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劳动法改革内容（令人讴歌的普通工人劳工之夜：十九世纪法国的工人之梦)
原标题：La nuit des prolétaires: Archives du rêve ouvrier/The Nights of Labor: The workers drea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原作者：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
英译：约翰·杜里（John Drury）
中译：Isolde
（基于Verso 1991版及2012版英译译成）
译者按：我无意介绍《劳工之夜》或朗西埃的语境，而是希望留下译者的主观视角以扭曲下文的翻译。朗西埃正确的迈出了第一步：整个以阿尔都塞为集大成者的革命的道统，都是日子人的真理与日子人的真理间的战争。但在朗西埃止于向梦思的世界中寻找真理时，我们仍需要在此基础上卖出第二步：精神分析或生命哲学同等地告诉我们，真理从来也不存在于梦中。《劳工之夜》是必须以彻底的痛恨为基础阅读的文本，对黑夜的痛恨与对日子的痛恨同等重要，而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起飞。
第一部：穿皮围裙的人
在我看来，我的天职并非敲打铁器，尽管这种志业绝对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远非如此！捍卫人民自由的勇士之剑与哺育人民的犁铧都出自铁砧。伟大的艺术家们捕捉到了我们古铜色的脸庞与健壮的四肢所表现出的充足的男子气概中的诗意，有时还将其表现得非常生动且富有活力。最著名的当属沙莱（Charlet），他将皮围裙和掷弹兵的制服放在一起，并告诉我们：“普罗大众就是军队。”
——热罗姆-皮埃尔·吉兰（Jérôme-Pierre Gilland）第一章：地狱之门
你问我现在的生活如何，它和以前没什么不同。此刻，我看着自己，流下了眼泪。请原谅我这一小段时间的幼稚的虚荣心。在我看来，我的天职并非敲打铁器。[1]1841年9月这个月，《人民蜂巢》（La Ruche populaire）杂志的面貌一如既往，有一篇关于学徒制的文章，标题异样地以哥特式字母印刷，其内容无非是又一声抱怨，而非研究记录。这种做法当然符合这份月刊的目标，其意在成为“一人的思想或另一人的感情的镜子，并无文学上的一致性或连贯性；是穷人的平常专栏，是作坊中的现实与需要的简单展现。”[2]或许，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太过成功，因而其竞争对手，工人的“道德与物质旨趣”的喉舌，《工作室》（LAtelier）的出版社，在这个劳工的自夸的“蜂巢”中看到了一座徒劳的呢喃、呻吟与毫无实质与统一的迷梦的巴别塔。
然而，这一次，我们或许有理由期待一些不同的东西。文章的署名是“吉兰（Gilland），工人锁匠”，于是我们立刻惊讶地发现，这样的怨言居然来自一个从古代的铁匠贵族（nobility）延续到现代的高级（aristocracy）金属装配工的特权阶级的成员。此外，热罗姆-皮埃尔·吉兰并非那些只给后人留下了几首诗或几句总结陈词的业余作家，只能证明他们无力将工作工具换成作家的笔。吉兰是一位工人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为他的著作作了序，并将他捧为第二共和国的代表。吉兰象征了工人阶级的代表进入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并始终对工人伙伴保持忠诚。这位织布工的女婿已经在手艺上花了一辈子，并以此为荣，在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他为此重新拣起他的锁匠工具，重新当起劳工谋生。
我们是否应该重视一个很快就将成为工人阶级的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的年轻人的心声吐露？毕竟，他不以自己的名义言说；在这种类似《蜂巢》（La Ruche）乃至朴素的《兄弟会》（Fraternité）中常见的“私人信件片段”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常见的手法。在作者向他的替身或心魔的流浪（vagabond）思想让步之后，工人-道德家接管了场面，肯定了工作的美德与工人的尊严。这里，我们想象中的收件人也不例外：
在我看来，我的天职并非敲打铁器，尽管这种志业绝对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远非如此！捍卫人民自由的勇士之剑与哺育人民的犁铧都出自铁砧。伟大的艺术家们捕捉到了我们古铜色的脸庞与健壮的四肢所表现出的充足的男子气概中的诗意，有时还将其表现得非常生动且富有活力。最著名的当属沙莱（Nicolas Toussaint Charlet），他将皮围裙和掷弹兵的制服放在一起，并告诉我们：“普罗大众就是军队。”
如你所见，我精通我的手艺……[3]于是一切都重返正道。信中所描绘的锻造金属的美德很快使劳工迷途知返，回到他们在国家意识形态中作为工人或士兵的沟槽。创造这一工人的形象的意图，便是为了使铁匠留在铁砧上。柏拉图主义共和国意图将铁匠的技艺置于士兵的技艺之下，却只能通过排除那些对铁匠和士兵两门手艺都一无所知，只会描画缰绳、马衔和铁匠的幻想家来实现。如果这形象必然会打破柏拉图主义的共和国的秩序，其究竟价值几何？
此中风险并不在我们首先会担心的地方：即，工人力量的英雄形象所激起的傲慢。在一个细腻的关节与白皙的皮肤定义了引人怜爱的少女与令人生妒的诗人形象的年代，哪个工人，尤其是钦羡雕刻的工人，愿意公开吹嘘自己粗壮的四肢或古铜的脸庞？此外，对我们的锁匠，武人的形象无法掩盖作坊中工人的身体苦难。几行之后，他向我们表明，这些被受吹捧的身体素质不过是对工作及其限制的光鲜表述。急于将孩子推入作坊地狱的父母，就完全知道该怎么说：“如果工作粗重，他们就说孩子强壮。或者，如果工作精细，他们就说孩子有艺术天分。根据情形所需，他们可以将他同时变为力士与艺术家。”[4]而若工人的四肢活力不假，这对锁匠就是一种诅咒，将他排除在了他所充当模特的形象的领域之外。几年后，皮埃尔·文卡德（Pierre Vinçard）将会指出，他的命运中，导致工人的痛苦的最极端的异化，与其说是出于失去了其客体（object），不如说是出于失去了他的形象：
金属工人的严苛姿势为一些令人钦佩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弗拉芒画派（Flemish）和荷兰画派向我们展示了伦勃朗（Rembrandt）或凡·奥斯塔德（Van Ostade）能够如何利用这种姿势。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为这些令人钦佩的画作担任模特的工人早已失去了眼睛的功能，而这一事实无疑破坏了我们在欣赏大师的作品时所体验到的一丝愉悦。[5]画家的谎言将我们从手的虚幻主权带回了眼的真实主权。钢筋水泥的画家笔下工人脸上的丰硕、阳刚的诗意，不仅仅是掩盖工人痛苦的面具。这是为放弃梦想而付出的代价，这梦想便是获得图像世界里另一个位置。在描绘他们荣耀的画作的背后，阴影潜藏其中：他们自己的画作——他们未能制作的画作，他们注定永远无法制作的画作——的荣耀失落了，而他们很清楚这一点。“如你所见，我精通我的手艺，但我希望成为一名画家。”[6]
这是移向画布的另一边的梦想。但这并非是为了表现由铁匠的锤子和皮围裙所象征的人民-军队，而是要画出人民-军队的另一形象：例如，戴着三色羽毛花翎的镶金骑兵军官，他的白色骏马在东方人的尸体、倒下的马匹以及沙漠、天空和棕榈树的埃及背景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突出。正是吉兰本人，在他给乔治·桑的信中，将为无产阶级元帅穆拉特（Joachim Murat）画像的画家列为让他钦羡的画家之一：“我本想成为一名画家。在送信途中，我忍不住在有画像与雕刻的商店前停下，陷入狂喜。你无法想象热拉尔（François Gérard）、格罗斯（Antoine-Jean Gros）、贝朗热（Jacques Bellangé）与奥拉斯-韦尔内（Horace·Vernet）耗费了我多少钱财。”[7]
然而，对立于这一帝国主义的梦想，彼时的道德家们为画家树立了非常不同的形象。涂鸦者的自命不凡、艺术家的放荡不羁，以及天才的悲惨遭遇，都将我们带回了同一模式：他们是在幻影的领域里为追求虚无的荣耀而自杀的人，其存在完全取决于权贵的一时兴起。我们知道，最杰出的人也难逃这种命运。几年前，塞纳河的流水吞噬了格罗斯男爵的绝望。但奇怪的是，对艺术家的诅咒现在却笼罩着普通的工人画家——这些描画建筑或招牌的卑微存在。工人阶级的道德家和资产阶级的道德家同样热心地警告这些危险。我们惊讶地发现，《工坊》的老编辑，印刷商勒内韦尔（Henri Leneveux），把画家行业放在了推荐给青少年的职业列表中极低的位置。画家只排在清粪工和铅白粉工（ceruse-maker）这些有致命风险的危险工作之上。[8] 无论对比死亡率还是工资，都无法证明对画家行业的这种排斥的合理性。但是，当我们看向工人协会促进委员会（promotional committee for worker associations），看到记者对油漆工人协会的提问，以及勒内韦尔的同事柯本（Corbon）与记者相同的担忧，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现实的建议背后的想法了：“发言人想知道该协会的成员是否已婚。”画家行业的危险主要是道德方面的，人们不能“无视婚姻对秩序与经济习惯的影响。”[9]
但在受审议的几百份档案中，为何只有对工人画家的意见出于一般规范？是因为他们不道德的行为已经超过了勾引女孩和喝空酒瓶？还是因为他们将工人的职业变成了逃离穿皮围裙的境况，因此是最丑恶的病态？这就是“人民牧师”弗朗索瓦-奥古斯特·勒鲁耶（François-Auguste Ledreuille）神父希望通过他的周日布道而拯救的受威胁的工人所经受的诱惑。但他心中的蹩脚作家却不禁为这一切的魅力所折服，他如此想象一个决心放弃自己的行当而选择当画家的鞋匠的话语：
我会让你看到不存在的树木，不会阅读的字母，从未存在的模特的画像。永远能像鸟儿一样在空中飞翔、沉醉在阳光中、喋喋不休、与空荡的房间里所有的回声合唱，从豪华的宅邸走到小阁楼，从乡村走到城市，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工作。永远有新伙伴和新形象，每个街角都有欢迎者，每个城镇门口都摆了酒席，每个等第和阶级都有熟人，而且永远有一天的工作。[10]当然，流浪生活和无根的手艺的天堂般的诱惑，必然有悲惨的结局。勒鲁耶的画家最后会成为镇上医院里的肺病患者：这足以证明，一鸟在手胜似两鸟在林，好手艺总比坏手艺好。
然而，无论是勒鲁耶的听众，还是那些拒绝听他说话的人，他们的问题都在于如何知道这门手艺究竟是好是坏。在哪里能找到一个不受事故、疾病、失业、减薪、淡季和无聊影响的工作？勒鲁耶向他们保证，这种工作在农村比比皆是。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天真烂漫还是玩世不恭，但他敦促所有被贫穷驱赶到城市的人马上回去，寻找埋藏在他们父亲的农田里的宝藏。
相较于我们的传教士和他的画家，前牧羊人吉兰没有那么愚蠢：他从经验中学到了，滋养人的乡村和幻象的城市之间的关系要更为复杂。在他所述的一个故事中，他很可能将他的替身“小威廉”经受的学徒考验归咎于一名工人所吹嘘的巴黎生活的魅力带来的幻觉。但他也很清楚，小牧羊人的天马行空并没能喂饱他的五个兄弟，他会从石料场陡峭的斜坡跌落底部，而这个男孩不得不在篮子的重压下弯着腰重新爬上泥泞的小路。[11] 此外，吉兰自己也拒绝回归他的主人公归属的牧民劳役中。他还知道，好工人最终也会像其他人一样进医院，而在他的前两段爱情中，死于肺病的不是那个声名狼藉的女人，而是那个受人尊敬的女裁缝。贫穷不由闲散与工作的关系所定义，而在于无法选择自己的疲倦的来源：“我本想成为一名画家。但贫穷没有任何权力，甚至没有选择靠哪一种疲劳来谋生的权力。”
此中关键不是闲散的权利，而是对另一种工作的梦想：在抛光的表面上，手轻柔运动，而眼则缓慢地跟随其后。这也关乎生产锻铁之外的物品——未来的哲学认为作为生产者的人的本质在锻铁中得到了实现，其代价是在资本的所有权中花费一些时间。我们的“工人之友”勒鲁耶言之有理：“不存在的树木，不会阅读的字母，从未存在的模特的画像。”其将是无数反商品的象形文字，是工人知识（know-how）的产物，蕴含着普罗大众的儿童的创造与破坏之梦：他们试图驱除自己将成为有用的工人的无可避免的未来。一位裁缝诗人的传记作者如此写道：“在他漫长的休息时间里，他特别愿意制造一些一无是处的幻想的产物……成千上万的木头忍受着他孩童般的想象力，被他的斧头或木工刨变成象形文字的形状。”[12]
对这些暗恋无用之物的劳工，工人-士兵的形象比其所要治疗的罪恶更危险。因为这一形象使工人与其国家和解，但代价却是赋予被排除在工人和士兵的城市之外的那一方以首要地位。在所描绘的工人的荣耀背后，是图像的虚假。在图像的虚假性背后，是画家的权力，他是因无产阶级骑兵的史诗所产生的梦想的继承者，在为自己保留主权的同时，也固定了这些骑兵的形象。这一调和的形象，正是从使工人的职业与他的国家间的分离的源头中，获得了自己的精髓。
为了将工人留在他的工位上，现实生活的等级制度必须在想象的等级制度中建立替身。与其说后者对前者的破坏来自其所提供的大众权力的象征，不如说是通过将二重性引入了工人在工位上的活动的核心。如果圣方济各沙勿略堂（Saint Francis Xavier Society）的虔诚工人的对立-形象是标识画家，其原因便是后者的形象最好地体现了满意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的工人的自我满足中的谎言、体现了生产如何飞向反生产和城市混乱的原则：不仅是摹仿，更是无模特的摹仿。随着其分解，快乐的铁匠的“有用”表象揭示了有关抛弃的逻辑，而这种逻辑将由未来的诗人表达——第一个破译“不会阅读的字母”、属于二重的文盲的新象形文字。白话画、门顶装饰、装饰画、滚筒画、广告牌、流行报刊、无记载的发现之旅、无历史的共和国、凭空发明的元音的颜色、未完成的清真寺而非工厂……（兰波（Arthur Rimbaud）《地狱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中的“字词的炼金术”（alchimie du verbe））
这些隐蔽的、复杂的微妙细节，是否是劳动力的伟大且谦逊的道成肉身？看看构成了《人民蜂巢》的“私人信件选段”、“侄子写给乡下叔叔的信”、“轻率行为”、“意见”和请愿的马赛克，我们或许会意识到，其中蕴含的复杂性远比通常所承认的要多。在杰出的沙莱所作的石版画背后，如同那些多层叠加的画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模糊的、被修正过的图像的痕迹，许多仅被一瞥或只在梦中所见的风景。
记住，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法庭记录为情节剧的想象力以及正道人和他们的修辞提供了无尽的平民形象；在这个时代，刻板印象（stereotyping）这一革命性的技术正被《风景画商店》（Magasin pittoresque）用于教育目的，也被用于“生理学”的社会分类。这样一个时代里，没有一个工人的主张不将工人的真实形象置于他的敌人所援引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对立面。但是，在被授予识别图像的权力之下，没有任何一张工人的真实画像，不会立即消失在从儿童象形文字的无意义到成人对另一种生活的梦思的漩涡中。一个问题，一个关乎身份、形象、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问题，同时触及且掩盖了维持或跨越将思考者与手工劳动者相分离的障碍。
不妨先产生一点简单的效果：让这个工人-士兵的形象动起来。人们首先想炫耀的是巴黎的素描、乡村的水彩画、东方的炭笔画，以及在皮围裙男子画像中隐藏的历史场景：又一日的统治、贫穷与犯罪下辛苦收集到的新闻；从作坊的高窗中瞥见的树与鸟；铺设地板、粉刷墙壁或为富裕家庭雕凿檐口时看到的广阔视野；正值花季的少女和满载浪漫果实的藤枝；“我即人民”的拿破仑巡游“文明世界的所有都城”庆祝平民（commoner）的胜利时的纪念品；[13] 被征服的阿尔及利亚的骑兵队、梦中的沙漠的沙、应许之地美洲的大草原；六月夜晚梅尼尔蒙唐（Ménilmontant）草坪上圣西门合唱团（Saint-Simonian choirs）的和声。我们或许想测量一下这些被隐藏的图像或破碎的梦想，与严守铁砧、犁铧和剑的标志之间的差距，以期掌握获得身份的逻辑，这些场景在此过程中可以被覆盖、抹去、重新组合，甚至变成穿皮围裙的人这个过度理想的、被威胁的形象。
我说的并不完全是寻常那种刮开图像的方法。我所讨论的并不是那种古老的政治进路，揭开谄媚的表面，寻找其下的痛苦现实。我也不讨论历史学家的谦逊与新-形象政治（new-look politics），其呼吁我们看穿英雄主义绘画的清漆，看到同时更野蛮也更宁静的生命的血液循环。我们不打算刮破图像以使真理浮出水面；我们要做的是把它们推到一边，以便其他形象可以聚集和分解。我们不为那些谴责真理暴政的人的装腔作势所左右；相反，只要我们愿意刮擦、清洁、脱去清漆，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杰出的沙莱的模式始终存在。
无疑，自他的时代以来，画中人物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图画书的加速旋转中，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蒙选之人扮演被诅咒者，魔鬼却戴上圣人的光环。我们看到了图像接踵而过，描绘工人神话的辉煌与衰败：怀旧的工匠，为他们的精细工作而骄傲，捍卫工人的脑力和体力文化，反对同时奴役又解放的大工业；在工厂这个学校长大的武装分子，意识到了他们作为工人的权利和义务；野蛮人破坏机器、逃亡者逃离工业秩序，后来被新制度塑为蜡像——栩栩如生的皱纹刻着他们的主人有关劳动、卫生和家庭的思想；“崇高”的工人将他们的才智转变成抵抗工厂纪律的工具；普通的工人则陷在劳动、冲突与家庭生活的循环中。
诚然，这一变化有理由将自己呈现为进步之路。这是从劳工的苦难和斗争的伟大壁画向历史学家的规律的硕果累累的紧缩（austerity）的转向：不是语言，是行动；不是英雄主义，是日常；不是印象，是数字；不是图像，是实物。这种方法似乎出自对科学和对普通人发自内心的爱。这不正是本作品的最初动机吗？通过观察手工艺活动、作坊的呢喃、工作的流离失所以及工厂的形式和规定，把握征服和抵抗的相互作用，既解释了阶级关系的物质性，亦解释了抵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知识分子的阐释与政治家的谎言外寻求工人的话语和实践的自主性显然是合理的。而完全不让我们意外的是，对这种沉默的真理的追求，不得不涉足那么多的胡言乱语：有太多模仿政治家的信仰，借鉴伟大诗人风格的诗句，基于资产阶级规范所作的道德宣言，以及银幕的表象，需要我们刮除。
但是，当我们真的着手刮掉那些太过文明的野蛮人和那些太过布尔乔亚的无产阶级劳工身上的清漆时，总有一刻，我们会扪心自问：对真话的追求，是否迫使我们让太多人噤声了？如果这种回避倾向于取消所有出声的信息资格，却支持未被听见的哑巴的雄辩，那么其究竟有什么意义？在对大众身体的无声真理的迷恋中，在对工人——大众、人民、平民（plebs）——满足地实践的另一种文化的回忆中，在将意识的伤口与表象的幻景抛给其他人时，难道其中没有某种逃避吗？自从工人的存在被视作对边缘世界活生生的反驳，自从堕入地狱的道路被视作纠正过度关注思想的天堂而造成的视力问题的康庄大道，自从曾被哲学家的《共和国》（Republic）断定为太过微渺因而无法抬眼看到天堂的阶级被赋予了真理化身的至高的高贵性，难道历史学家的谦逊没有从这种奇怪的思想中分一杯羹吗？
马克思主义科学和它的谴责者都认为，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地狱之门与真正的科学，一切意识形态家的臆想和大思想家（master thinker）的虚荣都将被抹去。它处在资本的巢穴中，在这里，理论的劳动必须等同于在无产者身上铭刻的，被商品和语词的交换的日常宗教所掩盖的真理的痛苦。它躺在被诅咒者的地狱中，在这里，诚实的、不受欺骗的思想必须认识到，在人民的肉体的伤痕与反抗的纹身中，是平民的真理及其对主人的科学的谴责。如此，在现代思想家身上，我们便发现了这种对大众身体的真理的怪异的迷恋；这是一场对“无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大思想家”的长期战争，敌人用理性的确信歪曲了其中的原生真理；其中有同情的眼泪；有指责的手指；甚至有承认参与了歪曲工作的忏悔。但是，这一切不都是确保自己能分一杯羹的另一种方式——凭思想家找茬时的偏见赋予其尊严吗？
你看，现代对真理的“逆转”，实际上是个关于一分为二的问题。它并未摒弃旧的学术话语——其将被锁在物质需求和劳动的循环里的工匠排除在外。它不过用真理的话语将其加倍了，将后者体现在这同一个主体身上：这个主体既不能认识它，也不能认识自己，但却不得不在其言语和行动中展现真理。因此，完全的掌握确保了自身有替代品。有时，它肯定工人没有在不具备其学术的科学的帮助下认识和改变自身状态的能力。有时，它向大众身体的苦难的真理致敬，并羞辱掺杂其中的虚假科学：以请求宽恕为代价，更好地为自己保留那份自己作为科学衬托的假象，一如无知对真理所做的那样。曾几何时，它还说：我们的思想是“思想的闪电”，将使“幼稚的大众的领域”结出硕果。后来它又说：他们的思想是可触摸的真理的试金石、是不被欺骗的眼中的表情、是愤怒的赤裸的呼唤、是改变世界的粗暴纪律、是真正的文化、是欢庆节日的感触，或是平民嘲讽的微笑；我们的思想，唉，是小资产阶级的良心不安、是复杂的空想、是与主人们的科学同谋。
你看，只要分配让每个人各得其所就足够了。为确保这一点，有两种方法：一是古老的威权特许。其保守版本提出，如果鞋匠插手立法，那么城市最终只会有坏的法律，却没有更多的鞋子。其革命版本指出，如果工人选择阐述自己的工人解放哲学，他们就会简单地重述那些专门用来蒙蔽他们、阻断他们解放之路的思想。第二种方法是现代的奉承，其也有两种方式以保证我们，工人的工位即是皇宫；作坊中的行动、呢喃与斗争，寻常百姓的哭喊或庆典，都比意识形态家的虚妄科学更深刻地制定了文化，见证了真理。
于是我们便有了两种方式，对那些被知识的假象和对诗歌的摹仿所诱惑的可疑人群（suspect population）——柏拉图会将他们称作被哲学的高额利润所诱惑的工匠，他们也是那些在19世纪40年代将他们不眠之夜的成果寄给富盛名的诗人的工人诗人——重申同样的禁令。从收件人的反应来看，这些礼物无疑让人感到尴尬。例如，维克多·雨果对那个手握象形文字的孩子（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工人裁缝）的诗歌生涯的开端给予了这样的鼓励：“在你精美的诗句中，有比精美的诗句更多的东西。这里面有一个强大的灵魂、一颗崇高的心、一种高尚而稳健的精神。保持下去吧。始终要保持你的本色：你是一名诗人兼工人。这也就是说：你是一名思想家兼工人。”[14]
伟大的诗人是不会吝啬词语的。说精美的诗句胜过精美的诗句，并赋予这种“稳健的”工人诗歌以光明的未来，以暗度陈仓地建议工人留在他的工位上，假称他的位置可以一分为二，一点也不过分。不幸的是，经验显然清楚地告诉了那些没有读过《共和国》的人，同时成为诗人和工人、思想家和普通劳工是单纯不可能的：
维克多·雨果先生非常清楚，一个人若履行他作为工人的任务——这已经是两人份的工作了，因为世上一半的人生活在闲暇之中——他就无法履行他作为诗人这使徒的使命（apostolate）。[15]但伟大诗人的不一致性还自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耶稣基督对渔夫们说：放下你们的渔网，我就使你们得人如得渔一样。置于其他人，你们就告诉他们：不要放下你们的渔网，继续为我们的餐桌捕鱼，因为我们是暴食的使徒，我们的王国是一个烹锅。我们在地上唯一的呼声是：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我们用什么遮盖自己？[16]这里，裁缝的苛责无疑夸大了作家的唯物主义。我们的作家更关心他的诗句的稀有，而非他的餐桌的奢华。另一位作家，鞋匠-诗人萨维尼安·拉波因特（Savinien Lapointe），是个和哲学家与艺术家们有旧账要算的行会成员，因此他对阶级论述的出没更为敏感。他对那位如今给自己加上了“思想工人”（worker of thought）头绪的法国诗人同行的回应，更好地说明了，妥协与礼尚往来是维持思想家与工人间的等级制度的代价。要让思想家要保护好他们的衣橱，仅仅禁止鞋匠对画家作品的评价多过画中人的鞋子是不够的。为了保证他们的地位，让鞋匠维持在鞋匠的地位，他们必须对车间进行警告性质的访问，即使这意味着要放弃一点他们寻常的舒适：“某些人穿着木屐下到作坊，是因为害怕看到普通人穿着平底鞋登堂入室。”[17]
这套伪装肯定有些太破旧了，无法让身体与灵魂的旧表象焕发活力。为了更有说服力地利用这个人人自得其所的寓言，我们必须重新分配秩序与颠覆的场景，以及故事中人的品质。如此，便有可能真诚地从我们自身的不确定性与幻想出发，将这个寓言与保护工人阶级的斗争的自主性、大众文化和平民智慧联系起来。我们对每个人自得其所的愿望将更微妙，不那么充满焦虑。我们的表达将更谨慎，根据场合需要，还可以宣称工人的行动比他们的演讲更有修养，他们的纪律比他们的爆发更为革命，他们的微笑比他们的要求更加叛逆，他们的庆典比他们的暴动更显颠覆。简而言之，他们的言语越是沉默，我们就认为其越是雄辩；而他们的颠覆将更加激进，因为其几乎不能在日常秩序的表面掀起任何涟漪。神灵在厨房里，工人是我们的主人，真理栖居在平凡人的精神中：“普罗大众就是军队。”
看到这些标语出现在那条据称通往作坊的隐秘真理的道路上，我有一种冲动，想转过身去，回到我最先遇到的那些人的身边：那些行在相反方向上的人，抛弃了那些据说属于他们的文化和真理，走向我们的阴影。我指的是那些工人的梦想家、夸夸其谈者、诗人、推理家和沉溺于诡辩者，他们的笔记本是替换现实之镜的屏幕，他们的假声在无声的真理与忏悔的幻觉的二重奏中加入了不和谐音。这些变态的无产者，他们的话语由借来的词语组成。我们知道，这些人会因能准确记录他们的开销与债务而受到高度赞扬，几乎总以一种怪异的、编造的方式，用他们自己滑稽的发音来回馈借来的词语。文卡德在一个年轻的信仰圣西门主义的雕刻师身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一个小个子的年轻人一直在说话，自命不凡，但比别人都懂得更多。他的发音有一种令人惊讶的娇媚感，因此相当无聊。”[18]这个身材矮小的年轻人太过柔弱，无法穿上杰出的沙莱的围裙，不久就会死去。但违禁品知识分子（contraband intellectuals）这个坚韧种族就不一样了，例如一个不识字的圣西门主义传教士招募的笨重的德国裁缝：“一个迷茫的、爱争论的谈话者沉浸在一堆以陈旧的哲学引用的假说中。这人才真正无聊……我也一样喜欢他；但更喜欢他倾听的时候，而他并不经常这么做。”[19]
只要他们保持沉默的时候，人们当然会更乐意听他们说话。此时沉溺于对圣西门的两只羊羔作此反应的无产阶级牧师文卡德，在写下他的《法国的工作与工人的历史》（Histoire du travail et des travailleurs en France）一书时，将会亲身了解这一点。这一回，将轮到他听到，工人白昼的工作比他们的不眠之夜的成果更能为人类的文化财富做出贡献，他们可以获得一切，只要他们放弃“挑灯夜读”（lucubrations）——专业的作家与思想家用这词，将那些在工作与睡眠的二重约束的间隙的短暂时间写作的人的工作一笔勾销。
但是，当他们试图警告这些工人们，小心那些希望从他们手中夺走他们得之不易的夜晚的宁静的人时，他们的关心全成了徒劳。若他们说话，就是在说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夜晚，因为夜晚属于那些安排了白昼的劳动的人。
他们说话是为了赢得他们所欲望的黑夜：不是他们的黑夜——即细木工高尼（Louis Gabriel Gauny）所见的正到来的“残酷的一夜安眠”；[20]而是我们的黑夜，是为那些能保持清醒而不睡着的人所保留的阴影与幻象的王国。《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的好好评论家看到，一天结束时，“拥有强壮手臂和宽阔肩膀的工人，因疲劳而步履缓慢地回到住处，在那里他将再次找到他的晚餐和睡眠，”他徒劳地赞美着“天意（Providence）的公平分配，其决定，他的一切不快和烦恼都将随着一天的工作而结束。”[21] 其他人将徒劳地试图教导他们，他们的真正文化在作坊、街道或卡巴莱（Cabaret）。神灵或许真在厨房里，但他们不想去那里，就像女裁缝一点也不想在信圣西门的贵妇人家里发挥她的才能一样。她的圣西门主义导师欧仁妮·尼博耶（Eugénie Niboyet）说：“金铎夫（Marie-Reine Guindorf）夫人想每周抽出一天时间来做蒙西尼大街上的针线活。我认为金铎夫夫人在厨房里用餐不妥。”[22]我们不知道金铎夫夫人最后在哪里用餐，但我们知道她的女儿蕾妮（Reine）的遭遇（共和国的机械师给一个注定要从事裁缝工作的女儿起一个“皇后”样的名字合适吗？）。蕾妮将死于这种虚荣心，成为她对一个文人的罪恶之爱的受害者。后者至少从这一课中得到了足够的好处，加入了勒鲁耶神父与“这个时代的医生”的斗争中，防止他们歪曲工人阶级生活的真正快乐和简单的悲伤。[23]
何等愚蠢的虚荣心：想用普通劳工的真正劳作和疲惫换取资产阶级虚幻的慵懒。但是，假若这些疲劳中最痛苦的恰恰是没有时间享受这种慵懒；如果最真实的悲哀在于不能享受虚假的悲哀，那该怎么办？在地狱之门前，真与假的分配，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很可能比我们一般想象中的简单灵魂的情况更微妙些：
有些不幸是如此高尚，如此动听，以至于它们在想象的天空中像末日之星一样闪闪发亮，它们的光芒使我们忘记了我们卑微的哀伤——这些悲哀消逝在世界的沟壑中，似乎不过是眼花时的斑点。恰尔德·哈罗尔德（Childe Harold）、奥贝曼（Obermann）、勒内（René），向我们坦白你们痛苦的芬芳吧。回答我们，你们在光荣的忧伤中不快乐吗？因为我们知道，它们像光环一样为你们的灵魂加冕，你们的悲叹那么天才，影响范围又那么广大。你们富有盛名的痛苦有其神秘的回报，又再次证实了抱怨的徒劳。崇高的不幸者！你们不知道悲哀中的悲哀，不知道陷阱中的狮子庸俗的悲哀，不知道平民在作坊中遭受的可怖的操劳，不知道教养所的权宜之计在无聊和长期劳动的愚蠢中如何啃噬着精神和身体。啊，但丁，你这个老魔鬼，你从未见过真正的地狱，没有诗歌的地狱！再见！[24]对于那些只在想象中才知道地狱的诗人，以及那些只在头脑中受过苦的良家子弟来说，这是意识到工作日的真实苦痛的劳工的告别吗？但话说回来，真正的苦难不正是思想的苦难吗？细木工高尼继续说到：“如今我们的苦恼达到了顶峰，因为它已经过推理和思考。”[25] 劳动者的最大悲哀是真实地理解勒内的不幸，他的父母让他毫无保护地面对生活；他也理解奥贝曼的不幸，他无决定自己的事业；他更理解恰尔德·哈罗尔德的不幸，他的激情相较世界分配给他的位置来说太大。劳工的地狱不是将一切虚无留在门外，留下真实的痛苦。其是最彻底的虚无，而一切其他的虚无只是它的影子。只知地狱阴影的人实际上是过着真正生活的人，相较下，作坊工人的日子不过是一场梦。告别老但丁的细木工，就是不久前被一位地板工朋友劝说，希望他告别旧世界，一同分享圣西门社区的真正生活的那个家伙：
很快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我对这个世界要说的话和你对维克多·雨果说的一样：“我的日子在从梦到梦的途中消失。”有谁能比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句诗中的所有悲伤：我们多少次试图踏入白昼，却既无财力也无成功；我们知道上帝在地球上馈赠的一切快乐，却只在想象中品尝；我们有自尊感，却总看不到其被认同；总之，还有谁一次又一次地希望并绝望？[26]诗人的不真实并不在他不知道劳动者的悲哀，而在他不自觉地说出了这些悲哀。因此，其与思维和存在、确定性和真理的辩证分裂无关——其都将在意识到平民的痛苦的思维过程，或以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行动中加以调和。若只有劳工体验到了诗人所说的真理，则他只在真理中意识到自己的虚无。无论是谁，在知识或生活中，都不具有真理——他者为之生产表象的真理，也不具有他者如何受苦的知识。劳工与穿皮围裙的人相去甚远，他在诗人的形象中无法获得任何自我认同。
这种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式的虚荣的对话偷去了能够证明非真实的真相的主体，其结果不是怀疑主义，而是某种特殊知识。这是空洞的知识，如果你愿意这么形容，其不承诺任何主宰。但其类似于促使人品尝智慧树之果实的越轨：这是种未知的回味，是个无法恢复的咬痕，是使可感的现实本身仿佛摇摆不定的不安。五月的一个周日早晨，高尼和他的友人们在乡下进行形而上学的交谈时，就被这种狂热所侵袭：“地球在下沉，或者我们在升入空旷的空间，因为我们看到了不属于此处的造物的展开。”[27]
“工匠”和“小资产阶级”的周日的奢靡与剥削和阶级斗争的坚实现实间有何关系？每一次眩晕，每一个周日，其中都有着一切也一无所有。在周一，他们将再次开始工作的单调或失业的流浪。年轻的女裁缝去圣西门的布道会以“寻找一些可笑的娱乐”，当她离开时，世界没有一丝改变，她回来时却“对思想的宏伟和使徒的无私充满了钦佩和惊讶。”[28] 什么都没有改变，但什么都再不会相同。五十年后，许多使徒都已遗忘或不再承认自己的所为时，我们的裁缝和木工仍将自豪地背负着自己的咬痕。因为正是在现实世界摇摆不定，似乎被绕入纯粹的表象的时刻，而非在日常经验的缓慢积累中，才有可能形成对世界的判断。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据说会麻痹工人的痛苦的其他世界，实际上能使他们对这种痛苦的认识更加清晰。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据说适合发现晚餐已准备好等他上桌的主教的形而上学问题，对那些每天早上出发寻找他们晚上的一餐的人更是必不可少。还有谁比那些日复一日地出租自己身体的人，更适合为关于身体与灵魂、时间与永恒的区别，或关于人类的起源及其命运的论文赋予意义呢？《工作室》问道：“有谁探究任何问题，不需要回到其最初开端呢？”[29] 和诗歌的虚假激情一样，形而上学的边缘世界也同时是普通劳工的最高奢侈和最高需要。尽管他告别了但丁，细木工高尼还是向他的一位捡破烂的朋友解释了另一个世界——无论是信徒还是诗人的幻想——对此处的斗争的必要性：
投入到可怕的阅读中。这将唤醒你可悲的存在中的激情，而劳工需要这些激情以昂首面对那准备吞噬他的事物。因此，从《摹仿论》（Imitation）到《莱丽娅》（Lélia）都要读，要探索那些身怀崇高概念的人的神秘而可怕的苦恼。[30]因此，最初的关系必须颠倒过来。工人需要的是他者的秘密，以确定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的意义。不是“商品的秘密”——这不是每个小细节都清晰如白昼吗？此处涉及的，不是白昼而是黑夜，不是他者的财产，而是他们的“苦恼”，是他们捏造出来包含了一切真实悲哀的悲哀。为了“昂首面对那准备吞噬他的事物”，工人需要的不是剥削的知识。他缺乏并需要的是一种自我的知识，其向他揭示了一种致力于剥削之外的事物的存在，这种自我的揭示是通过别人的秘密迂回而来的：即，那些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他们以后会说，我们也会一再重复，他们不想和这些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沾上如何关系——尤其是不愿意区分其中的好人与坏人。
但是，他们对圣西门主义传教士给予的爱的感激，以及对所有向他们保证已经找到治愈整个社会——尤其是贫困阶层的弊病的计划所表现出的兴趣，和对伟大诗人与通俗小说家所的爱，如何使我们不感到震惊？资产阶级的世界同工人的世界一样，一分为二。有人过着植物人的生活，这些富人总被描绘成慵懒地躺在沙发或羽毛床上，只对他们自己的利益的香味做出反应，无力体验那些生命中需要爱、痛苦、风险与奉献的人的激情。这个形象体现的或许并非对他们的懒惰的愤怒，而是对这种动物式的生存的蔑视。但也有人抛弃了家中的巴力（Baal）崇拜，搜寻未知：发明家、诗人、人民和共和国的爱人、未来城市的组织者，以及新宗教的使徒。工人需要所有这些人，不是为了获得关于他的状况的科学或学术的知识，而是为了娱乐，并保持他对这另一个世界的激情和欲望。否则，劳动的镣铐会将他们限制为仅有生存与生计的本能，将被工作和睡眠戕害的工人变为满腹利己与怠惰的富人们的仆人兼帮凶。
因此，在铁匠和他的形象间，在召唤他归位的形象和邀请他反抗的形象间，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转折：我们想习得其高尚激情的秘密的边缘工人，与想为劳工的悲哀服务的边缘知识分子间的意外相遇与短暂对话。这是场艰难的会面，类似于我们阴沉的细木工高尼与自称摩西并梦想埃及的事新劳工的金发传教士间的会面：“我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所以我明天不能去你那里。但如果你在两点到两点半之间碰巧在交易广场（Exchange Square），我们能像地狱边界的可悲阴影一样看到对方。”[31]
这场会面确乎艰难。这不是穷人和富人的会面：“资产阶级”雷图雷（Jacques Retouret）甚至要向“无产阶级”高尼借钱，承诺以他的著作可能带来的收入还债。这会面之所以艰难，是因为其是两个不按同一时间运转的世界的会面。无疑，他们二人的关系很快就将颠倒。虚弱的“永恒的朝圣者”将死在阿尔及利亚的艳阳下，留给阴沉的细木工半个世纪的时间来从一条新消息中获益。这消息宣告了新秩序（“能者位高”、“按劳分配”），但将爱视作其起源与基础，其恢复了《共和国》的旧迷思的假象与矛盾，认为灵魂中的金、银或铁的混合，决定了哲学家被分配的位置——国王、战士或工匠。[32] 无论如何，重要的不是关于工业城市的新等级制度的学说教条，而是这些学说所阐释的画面在其开始处的混乱：地狱边缘的相遇、贱金属和贵金属的混合、金和铁的联合的愿景，以及以合金对抗白银王国的统治和奴役，或是在工人对自身的形象的认识的核心处的航路。
真的值得为这些相遇而纠结吗？难道不是早有人在谴责那些希望跨越两个世界的人的妄想吗？难道他们没有认识到无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的现实，而一眼排除虚妄图像的欺骗吗？、难道效仿者没有将图像的运动描述为木偶师（慈善家、国家或大思想家）的工作，将新的规训秩序的严苛转化为诱人的梦想吗？前者会说，可怜的细木工会被那些试图使他忘记斗争的爱的言辞迷惑。后者会说，看看他付出那么多代价，只为进入现代工业秩序的先驱者的规训世界的海市蜃楼。
但是，他们从哪里得知，工人不能同时热爱资产阶级人民也与他们斗争，沉溺于圣西门主义对天父（the Father）、东方或女性（the Woman）的爱，也逃离其铁路的帝国？一位信众写道：“我惊叹于他们的教义与布道。但我对他们努力的成果，以及他们在政府国家中的富丽又堂皇的行事方式中希望并期冀的事物感到有些不安。”[33] 有什么可以支持我们的主张，即表象的领域被整齐地划分为操纵者和被操纵者，而劳动阶级必然被它所相信的东西所愚弄？是什么让这个奇怪的领域成为“幻觉”——在其定义上就使人无法说出可能乃至必然为真的形容它的事？一切以对知识和真理的再分配为代价的关于幻觉的说辞都是为了压制三个灵魂和三种金属的迷思——一个“不可能使人相信的事实”——所表达的先行问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前一问题与不合理且不可避免的边界有关，其将神明注定要思考的人和注定要制鞋的人分开。这不是通过将理性与其他者——其边缘或未经思考的版本——分离的边界，而是赋予这种思考以尊严的内在边界，其以纺织工为模板，也将他排除在外。如此，或许我们努力试图标明的离题，即知识的新旧分界仍然有其利害关系的，其将思想、话语与图像置于阶级斗争、科学与意识形态、权力与抵抗、主宰与异见的阴阳簿中。或许让这一场景展开是有意义的，因为织工与鞋匠、细木工或铁匠，都在询问自己的身份与话语权，而这一逻辑脱节促使着他们承认其中一者，却牺牲了另一者。这就是他们的冒险，努力试图夺取那些能保持清醒的人的夜晚、那些不必乞讨的人的语言，以及那些不需奉承的人的形象。在从剥削到阶级信号、从工人身份到其集体表达一条所谓的直路上，我们必须取道这条弯路。我们必须审视这样一个复杂的场景：其中，几位工人，在欢迎他们并可能还希望征用他们的角色的知识分子的合谋下，通过尝试高等人的话语和理论，重演并移置了那个关于谁有权代表他人说话的古老神话。或许正是在一些奇异的激情、一些偶然的相遇，以及一些关于上帝的性别和世界的起源的讨论中，我们可能看到伟大的劳工群体的形象有了雏形，发出了第一声啼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