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三线建设者陈冬梅自传（连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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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连载二）

文工团跋山涉水到处演出

如今，时间虽然已过去近50年，但有一次经历使我至今难忘。

那天正值午饭时间，大家刚刚端起饭碗，首长一声令下：有一段公路塌方，挡住了前往视察的上级领导车队，要求全体指战员立即投入抢修战斗，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道路打通，保证车队安全通过。全体人员立即放下手中的饭碗，冒雨跑步前往塌方现场进行抢修。因为同志们都没有吃饭，我被留下给大家送饭。在送完饭返回部队时，我有幸看到了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原来是中央首长彭德怀老总，他当时任“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作为普通战士，我们没有资格聆听他的讲话，但在当时那样偏远的山沟里能见到这么高级别的首长，就感到是非常荣幸的了。

（文工团工余演出）

在部队吃饭、出操是以班为单位，餐桌是用木板钉的，每顿饭是用一个大箩筐装着，菜分装在两个大盆里，每班分两小盆，干群一样、官兵一致，共同进餐，睡的是大通铺，干的是又苦又累的体力活，没有特殊，人人平等。现在，人们可能会问：你们当时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一句话，每个人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早日建好大“三线”，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个安稳觉。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要问生活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要问工作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当时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每天无论是饭前，还是学习、训练中，大家都会高唱歌曲，我们最爱唱的一首歌中的歌词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是这首歌给了全体“三线”建设者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战胜各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人人争当排头兵，做好事，争当“五好”战士。苦活累活抢着干，没有一个人甘愿落后，没有一人在困难面前退缩。一个心眼听党话，跟党走，争分夺秒，埋头苦干，早日把首长交给自己的任务出色地完成好，把“三线”早日建好。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没有星期天，没有休息日，没有报酬，也从未想过青史留名，更未想过为“三线”人树碑立传。当年很多感人肺腑的人和事都未被记录下来是我们最大的遗憾，回想起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本文作者陈冬梅右一和战友）

当年每个参加“三线”建设的人员，都把祖国的需要当成自己唯一的选择。一旦选择了它，那就是今生今世的誓言，一生的承诺，就要为之作出毕生的努力，无怨无悔。这就是当年的“三线”精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生献子孙就是我们这代人最好的写照。

干！干！干！早日建好大“三线”成为每一名“三线”建设者的坚定信念和行为准则。就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短短四五年时间，我们就在盘县建成了数十对矿井和一个机械修配厂，为今天的盘县矿区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部队的近5年时间里，我曾被抽调到师部文工团，当时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这支宣传队主要任务是根据师首长的意图和要求，编排各种官兵们喜闻乐见的节目，歌颂全师各单位的好人好事，传播毛泽东思想。记得当时全体队员都能将几百页的毛主席语录、老三篇、老五篇背诵得滚瓜烂熟。

千方百计把中央和军首长的精神、意图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每一位指战员，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为此，我们宣传队的足迹可以说是踏遍了盘县的山山水水，走遍了所属各个大队和乡村。同时，根据军首长的要求，宣传队还长途跋涉奔赴到战斗在金沙江的铁道兵指战员所在地，即“三线”的另一处阵地——攀枝花（六盘水是能源基地，攀枝花是钢铁、军工基地），进行了慰问演出（我们41支队的首长是从铁道兵七师调来的）。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铁道兵七师的全体指战员不辞劳苦，遇水搭桥、逢山开路，贯穿了数不清的山洞，在崇山峻岭间架起了座座桥梁，他们为建设“三线”的大动脉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期间，我们全体宣传队有幸同当时铁道兵七师的“硬骨头”战士向启万烈士的弟弟向启穆同志留影纪念，听取了向启万烈士的事迹介绍。他的英雄事迹让我们深受感动，弟弟向启穆同志接过兄长的工具又投身到火热的“三线”建设潮流之中，他们的事迹曾在当时流传了很长时间。铁兵七师为“三线”建设功不可没，应为他们记上头功。

（陈冬梅和战友们合影）

在慰问演出中因道路十分险峻，我们坐的大篷车每天穿梭在高山、峡谷之中，简易公路在山谷和峻岭中像一条盘山的长蛇，蜿蜒曲折，盘旋在大山之间。为了给铁道兵演出，队员们早出晚归，虽然十分辛苦，但大家都被铁道兵全体指战员的英雄事迹所鼓舞，认真努力地表演好每一场演出，所到之处均受到了铁道兵七师全体指战员的欢迎和称赞，出色的完成了部队首长交给的任务。时间虽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但每当回忆起当年在演出队的点点滴滴，还是有说不出的兴奋，毕竟我们努力过，付出过。

（本文作者陈冬梅在部队营区留影）

共患难执子之手共度终生

也可能是我在宣传队的表现引起师首长的注意。在我毫无觉察的情况下，首长盛情保媒，为我挑选的男友是他所欣赏的高大、帅气的年轻军官。我当时实情相告，婉言谢绝。当时营长和师首长得知我相爱的人是一位普通战士，颇不以为然，反复劝导我顺从他们的意见，应允下他们的美意。

（陈冬梅爱人汤群入伍后留影）

我不能见异思迁，改辙易弦，因为我的爱人是我的同学——汤群。从1963年秋，我们同时考入铜川煤校不久，他当选学生会主席，我任文体部长，汤群自幼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残缺的家族背景，酿成了他性格拘谨内向的弱点，羞于同女同学打招呼，更胆怯于去亲近接触。我和他因为同在学生会，相处接触较多，发现每隔数周汤父就会从咸阳乘火车赶来为其拆洗被褥，整理内务。我知道之后十分同情他，就对他说：“不要再让父亲来回奔波了，有什么需要拆洗缝补的，交给我就行了。”他次次推诿，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提议。

对于我和他在学校的接触交往，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都一致看好并默然支持。在毕业前夕，校领导找我谈话时提出，是否愿意与汤群一同留校工作。当时我拒绝留校，一心要响应号召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那就是“三线”）。我的这种想法和他不谋而合，校领导见此作罢。之后建议如若不然可否考虑一起分配到同一单位，以便相互照应。

对于校领导的关爱，我俩十分感激，但处于当时的环境，我们之间的关系仅仅停留在同学之间的感情，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主要是我觉得我年长他一岁，帮他整理内务，多出于怜悯同情，是否能增进感情，发展关系，双方都在犹豫。矜持的交往，加上我父母的反对，一直拖着。

（陈冬梅爱人汤群）

到部队后，汤是独生子，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可以免予应征入伍。在工改兵初期，他也曾犹豫不定（主要是其父亲坚决不同意参军）。他当时主动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机立断，劝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军入伍，共同携手建设“三线”，还一起做他父亲工作。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1966年8月1日一起穿上军装，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不幸的是，汤群入伍不久后重病缠身。支队医院组建不久，缺医少药，必须转院救治（当时只好转安顺的44部队医院）面对沉疴，他情绪低落，愁肠百结。我闻讯从宣传队赶回来劝慰他：“你尽管转院，字由我签，风险同担，如有不测，终生相伴。”当时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持让我说了这番话，过后我也心有余悸。汤群听后放下了思想包袱，决定转院医治。在他入院治疗期间我俩因没有明确关系（当时部队也不允许战士谈恋爱），我只能在内心默默祈求上天怜悯，希望他早日康复返还。每隔半月，我还要准时给他的父亲去信，并以汤群的身份口吻，婉转摆谈，回避病情，只报平安（因其父不识字，总算瞒过数月）。抑或神灵相佑，苍天开眼，数月后，他病愈出院，返回部队，从此我俩才进入热恋。

（汤群）

共同患难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执子之手，共度终生。1969年5月，我们共同给部队打报告要求结婚（当年我24岁，汤群23岁），竟然未获批准。我猜想，部队首长依然在为我“着想”。爱我所爱，坚持已见，顶着部队领导的压力和我家人的反对（我父母因汤群身体太弱，一点体力活都不能干，怕我婚后受苦受累），我提出了应对办法；以请探亲假的名义离开部队，错时7天分别回甘肃天水汤群父亲工作地点，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公公当时请全体工友吃“忆苦饭”（当时最流行的方式）为我们举办了婚礼。婚服是公公托人在上海为我买的一件鸭蛋青色的“的确凉”上衣和一条咖啡色长裤，贺礼是公公佩戴多年的一块上海牌手表。新房设在工棚内，床上用品更是因陋就简，就这样简简单单，同他喜结良缘，完成了终身大事。7天后，我们又身着军装，错时先后返回部队。

（陈冬梅和爱人汤群合影）

对于我俩“先斩后奏”的忤逆行为，部队首长十分不解，也很窝火，婚后拒不分房，我俩只得各自回到男女宿舍，开始劳燕分离的分居生活。我们的处境激起了一位师姐的同情，她把分给她们夫妻的住房不时让给我们新婚别后欢聚一下……师姐的仗义之举，得到了战友们的支持，也激起大家对我们的关爱，部队领导见我意志已决，木已成舟，也只好默然认可，不再追究。但我的做法也为我当时的提干、入党画上了句号。

（陈冬梅和爱人汤群）

恰应了一句古诗“只愁雪虐梅无奈，不道梅花领雪来。”48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共同经历，我深深地感慨“爱”的含义——不是两个人终日厮守，而是同心携手，克坚向前。

（本文作者陈冬梅转入公安系统工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