯艺术家的努力下，西欧的芭蕾舞艺术才开始得以恢复。无论在哪里上演这些作品，一票难求的情形司空见惯。

四、非此即彼的“二元”性格

谈到俄罗斯二元极端的民族性格，别尔嘉耶夫的论述可谓入木三分。“俄罗斯民族只能在极化性和矛盾性上与欧洲民族相比，它是更加直爽和更富有灵感的民族，它不懂得方法而好走极端。”

著名学者利哈乔夫（1906—1999）也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

1）“二元对撞”的民族特质

沙俄时期的哥萨克，不仅是“奇葩”般的存在，也是俄罗斯二元民族性格中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他与国家政权和制度水火不容，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哥萨克一词，本身就有“自由人”的内涵）；与此同时，崇尚自由的哥萨克，也是国家对外扩张的排头兵。

拓展阅读：哥萨克是谁？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

哥萨克骑兵

同样，俄罗斯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家们，也有着极为深厚的“二元思维”。

主动进行国家改革的彼得大帝，用更为野蛮的手段驯服了野蛮的俄国；主张学习西方自由、平等启蒙思想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把沙俄变成了一个等级极为森严的社会；在执政之初信誓旦旦要给俄国一部宪法亚历山大一世，后期却在国内推行了严苛的军警专制制度。

2）非左即右的“极端”经济政策

从1861年到1991年，俄罗斯完成了从“资本主义一社会主义一资本主义”的大轮回。

沙俄的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了大门。数据显示，1913年俄国的谷物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工业生产跃居世界前五位。

十月革命胜利后后，苏联（俄）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全部土地被政府强制收归国有，银行、商业、铁路和工业国有化，对外贸易也被国家垄断。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主导实施的“休克疗法”经济改革，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庞大的国有资产被迅速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寡头手中，政府从无所不包的大管家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

作为“七大寡头”之一霍多尔科夫斯基，最终被更为强势的普京送进了监狱

3）简单粗暴的对外政策

卡廷森林事件，让世人见证了俄罗斯民族的极端性。1939年9月，大约有25万名波兰军人和其他抵抗人士沦为苏军俘虏。1940年3月，经斯大林和政治局批准，苏联内务部在斯摩棱斯克近郊的卡廷森林及其附近地区，枪决了其中的2万多名战俘，并就地掩埋。

万人坑被德军发现后，苏联官方对此断然否认，不仅指控德国为杀人元凶，并指责波兰与希特勒合作，旋即宣布与波兰断交。

不过，在1990年4月，苏联官方突然公开承认对卡廷大屠杀负有全部责任，并向波兰转交了一些相关的档案材料。1992年，叶利钦派特使飞往华沙，再次向波兰转交了有关卡廷森林事件的绝密档案文件。

尽管俄罗斯人在对卡廷事件的发生“深表遗憾”，并对波兰人民及其死难者亲友表示“深切同情”。但是，他们丝毫没有为这一行为感到内疚和难堪。或许，他们早已对这种急转直下、简单粗暴的处事原则习以为常了。

电影《卡廷惨案》中的波兰官兵

4）非白即黑的改革

纵观俄罗斯历史，几乎所有的渐进式改革，无一成功的先例。

亚历山大一世改革后，爆发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贵族革命；致力于解放农奴的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身亡；颁布法律限制君主权力，选举国家杜马并赋予其立法权的尼古拉二世，在十月革命后被红军枪决。

苏联时期，以“解冻”改革闻名的鲁晓夫，在1957年“反党集团”事件爆发后，于1964年被解除一切权力，不得不“宣布退休”；实施“公开性、民主化”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12月被迫辞去总统职务，苏联也随之宣布解体。

夸夸其谈的戈尔巴乔夫

反观俄罗斯历史上成功的改革，无一不是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后才“成功的”。如彼得一世亲手处死了反对改革的阿列克谢王子，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夺去了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

五、权力崇拜

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也是俄罗斯政治制度的显著特征。伊凡四世于16世纪进行的特辖制改革，开启了加强君主权力的进程；彼得一世于18世纪的改革，最终确立了绝对君主专制制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通过了“超级总统制”，即总统的权力凌驾于立法、司法和执行权力之上。

1）只反贵族，不反沙皇

俄罗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反沙皇，只反贵族”。因为在俄国人心中，沙皇是上帝的使者，是善良和仁慈的化身。君主之所以实行暴政，那是因为他“不是真正的沙皇”。

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1606—1607）的领袖鲍洛特尼科夫，就打着“好沙皇”伊凡四世之子德米特里的旗号，召集军队，旨在推翻沙皇瓦西里四世；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以“沙皇彼得三世”自居，提出了“解放农民，消灭贵族和地主”的口号，深得民众的爱戴。

普加乔夫被处决

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1873 ~ 1874年）的失败，也能一窥俄国农民对待沙皇政权的态度。这些将农民视为实现社会主义重要力量的民粹派分子，不仅穿上了农民的衣服，还刻意模仿农民的语言，学习各种工匠手艺，以满腔热情来鼓动农民，进行旨在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

“遗憾的是”，农民们不仅视他们为“精神失常者”，还将一些“积极分子”扭送到了警察局。民粹派分子发动的“革命”，在“坚持”了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宣告夭折了。

俄国民粹派

2）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人民把他推上了神坛，将其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卫国战争胜利后，举国上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巅峰。诸如“亲爱的领袖和导师”、“敬爱的慈父”、“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伟大的领袖”、“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等口号和标语随处可见，对斯大林的歌颂甚至写进了苏联国歌中。

运筹帷幄的斯大林

值得玩味的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对斯大林的评价也趋于正面。2005年5月初，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以“斯大林在俄罗斯人民心中的形象”为题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8％的受访者，对斯大林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由普京钦定的历史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中，不仅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进行了辩护，还将其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因为“斯大林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实现了东正教、君主政体以及在所有加入帝国的民族绝对平等的条件下的单一国家体制，保持了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帝国和苏联之间的历史传统延续性。”

更“有趣”的是，即便是曾经遭到斯大林政府镇压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在苏联解体后“出人意料地为斯大林进行辩护”。如索尔仁尼琴认为，斯大林是“永恒的现象”和“最伟大的人”。

索尔仁尼琴

尾声：引人深思的普京现象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克格勃上校，到成功当选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成功”与其说得益于叶利钦的提前辞职，实际上更与车臣战争的顺利推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俄罗斯人心中，普京是期待已久的铁腕领导人。

普京就任后，明确了俄罗斯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目标，即“把俄罗斯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走俄罗斯自己的发展道路”，唤起了俄罗斯人曾经的民族自豪感和信心。

向无名战士墓前献花的普京

在国际舞台上，他有着不逊色于斯大林的霸气，不仅让俄罗斯人感到扬眉吐气，更体验到了久违的“大国优越感”。另外，普京与“历史虚无主义者”叶利钦完全不同，他尊重历史，经常用俄罗斯伟大的历史，唤起了俄罗斯人民崇高的爱国情怀。或许，这是他能得到了人民广泛拥护，支持率居高不下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