齾爩鱻龗灪龖厵㸑癵籱饟骉鲡麣纞虋讟钃鸜麷鞻（普通工人的口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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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斯大林诺（乌克兰）供应工人的商店中有六千万卢布的存货没有卖出去；在吉尔吉斯的奥希地区，存货超过计划规定数字的60%；1953年，在哈萨克斯坦有五亿卢布的意外存货；一系列的消费品不得不减价25%，否则就卖不出去；由于价格过高，许多干酪卖不出去；还有消息暗示，由于家庭用的电器突然增加供应，发生‘暂时的失调’；还有突然实行分期付款购买办法等等。”

——《消息报》，1953年6月2日。

《苏维埃吉尔吉斯》(Sovietskaia Kirgisia)，1953年5月13日。《哈萨克真理报》(Kazakhstanskaia Pravda)，1954年6月4日。《共产党人》，1953年第8期。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56年欧洲经济情况研究》，第1章，第3页。利菲兹(M.Lifiz)，载：《经济问题》，1958年第4期。

“这样的场景很熟悉吧？分配方式属于资本主义，在分配上依旧使用着市场，依旧是资产阶级的分配方式。”

“巴可夫指出，为了完成国家财政计划，从1939年起，许多工业部门便根据自己的决定，不再生产某些种类的产品，而集中力量生产其他们产品，尽管这样做是显然同计划的指示相矛盾的。”

——巴可夫：《苏维埃经济制度的发展》，第257页。

“1954年10月5日《真理报》（Pravda）指出，纺织工业和造鞋工业的许多企业拒绝制造数量充足的儿童衣物，因为这项生产获利较少。最近的工业管理改革的建立国民经济会议并未扭转这一局面。企业抱怨未能收到所需要的整套金属原料，因而造成巨大损失”。

——《真理报》，1954年10月5日，《经济问题》，1958年第7期。

“我们能看见上面的例子中，还有一‘计划’在驱使这些企业，至于为什么驱成这样，这里就不说了。所以能够做到在投资方面上大部分都是中央计划，而在分配上则还是资产阶级的，依靠市场的。”

“企业经理\高管会怎么决定企业的生产，怎么决定接下来应该生产多少商品。我想一定会研究市场的走向，会用许许多多的曲线，然后才会做出决定。这种时候，这个经理和计划委员有什么区别吗？他们都很民主么？现在各资本国家，哪个是民主的，哪个可以做到按照人民需求生产？”

“计划体制委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个委员都吵个不停，互相在报纸发文章，最后靠投票得出决议。”

“计划体制事无巨细都要全体投票的印象绑在一起的同时，也应该将资本市场事无巨细都靠小圈子决策完全排除员工的印象绑在一起。”

“很多人觉得无法做预算，任何预测市场情况的经济计算成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早在本世纪初，象帕累托和巴罗纳等经济学家已经证明这种论点是骗人的。”

——载哈耶克编：《集体经济计划》(Hayek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就像经理总要算需求，计划经济委员也要算人民的需求。至于要同时解决成百万个方程式，现在计算机能做到的。”

<关于经济学史。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281065/answer/51344125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281065/answer/154119804……等等。>

“每个人都吃几斤螃蟹...先拿需要的种类问题来说吧。稍为严肃的研究一下人类学和历史，就能证明：这些需要恰恰是异常稳定的。食物、衣着、住处（由于某些气候条件的关系，还有取暖）、防止野兽侵袭和躲避风雨、装饰和锻炼筋骨的愿望、传种接代，这六种基本需要似乎从猿人到真人以来还未变过，现在也仍然占消费开支的绝大部分。”

——阿斯列•蒙塔古：《人类的发展方向》(Ashley Montagu: The Direction of Human Development)，第131-132页。马林诺夫斯基：《文化的科学理论》(B.Malinovski: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第91-95页。

<以及，恩格斯的一些说明>

“个人欲望不是无穷无尽的。”

“只要周围环境稍有改变，就可以使动物吞吃同类（它曾经错误地被认为是本能）的行为，变为基于合作的合群行为。”——阿斯列•蒙塔古：《人类的发展方向》，第44页。

“比之吞吃同类，要人在社会环境里不浪费，按自己的需求索取，会不会更容易呢？”

“至于创新不足，竞争不行……”

<以上是知乎用户路人韦某的回答。>

“自古以来就认为刚强的性格只能经过战争或从军才能发展。在核武器时代里，谁还敢为这种论点进行辩护呢？体育活动、汽车驾驶、航空飞行、爬山、洞窟探险、以及将来宇宙探险和到别的星球旅行，在这些方面，不是比古代战场上能千百倍更自由地、更广泛地发展刚强和勇敢的性格吗？上述这些活动，凡是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而不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参加，进行上述活动不再意味着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甚至杀害对手，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时进行；岂不是同古代战场有很大的不同吗？事实上，由于社会划分为阶级，才使人类令人束手无策地都沦于贫困。资本社会，因大量生产而使这种趋向引起最坏的后果。正是资本社会使千百万的人遭到同样暗淡的命运，因为拿同样的工资而只能有同样狭窄的前途，穿同样是成批生产的衣服，看同样耸人听闻的报纸，在同样的运动场上、或在同样的电视节目前消遣。在消灭商品生产和开创物资丰盛的时代以后，一定会使人类个性大大发展。目前泯没在浑沌群氓中的亿万个个人，他们的个性一定要苏醒、发展，而且在迄今还无人过问的、想象不到的无数方面洋溢奔放。人类的才力，一旦从抢饭吃的苦役中解放出来，就会投入艺术和科学，投入教育和身心双方的医学。个人同个人之间为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竞争，将变为追求美、追求真理而进行竞赛。人的悍气一定会变成崇高的创造力。”——曼德尔《论恩格斯经济学》第十七章

曼德尔说得非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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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联的生产关系》，伯.查范斯（美）

20世纪俄罗斯不是普通常规的资本社会，而是很特别的资本社会。它的剥削阶级也是很特别的资产阶级。

注释引用得非常好。货币是20世纪俄罗斯普遍的交换中介，工人的消费品主要也是用工资购买的…

这里是幼稚的毛派思维。但毛派在乱骂时，也曾说出了很多正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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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是20世纪俄罗斯资本主义的重要特点，见托洛茨基。

这说到点子上了。曼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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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改革”时期。毛派夸大改革前与改革后的差别，实际上前后都是统一的，都是特殊的资本主义国家。

“改革”时期。关于就业…朝鲜。

以下是斯威齐的答复。↓↓↓

对毛派幼稚思维的驳斥。

在特殊的资本国家（20世纪俄罗斯）里，不可能存在常规资本的经济危机。特殊资本国家的“经济危机”（或说困难）是一种新的东西。它并不是像大萧条那样的。

《革命后的社会》，保罗.斯威齐（美）

这些是不能无视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缘由在哪？

说得好听。若它是无阶级的世界，还会有“工作条件低劣”、“令人厌烦”和“使人衰老”的情况吗？而且，特殊资本主义国家难道不是在胁迫工人加班努力、累死累活地劳动吗？（请看历史资料。）

早期。

然而事情却不是他说的那样。完全不是。想想《1984》，想想古拉格。想想“政治牢狱犯的劳动”。想想历史资料。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04974?utm_source=com.ucmobile&utm_medium=social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361346?utm_source=com.ucmobile&utm_medium=social

连布达佩斯学派都知道，20世纪的俄罗斯工人是被资本雇佣的。

《苏联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伊丽莎白.加恩塞（英）

这些很重要。这些很重要。这些很重要。

……还有好多页，我不想全看完。因为很累，没时间，根本不懂经济理论。我要去搬砖呢，再见。

夏尔•贝特兰：

你承认在特定时期中市场关系的衰退或发展并不表明向前进或后退，根据这种看法，俄罗斯从未象它在一战时期那样接近无阶级新世界。向无阶级新世界的进展，根本上不外是直接生产者愈来愈能支配他们的生存条件，因此首先也是愈来愈能支配他们的生产手段和产品。这种支配只能是集体的，而所谓“经济计划”则是这种支配的一种手段，但仅仅是在特定条件下，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条件，“计划”就只是统治阶级（不同于依靠自己劳动产品为生的直接生产者）所使用的一种特殊方法，以便保证它良己对生产手段和当前产品的支配。“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仍然是一种“表面效果”，不能就这个矛盾本身去了解它的意义，而只有靠揭露基本矛盾（这涉及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才能了解。更明确点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是用比喻方式（很明显，修正主义恰恰决定以“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为“基础”来支持“改革”的“论点”，这并不是偶然的。参阅奥塔•锡克所表明两个“表现领域”，两个“舞台”之间的矛盾。“演员们”——买主、卖主、中央计划人员、企业管理人员、行政人员等等——介入（用叙事标准说）这两个“舞台”。这些演员的出现，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和履行职能（由现存社会关系和从根本上说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职能）的代表，而是作为具备“自主”和某种“心理”等等的“主体”。这些“演员”的出场，他们介人的“背景”（计划职务、企业管理等等），以及似乎“把他们连在一起”的那种关系的形式，掩盖着本质的东西，即根本的社会关系。他们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并且这些关系又“在别处”——经济领域（生产场所）、政治领域（权力机关）、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意识形态机构：学校、大学、报纸、广播等等）——自行产生出来。如果人们把这两个“舞台”（“市场”和“计划”）的重要性夸大到其中“存在”根本矛盾的程度，人们就会用对这两个舞台前台人物的“行动”的叙述和对真实社会关系在这两个“舞台”上表现出来的形式的叙述，来代替对通常在“意识形态形式”下系统化的真实关系的具体分析。关于过渡问题的大部分讨论，以及这些讨论所“描述”的大部分政策，由于事实上“市场”和“计划”被误解为它们本来意义以外的某种东西，即同时是想象的又是真实的“场所”的比喻说法，而被歪曲了。在这些场所真实关系所“表现”的方式会使这种关系受到忽视。用“计划”和“市场”来说明过渡问题，的确可以先看一看这两个“舞台”上“发生的事情”，但这要借助于恰恰是演员们用来“思考”自己行动（而无视他们所承担的社会关系）的那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回溯到真实关系在其中既显现又隐蔽着的多种形式（正如价值形式既表现着一种社会关系同时及掩盖着它那样）。在现实中发展着的关系和矛盾（如不对它们作如实的分析就只能看到它们的间接的、被歪曲了的效果）位于社会结构的三个基本领域的水准上。这一事实使一系列的位置转换成为不可避免，而这种转换增加了上述隐蔽假象。这种隐蔽假象的起源把如此“表现”出来的真实关系复杂化了；它由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讨论所采用的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的“性质”表明出来：价值形式、价格、合同、行政命令、国家财产、物质“刺激”、精神“刺激”等等。当人们希望使“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实际上“起作用”时，人们就退回到概念的复杂多样性，概念的这种复杂多样性真正向我们揭示出，“计划与市场的矛盾”远远不是根本矛盾，不过是既“表现”又“掩盖”真实社会关系的各种形式会合在一起的“舞台”在意识形态上的形式化罢了。这些真实社会关系的联合才构成基本的结构，在这结构内发展着真正的矛盾，这个矛盾必须加以揭露但又只有靠分析过渡时期社会的基本结构才能予以揭露。当人们未摆脱直接表达形式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俘虏地位时（我们所有的人许多年来都是那样），人们是陷在部分真实部分想象的世界里。“部分真实”，自然是因为“市场”、“计划”、“行政命令”等等符合于某种现实。“部分想象”，因为描述这些现实的概念也暗示它们直接提到的现实以外的现实，而后者，在未将暗示解释清楚以前，依然是隐蔽着的。举例说，“计划”是颇为现实的政治和行政行为，但发生在工作场所、生产单位，消费单位中应该由计划决定的工作、生产、分配、消费的实际过程，和计划所预期的情况只能有极不密切的联系，这种情形可以使计划变为“神秘的现实”。这样一种神秘化过程本身只能用阶级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加以分析。正是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当人们仍然局限在表述“计划”和“市场”的范围内时，他就连一个科学概念也无法阐明，而只能说明经验上的近似物。这种经验上的近似物可以在某种限度内“起有用的作用”，也就是说，可以达到所寻求的目标；但这些近似物也能导致非所预期的结果，而且只要决定社会确定结构的真实运动的关系和矛盾仍然未加分忻的话，这种情形就仍然是不能理解的。然而，这里还有一个论点在我看来是绝对重要的：这一任务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历史意义不应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计划”和计划关系能妨碍生产者支配生产条件和产品。这最后一个命题的涵义——我们很久以来没有看到——就是：资产阶级的“计划”和“计划工作”是可能的。资产阶级的“计划工作”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工具。把“计划”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把“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从倾向上看的确如此），有助于资产阶级（特别是苏联资产阶级）在“计划”的掩盖下进行统治，假“计划”之名取消被剥削阶级的一切发言权，借助于“计划”就能够进一步增多共对群众的剥削。而且——这点在我看来是根本的—一我们必须明白承认，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计划才是生产者支配其生产条件和产品的工具。为了使计划起这种作用，必须在群众倡议的基础上详细制订计划并付诸实施，这样，计划才能集中和调整群众的经验和设想。要实现这种调整，很明显，必须保证技术要求和一般的经济要求以及全部客观可能性都被考虑到。只有计划首先建立在群众倡议的基础上，其制订和实施都由群众控制，这种“考虑”才能更为有效。这样一来，计划就变成群众意志和热望的“集中”，他们的正确意见的“集中”。如果计划不是这种“集中”，它就是资产阶级的“计划”。国家、国有化财产以及计划工作的阶级性质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的生存条件由剥削阶级的支配

保罗·M．斯威齐：

俄罗斯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它拥有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拥有一个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发展得相当迅速的经济。它又是一个阶层分明的社会、存在着以政治官僚和经济经理人员的统治阶层为一方、以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为另一方的很深的鸿沟，鸿沟两边的人在收入和地位上的差距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和家庭所关心和追求的自然是集中在个人的私事方面，特别是集中在个人的发展和家庭的消费水平上面。而且，由于这种经济既能够充分提供发展的机会，又能不断扩大消费品的供应，这些个人的动机就有力地影响着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分配和训练的形成。在目前的世界上，除日本以外，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的资产阶级结构能够象俄罗斯那样提供那么多的工种和工作职位，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前进。剥夺经济生活必然导致剥夺社会生活，并挫伤政治生活的元气。资产阶级的价值准则、资产阶级的成就标准和资产阶级的行为方式都被扶植起来了。（政治成为一种专业，和其它职业一样成为分工的一种。当然，事物的另一面是人与人的关系总是越来越疏远，同时人们也日益背离他们自己，而这种现象是许多长期以来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导致的最终恶果）。这些倾向是存在的（我们相信，只有盲目的辩护士们才会加以否认，他们通常引证集体农庄庄员和城市无产者之间的收人和生活水平差距的缩小、低工资和养老金标准的提高、工时的缩短以及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增加生产应优先给领导干部、比较熟练的和（或）负责的工人提供他们为适当地完成工作而需要的条件，但是除此以外，还应当遵循某些原则：（1）只应在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和要求的水平上去满足私人的需要和要求；（2）只有在大量增加并能在人人分到的情况下生产这样的物品和提供这样的劳务；（3）其它一切消费品生产的增加都应该用于集体消费。对一个不发达国家来说，这些原则就意味着不应当生产供私人购买和使用的汽车、家庭用具或共他耐用消费品。理由很简单，如果要生产这样一些产品以达到普遍供应的目的，那就需要许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在这期间私下把它们都分配掉了，其结果只会造成或加重物质生活的明显不平等。因此，适当的政策是使所生产的这些产品在形式和数量上最能满足集体的需要：集体使用的汽车、集体食堂，公寓住房、邻里洗衣服务站等等。应当强调指出，这样的政策将不仅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物品，而且意味着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特别是在汽车方面，为集体使用而生产的方针意味着严格限制生产，因为在许多场合，汽车是一种效力不大的、不合理的交通工具。而且，限制汽车生产并集中力量使用共他种类的交通工具，那就需要在公路、铁路、地下铁路、飞机场等等方面进行不同类型的投资。但是，俄罗斯实际的情况肯定并非如此，只要俄罗斯的社会依靠个人刺激的制度并适应它的需要，情况就更不是这样。这些问题是牢牢地联系中关于刺激的争论，通常是用“物质”和“精神”这两个对立的措辞表达出来的。但实际上这并不确切，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面对着物质利益的问题：反对的意见倒是针对着物质利益的性质及共分配的力法。因此，用“个人刺激”和“集体刺激”这两个对立的说法也许更有帮助。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在集体刺激制度中存在着：旨在增加每一个人（包括其自身）的份额的行为，比起旨在直接取得个人利金的行为当然更多地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并包含着较高水平的社会意识。俄罗斯把社会引向物质上不平等的状态固定下来。出现这种情况的过程在耐用消费品方面可以看得最清楚了。从俄罗斯的历史来看，它大部分时间需要集中力量从事重工业和军火生产，用它大部分的消费品生产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这就使它不可能去发展那些迎合高薪阶层对耐用消费品的潜在需求的工业部门。因此，虽然这方面的生活水平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已显得很重要，俄罗斯却对这方面实行过强制乎等的措施。然而，在最近几年，这种情况已经不断地发生变化。目前俄罗斯已经有可能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生产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等等，而且俄罗斯政府还在大力发展这个经济部门。虽然很大一部分产品、特别是汽车工业方面的产品在未来的几年内势必供官方和公家使用，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基本的政策是把越来越多的一部分耐用消费品生产调拨到供私人购买的市场去。这种现象究竟预示着什么，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1967年10月2日《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名为“俄罗斯统治五十年的一本账”里说明了他的看法：斯大林俄罗斯的第五十年就象美国在二十年代那样刚刚进入汽车时代。由于菲亚特、雷诺及共他工厂正在建造一些新的生产汽车的设备，到了七十年代头几年俄罗斯每年将生产出一百五十万辆小轿车，为目前生产数字的五倍。但是就连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也难以平息公众的埋怨情绪。一位经常去西欧旅行的俄罗斯作家刚回到国内后说道，“当我看到意大利或法国的任何一个普通工人都有一辆汽车时，我简直不知道过去五十年我们都在干些什么。当然，也有些进步。但那是不够快的”。俄罗斯进入汽车时代可并不那么舒坦。这位俄国作家拥有一辆用了十年的胜利牌小汽车。在零下三十度的情况下，整个冬天他不得不把汽车停在街旁。根本搞不到汽车房。新的公寓楼或办公楼都不给准备汽车房。在冬季。莫斯科的绝大多数小汽车车主每天晚上都得把水箱里的水放干净，第二天早上再灌进开水来发动车子。在莫斯科只有三个加油站出售高质量的汽油。目前，在莫斯科大约有十万辆小汽车。要是有了一百万辆私人小汽车，那可怎么办呢？当然，部分的答案是，随着小汽车生产的增加，俄罗斯将不得不开始大规模地发展并提供一个汽车化社会所需要的各种设备：公路、汽车房、车辆保养服务站、停车场。专为汽车旅客开设的旅馆等等。总之，如果美国的经验值得参考，为汽车服务的这些辅助行业将吸收比制造汽车本身还要多的俄罗斯经济的较大部分劳动力和物质资源。需要特别强调指出两点：第一，即使继续迅速增加汽车生产，也要经过许多许多年，为数不多的俄罗斯人才能有希望加人汽车车主的行列。在这个期间，是否拥有汽车将成为俄罗斯社会物质生活不平等结构的一个新的方面，但这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是否拥有汽车的问题。那些拥有私人机动车辆的人会逐步养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汽车日益支配着他们对于空余时间的利用（业余时间、周末、假日），这样就间接引起一整套需要，从那些为买得起的人兴建的乡村别墅起，直到野营设备以及各种运动器材。第二，这一点通常是被忽视的，但我们却认为极端重要，那就是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分配到制造私人耐用消费品和它们的辅助设备中去了，这就意味着忽视或放慢经济和社会的共他部分的发展。或者说得更坦率些，这种社会决定拼命制造大量的私人耐用消费晶，同时又打定主意不把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了。（记住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以下的论点是多么荒唐；即把俄罗斯发言人和他们在阵营中的批评者之间的争论，说成是那些要俄罗斯人民过“享福生活”的人，和那些企图强使他们过假惺惺的简朴生活的人之间的争论）看来，这些确实是俄罗斯领导人已经作出的并正在大力完成的决定。总起来说，俄罗斯物质方面的日益不平等是长期的，而且许多供生产用的资源直接地和间接地都用来满足少数特权阶层的需要，同时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则提高得不象应有的那样迅速和充分。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即使上面所讨论的时期必定拉得很长，但它在原则上也只是过渡性的；并将通过提高的过程最后导致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耐用消费品十分丰富的社会的正式成员——换句话说，导致一个完全汽车化的社会（因为汽车是主要的耐用消费品）。这个新发明的乌托邦理论的确是一种奇谈怪论式；但是，不管有没有运气，它看来都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果根据长期的和各种各样的历史经验可以确立任何原理的话，那就是，具有根深蒂固的权力并惯于享受特权和高薪的统治阶层能够找到种种保全和保护其既得利益的办法，以抵制来自下面的群众的侵犯。在俄罗斯已经存在着这样一个统治阶层，现今所遵循的路线保证它的特权地位将在今后长时期内得到加强和巩固。如果有人认为，这个阶层即使不是迫于不可抗拒的力量，也会自动放弃它的地位，那他不是痴人说梦，就是迷信奇迹。“为未来奠定物质基础”这一口号，看来类似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甚至更加出名的同样性质的口号——“生活、自由、追求幸福”和“自由、平等、博爱”——其目的在于激励那些向往更美好的未来的人们，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在这同时则日益脱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

俄罗斯分成阶层的制度如果有的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阶级体系，我们还不能冒充了解。在目前我们只能说：有利于一个阶级的发展的种种条件是早就存在的。俄罗斯已经进人一个“决定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及其领导人不过只是一座转动着的大机器里的齿轮，这架机器沿着比较明确的方向有时平稳地、有时乱蹦乱跳地转动着。

波兰的教训：

纠纷的起因是12月13日波兰政府突然宣布消费品价格的大幅度调整。日用必需品——食品、燃料和服装等——都涨了价，某些商品上涨幅度很大；而耐用消费品——录音机、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真空吸尘器等——则都落了价，一般都落了15％或更多一些。据詹姆斯·费龙从华沙报道，“总之，这个做法是想〔通过减少对农产品需求的办法来〕缓和某些农产品的匮之，同时要消费者把钱花到工业产品方面去。”（《纽约时报》），这种价格制度的调整既标志着计划经济，同时也说明了能到多么恶劣的程度。在指令体制下，价格的制定不是（用不着）以各个企业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为目的。在目前所存在的仅有的一种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下，价格的制定是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不顾对整个制度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一点连同资本主义力求无限扩张的趋势，正足以说明这个制度本身必然会引起什么样的危机和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在指令经济下，价格是可以被控制的。已故的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写道，“尽管资本主义的辩护者通常认为‘价格结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优点，但价格的灵活性则是指令体制的一种特色，这一点听起来的确有点自相矛盾，但事实上却有些道理”。最近波兰事件的爆发再次征明了这一点。然而，强有力的工具既可以是有用的，也可以是有害的。一点在12月波兰发生的事件中也得到了证明。统治波兰的官僚政府称它自己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十分明显，那种价格调整的政策提高了必需品的价格，降低了使生活过得方便一些但在象波兰这样的穷国可以被认为是奢侈品的那些商品的价格。那种价格调整使城市工人和共他低收人的人们（即那些年纪太大和年纪太轻，因而不能工作的人）蒙受极大的牺牲，却使城市中的官僚、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等已经享有的特权地位有所扩大。主要受惠者也许是农民，因为他们自己生产许多他们所需要的食物，现在可以提高他们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力。如果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有权强行颁布这样的价格调整（当然它无权这样做），那么这种法令一经颁布就立刻会遭到严厉的谴责，说它是阶级立法的最恶劣的形式。难怪整个事情是秘密筹备的，是作为一个既成事实而公布的，根本没有同直接受到影响的人民进行磋商。哥穆尔卡政权显然希望能够来个突然袭击，造成既成事实再说。这正反映了它自己脱离群众，也表明波兰迫切需要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但是，我们在开始讨论前还必须指出，物价调整所表现出来的根本政策——使工人蒙受最大牺牲——是不仅与波兰，而且至少与东欧其它两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遵循的方针是一致的。艾尔弗雷德·位伯曼在他对这三个国家工业化的有权威的研究中发现，强制节约——换句话说，就是积累——的压力落在产业工人而不是落在农民的头上（而俄罗斯在一个类似的发展阶段，则把压力落在农民头上）。林恩·特金教授1970年在同样的地区花了几个月作了第一手的研究，他也给我们指出了这一点。他得出结论说，欧洲东北部的农民参加了在新体制下的主要受益者的行列，他们的经济地位有点类似战时销售市场上资本主义农民的地位。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整个地区所看到的农民的居住条件都有极大的改进。物价调整的宣布引起了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特别是格但斯克、格亨尼亚和什切青等地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很可能在这个国家共他地区的城市里也是这样，但外国记者人数不多，当地的通讯工具受到检查，使外人，也许还有大多数的波兰人完全不了解全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政权的最初反映，正是那些按照正统的共产党传统培养起来的领导人势必会有的那种反映。人们对于那种推理的方法是太熟悉了：党代表工人的利益，因此凡是批评或反对党的政策的人一定是工人的敌人。于是示威运动的罪责自然就归诸于流氓无领、闹事者。犯罪分子等等；镇压的部队（警察和军队）向示威者开枪。对死伤人数的估计说法不一，但肯定有好几十人，也许有好几百人（《纽约时报》报道，据一个瑞典人的估计，仅在格但斯克一地就死了三百人）。根据一些自己亲眼看见的或访问过当时在场的人的记者的报道，实际的情况却大不一样。以下的事实能够证实这些报道一般是正确的：在哥穆尔卡被赶下台以后（我们马上就要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政府本身开始完全改变了腔调。事件的真实过程似乎是这样的：风潮从造船工人方面开始，他们在工地举行集会，然后游行到党部，据我们推测，他们抱着不同的动机——有些人想要求作出解释，有些人想提出抗议，有些人则想发泄心中长期郁积的怨气。他们遇到的是镇压而不是耐心的解释，因此，他们冲击并（在有些地方）捣毁了党的建筑物、警察派出所以及其它象征权力的机构。参加的群众人数很多——一个来自什切青的报道估计有一万人——政府调动军队未恢复秩序。来自什切青的同一报道还说，工厂已被占领了几天，“直到协商出休战条件：撤退坦克后工人复工，并保证不对工人进行报复。”（《纽约时报》）。回溯到斯大林时期，政府遇到这种情况就会进行集体逮捕、搞些装装门面的审讯、处决、监禁和把他们赛进劳改营。它会用残暴的手段强制地恢复原来的秩序。但是波兰至少早在1956年就离开了那个时期，那年赫鲁晓夫轰动一时地攻击了斯大林，东欧卫星国掀起了自由化的第一个浪潮。那也是在波兰发生波兹南骚乱的一年。波兹南事件与去年12月发生的事件相比，情况非常相似，只是规模小些。两次事件都是由于对经济政策不满而引起的；在两次事件中，掌权的政府在开头都归罪于敌对分子，并且在两次事件中这种解释不久就被抛弃了。最近有一位作家在论述那个较早时期时指出，在波兹南骚乱发生的时候，官方认为那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接着说：

但是在考虑了几天以后…奥哈布〔当时的资料承认：那次闹事不是帝国主义者阴谋策划的，最近所公布的企图表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数字是虚构的。从那以后波兰官方认为那些闹事者大体上是有理由采取行动的。后来，他甚至谦虚地把一部分责任归于他自己和他的同志们：“事实上，我们这些领导没有能够使我们的国家避免出现波兹南事件的悲剧。当这个悲剧发生时，我们都吓坏了。这说明我们对于国内的实际情况和真实情绪了解得很不够，非常肤浅”。

然而尽管最近几星期报刊和电台上发表了许多相反的说法，1970年发生的事件在一个方面是与1956年发生的事件不同的。波兹南骚乱没有引起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更换。说哥穆尔卡在工人示威运动之后，就象他上台时那样下台了，这倒是一则颇能吸引人的新闻报道。但这并不是真实的情况。波兹南骚动发生在1956年6月28日，哥穆尔卡于10月19日，即将近四个月后在过了十年光景的在野生活之后重新掌权，而且，大家知道，使他回到领导岗位上来的危机不是由波兹南骚乱而是由俄罗斯军事干涉的威胁促成的，这种军事干涉正如两星期以后在匈矛利所实际体现出来的那样。可是，哥穆尔卡在他重新掌权后关于波兹南事件的第一次重要讲话的内容，在今天还是很值得回顾一下：

最近工人给了政府一个沉痛的教训。

波兹南的工人们在6月那个不幸的星期四利用罢工这一武器，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高呼：“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离开错误的道路吧！”…当波兹南的工人们走上城市的街头时，他们不是向人民提出抗议。他们所抗议的，是那已经浸透在我们社会制度中的并使他们受到很大痛苦的罪恶，是那种对他们一直向往的理想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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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把痛苦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的特务和内奸搞的勾当，这种拙劣的企图在政治上是太幼稚了。去年12月事件如果不是表明哥穆尔卡要么忘记了波兹南事件的教训，要么不愿意或不能够把这些教训用到国家的管理方面，又能表明什么呢？当工人们再次呼喊“够了，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他不见得就比他的前任更有独到的见解．也不见得在政治上就不那么幼稚。

哥穆尔卡在1956年当政时颇孚众望，威信很高。1970年，在宣布物价调整后刚一星期他就下台了，名誉扫地，该有人对此表示惋惜。领导人中间的分歧已经明显地达到了一个很深的阶段，一度坚决支持哥穆尔卡的人已无影无踪。由于危机临头，显然有必要平息一下工人的愤怒，中央委员会便立即抛弃了它多年的首脑，代之以一位大概能为工人们所接受的人物。此人是爱德华·盖莱克，一个矿工的儿子，自己原来也是一个矿工，在法国和比利时住过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那里担任比利时共产党波兰组的组长）。回到波兰以后，他为了取得一个工程学位而学习。嗣后他在卡托维兹煤矿区担任领导职务，1959年被选进政治局。据新闻报道，盖莱克曾设法为矿工取得如住房和消费品的分配等方面的特殊照顾，从而建立起受到工人支持的牢固基础。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波兰工人起来造反的时候，党选择他接替哥穆尔卡。在一党制的政治体系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当一个领袖接替另一个领袖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立刻感到自在一些，可以随便去批评那些引起这种改变的局面，并把它说成是被罢黜的人的过错。因此，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希望稍稍深入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即使批评往往是转弯抹角地提出的。例如，新的领导盖莱克在他担任第一书记后，12月20日在电视讲话中说道：

我们的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一般政策所必须遵守的常规是：一定要经常考虑实际的情况，广泛征求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意见，在高级当局的活动中着重集体领导和民主的原则。最近发生的事件以一种痛苦的方式提醒我们要牢记这一基本的真理，即党必须经常同工人保持密切的联系。（纽约时报。）

再看一看《纽约时报》报道的盖莱克于新年前夕向全国人民讲话的开场白：“爱道华·盖莱克，波兰的新领袖，今天提出保证，1971年政府的政策，将是诚恳的、直率的、明确的和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这岂不正是承认过去政府的政策是不诚恳的、不直率的、并非每个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的吗？

虽然这些自供和招认透露了一些情况，可是，我们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触及当前波兰弊害问题的核心。比照一下我们美国自己的情况。可能有助于澄清问题。特别是从1965年越南战争美国化以来，在所有对美国政府的谴责中，共次数那样多而且又是那样有根有据的，莫过于谴责它欺骗了人民。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信用差距”——指其实情况和政府言论之间的差距——这个词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头语。尼克松象他前任约翰逊一样，不断地被人指责（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为犯有伪善、两面派和奸诈的毛病，而且提出这种指责的不光是左派。不过，是不是有人认为，只要总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讲了老实话，就会万事大吉了呢？他如果不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南越人民的自决权，而改口说美国在南越的政策是为了维持新殖民地，这样能行吗？他如果不口口声声说他要从越南撤出美国军队，而改口承认他打算使美军长期占领南越，这样能行吗？

不，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说谎，而在于政府觉得对于某些政策有必要加以隐瞒。说谎只是说明政府知道它的政策不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因此才想隐瞒真相。某一国家的政府是否真诚是检验该国是否存在真正民主的最可靠的标准。

关于波兰，可以推断出以下两点：第一，根据它的领导人自己供认，它一向是违反民主的。第二，盖莱克保证放弃从前那种虚伪和蒙昧主义的方法。

动乱是由那种想要改革波兰的经济以刺激工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努力所直接引起的。哥穆尔卡先生的垮台似乎很可能使东欧和俄罗斯其它经济改革的倡议者感到沮丧，因为它显示了它所能产生的严重政治后果。

六十年代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改革彼此差别很大。然而，它们的目的都在于使市场对生产有更大的影响，使物价和工资更接近供求关系所要求的水平，让工业和其它行政部门在作出经营管理方面的决定时，比在过去集中经济计划有详细规定的情况下享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行动权。

观察家们已经指出，首先发动最近骚动的格但斯克造船工人之所以心烦意乱，至少既是由于宣布食品、燃料和共他必需品的涨价，又是由于政府提出了要改革复杂的工资条例的建议。工人们担心工资制度的改革会降低他们每周的收人，而经济改革者则希望这种担心的心理会促使波兰工人更加努力一些并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

实际上，东欧国家在许多方面都按一种为各有关方面所理解和尊重的非正式的社会契约办事的。这种社会契约保证每一个人都有职业，并且只要他经常上班并且只是看起来是在努力干活，就保证让他至少享有只是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这是一种投合懒人心意的办法，许多任务人很愿意付出最小的努力去换取为数极少但却牢靠的报酬。

在东欧国家比较流行的情况是，工人们想要在经济上享有一些不是工厂工费（工资）所能提供的东西，就往往得身兼两职。在业余时间，他们作为单干的手艺人、技工、或建筑工人而拼命工作。实际上，有些人把他们在原本工厂工作的时间看作是休息时间，在那个时间里他们能够把干了真正有利可图的工作所带来的疲劳慢慢恢复过来。

以上这些情况之所以会成为可能，是由于在俄罗斯集团的每一个国家中没有国内的竞争，还由于在东欧的大部分国家里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倾向。这后一种情绪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社会压力：它不鼓励任何工人比一股水平的人更加努力干，也不使其所得的收入超过平均工资水平。

但是在七十年代，东欧国家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它们必须对付国际上的竞争，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商品质量，才能在世界市场上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其它国家进行竞争，以销售自己的产品。上个月，当波兰官方力图争取公众支持经济改革和物价上涨的方案时，他们就强调要加强进行这种竞争。

然而，对东欧的工人来说，谈论国际竞争和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相反地，工人们却认为经济改革以及与此有关的具体措施是打乱他们舒服的生活现状的手段，同时，那些措施势必会使很大一批不能够或不愿意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工人减低工资收人。

既然这个地区广泛流行着平均主义的情绪，许多任务人便满腹狐疑地看待这次改革的刺激因素。他们问道，为什么有些工人该挣的比别人多呢，那岂不是恢复了资本主义式狗咬狗的竞争吗？俄罗斯工人们对经济改革的极大疑虑是由害怕失业所引起的。大家都知道，在俄罗斯集团各国，许多任务矿企业都是人员过剩。因此，那些实行经济改革的工厂，能够增加利润的方法之一就是解雇多余的工人。

俄罗斯的宣传家力图使工人放心，说现在多余的工人并不意味着失业，因为据说有许多空缺的职位可由新解雇的工人去填补。但是对于经济改革会导致工人失业的疑虑依然存在。许多任务人都了解，这种空缺的职位往往是在他们不愿前往的遥远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亚的油田。

东欧国家的经济管理人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因为他们只是采取那种逐渐地影响工人的改革，而不是象上月初波兰物价猛涨时那样突然实行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

这个分析的含义确实是发人深思的。它的基本推断表明，在以“经济管理人员”（即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为一方和以工人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极深的裂痕，而这个现实在学识渊博的资产阶级观察家哈利·施瓦茨看来是十分明显的。这些管理人员基本上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准则办事。他们的经济思想和所作出的决定直接针对着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等目标，而这些目标则被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用来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分明就是那些必须受宣传、刺激措施、担心丧失收人和害怕失业的心理等摆布的工人。这些岂止是类似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而已，它根本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

工人们以典型的无产者的方式作出反应（我觉得他们是否算作无产者还有待商诠——银河注）。他们把劳动看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单纯是挣钱的手段，因此他们对于所有那些强迫他们卖命工作的典型的资本主义诡计是感到愤慨的。他们受到“平均主义倾向”的思想影响，不愿陷入工人之间彼此敌对的狗咬狗争夺。他们宁愿得到一笔较低但有保障的工资收人，而不愿要一笔较高但没有保障的工资收人。他们不愿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亲戚朋友，而按照远方某一位官僚的命令被东派西调。总之，他们是无产者，不是竭力想往上爬的个人主义者。旧有的集中指令体制尽管有不少缺点，但确实给了他们一些好东西。他们不打算放弃那些东西，以换取那些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外汇储备的诺言，或换取经济计划人员和官员碰巧在其考虑中占主导地位的任何其它抽象概念。

这决不是说，东欧的工人象哈利·施瓦茨似乎暗中指出的那样，是懒惰的、异常保守的、反对一切进步措施的等等（是吗？我倒觉得施瓦茨说得没错——银河注）。上述的情况确实表明了，不能依靠他们这些不合适的材料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以在国际市场上同象西德、美国和日本那些先进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换句话说，东欧工人还没有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的社会准则和刺激因素，他们对于帮助他们新近发迹的头头硬往常规资本主义大同盟里钻这一点根本不感兴趣。既然让他们在“舒服的现状”和为他们不能理解的事情拚上老命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他们毫无疑问选择了前者。

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有不同的选择，即有机会在他们能够理解的意义上积极参加规划并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下，不是少数人而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生活较有保障，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和加深他们显然非常珍视的人与人的交往，有不断增长的权力去掌握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那情况会是怎样呢？

<斯威齐在某种角度上，和贝特兰一样是毛派——银河注>

当然，哈利·施瓦茨之流会把这种说法斥之为痴人说梦。他们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说，“在七十年代，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必须对付国际上的竞筝，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商品质量，才能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共他国家进行竞争，以销售自己的产品”（施瓦茨是正确的——银河注）。对于这种话的回答很干脆，很肯定：一派胡言。任何自然法则或经济规律都没有说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一定要参加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激烈竞争（这只是你没看见其中的规律而已——银河注）。他们拥有必需的资源、技术和科学家去选择他们自己的道路，按自己的步伐前进。这当然不能让技术上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企业直接参加它们的经济活动，但这也并不是说要放弃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贸易，只要这种贸易有利于发展就行。正如俄罗斯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所说的，“常规资本主义垄断制度的压力，只能用我国垄断制度来加以抵制”。凡是对于作出这种抉择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的人，应当注意瓷器国的情况，因为它已经走上了独立自主地发展的道路，但并没有割断同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正如格利教授在一篇精采文章中所指出的，瓷器国远远没有陷入可耻的失败，恰恰相反，它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要产生日益深远影响的榜样（于是，迎来了斯威齐不敢相信也无法理解的伟大改革开放——银河注）。

在世界上当权的官僚政权不仅脱离了工人，而且还极端地反对工人，就象资本主义各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工人一样。在12月13日到20日这个星期中，波兰工人赶走了政府领导人，但是他们并没有推翻这个政权。领导换了人，新的政府被迫向公众的要求作了些让步，但这种让步的程度和重要性有多大则仍然有待证明。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官僚统洽的苛政和专横可能会缓和一些，但那仍然是官僚统治。甚至对“波兰新政”极为有限的一点希望，也一定会因为想起哥穆尔卡的经验而趋于暗淡。1956年的好景不长，哥穆尔卡这个民族主义者和改革者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变成了俄罗斯霸权的一个忠实工具和他本国人民的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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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在过渡问题获得了决定性成果的欧洲这个地区内，略为回顾一下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情况。我相信在欧洲这个地区内，涉及诸如封建主义衰亡的原因以及资本主义的起源之类事情，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不过眼前我不想谈这些问题。不论各家各派对这些问题可能持何种立场，在我看来，有一点是不会有人持异议的，那就是封建主义的衰亡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两者都可以远远溯源至中世纪，亦即是说，溯源至封建生产方式毫无疑问尚在欧洲占支配地位的那个时期。换句话说，毋庸置疑的是，早在封建社会的领域之内，资本主义已经并非作为一种学说或理想而是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社会结构而崭露头角了。奥立佛•考克斯曾相当有说服力地指出，威尼斯早在中世纪就已经是一座规模完备的资产阶级城邦了。它完全致力于唯利是图的商业，进行重要的资本主义生产（例如，造船业），而且具有典型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上层建筑对于封建时代后期的许多意大利的和北欧的城镇，同样也可以这样讲，而且还可以更加有把握地这样讲。十五、十六世纪时，美洲的发现以及通往远东的海洋航线的开辟，自然引起了一阵子短暂而猛烈的活动（除了进行贸易之外还包括抢劫和掠夺），那些活动就是再牵强附会也不能称之为具有“封建”性质的。关于资本主义究竟确切地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终于取得胜利的问题，尚有争论的余地，可是对于下列事实却并无争执，即这一过程是两个实际存在的社会结构之间进行的一场连绵不断的争霸斗争，亦即争夺国家权力（对强制手段的独占）和按照各自的利益和思想来改组社会的权利。而且，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有充分的时间从经济上和思想上为取得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进行准备。

从改变人的本性这一角度来看，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人”是在封建主义的世界中诞生成长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从建立到发展都是人类的实际活动，这些活动逐渐使人们形成了各种与之相适应的态度、动机和“本能”——诸如贪财之心、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乃理所当然，个人主义等等。几百年来资产阶级的人和封建主义的人共处并存，有时相处得别别扭扭，有时则展开殊死的搏斗，然而资产阶级的人总是在取得进展，竭力想得到更多的权力，他终于战胜了甚至同化了他的古老的对手。当资产阶级的人最后站出来成为他的天地间的主人的时候，他的本性已经充分形成，并且已忠实地反映着新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回顾起来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实践”——它是了解社会变化的关键，因而也是了解人性变化的关键——正好就是从封建社会结构中建立资本主义的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过程。

如果我们现在转过来谈眼前的这个题目，我们首先注意到的乃是向无阶级新世界过渡不会采取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同样的途径，按事情的性质来讲也不能采取同样的途径。这并非由于从未有人想到过这条途径，甚至也不是由于从未有人试验过这条途径。恰恰相反，空想社会主义，其与众不同的特色就在于有意选择（虽然并不是自觉地模仿）一条与把封建主义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相似的通往无阶级新世界的道路。打算建立一些小规模的公社，而且事实上也建立了不少。准备让这些公社成为既是学校，又是发展新社会的基地，它们将削弱并最终战胜它们原来具有的资本主义素质。这一战略行不通的理由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或许是那些小规模的公社——不象处于封建社会的空隙中的资本主义——对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本身提供不了什么积极的东西，因而从该制度的观点看来，这些公社的胜利便将成为十足的灾难。除此之外，这些公社既无能力又无愿望根据它们本身的条件去同资本主义进行竞争，而且人们可供看出，这些公社连维持本身生存都已困难重重，更不必说会取得什么进展了，以致实际上它们从一开头便已注定非失败不可。它们不但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人性，反倒加固了认为人性毕竟是无法改变的典型资产阶级观点。

我们当然根本不同意他们的幻想，我们应该充分了解社会制度、人类活动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值得记注的是，前面我引用过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哲学的贫困》都是在1845年至1847年这一时期，亦即是在恩格斯智力发展的早期写成的，而且丝毫没有理由认为他此后曾在这些极其根本的问题上改变过主张。那么，他对于向无阶级新世界过渡的具体做法持什么见解呢？回答是众所周知的，至少其概略是众所周知的。不象资本主义曾在封建主义统治之下成长那样，无阶级新世界本身并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扎根成长（你确定？——银河注）。但是据恩格斯的看法，资本主义具有一种特殊的、或许在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特点。这种特点不仅使沿着不同的道路进行转变成为可能，而且还使之得到了保证。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那是通过剩余价值的产生和资本化而实现的。产生剩余价值却又是无产者——即领取工资的工人，其本身既不占有生产资料，又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而生存——的职能。由于无产者只是为了资本而不是为了满足本身的需要而生产，因此其必然的结果便是，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确立了一个“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无产者不仅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又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受害者。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无产者也在成长；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为无产者准备好了历史任务。因此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

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并不需要替无阶级新世界下一个定义，也不需要把特征汇集起来编个目。但是我们肯定需要完全搞清楚，所设想的永远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且它运行时所根据的规律和原则，和资本主义是南辕北辙，根本不同。资本主义把人当作扩张资本的手段，而资本则恰恰是资本主义各种各样矛盾和罪恶的根源。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把这一点颠倒过来，要使人不仅能够掌握和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而且能够为了满足自己作为人的真正需要而掌握和安排自己的整个一生。这种颠倒，其中就意味着包括在生产资料方面取消私有财产以及由之而来的收益，在一切事。除上都有高度的平等，按计划而不是按市场的盲目力量分配资源，尽快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个人讨厌的差别，以及最终以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取代一切货币关系和商品关系。

现在明摆着的是，资本家和那些满脑子资本主义观点和价值准则的人是既不愿意要这样一个社会，也不能够建立并管理这样一个社会的。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从未出现过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资产阶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的结构内部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人性是经过了几百年之久了塑造成的。当资本主义最后战胜封建主义时，它不仅是作为一个革命的阶级而且是作为一整套社会秩序来战胜对方的，在这套秩序中，人性和社会关系早已充分发展到了彼此契合的程度。当然还存在着以尚未除尽的封建残余为代表的不协调的因素，而且在某些（上层建筑）方面情况甚至还相当严重，但是它对推行资本主义并不构成什么重大的威胁。我们已看到，新世界的人性是不能通过在资本主义结构内部进行革命实践而培育起来的（你确定？——银河注）。那么，有无其它可能性呢？如果有，那又是些什么可能性呢？

不多久以前，我曾在一次同夏尔•贝特兰进行的讨论中指出：

在经典学说里：…无产者…指就业于大规模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构成工人的多数，也占总人口的相当大的比例。作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本身的结果，这些劳动者被认为取得了某些显然属于无产者的（和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和社会准则：团结、合作、平等主义等等。从历史的观点说，无产者被看作是资本主义所形成的“新人”，具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领导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望、决心和能力。

我并不是在对有关文件进行了研究之后才写这些话的，我只是根据我多年来总的理解所形成的观点写的。可是后来有人要求我得对这种解释提供论证，我只得承认我提供不出来。要是从恩格斯的著作中引述一些确证无产者在推翻资本主义中的革命作用的段落，不费举手之劳就可以引上几十段。然而，我从未找到过任何段落是专门论述无产者建立新世界的能力或决心等问题的；至少其中有某些提法，特别是那些分析劳动分工对工人的后果的提法，明显地有对无产者的资格进行某种消极的估价的含意。例如，看一看下面这段引自《资本论》第一卷中论“机器和大工业”的著名章节（曾为恩格斯逐字逐句重复于《反杜林论》之中）：

“的确，大工业通过饥饿的纪律，迫使社会用全面发展的、适合于干不同工种的、能随时应付生产上的任何变换的人，来代替今天那些由于一辈子都干同一种重复的琐碎工序而片面发展、从而变成残缺不全的基层工人，对前者来说，他所担任的各种不同社会职能只不过是他本身先天和后天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多种表现形式”。

至此，我想尝试一下从观点中得出某些看法。我们已看到，资产阶级人性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结构内为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得强大到足以向封建主义挑战并战胜封建主义时，就不存在倒退回封建主义的实际可能性。资产阶级的人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才安然自在：他没有什么可以想象得出的理由要复活或重建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当然这并不排除资本主义势力在这里或那里会被封建势力所击败，给资本主义的进展带来局部的甚至持久的挫折。可是无论如何，这类事情阻挡不了新制度的总的进展。）在向无阶级新世界过渡的问题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新世界人性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结构内而只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在足够的广度和深度上产生新人性，以使建设新社会成为可能呢？要是不具备那种人的素质（只有它才能使社会关系有意义），就以为新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关系，除了名义上能够存在之外，还能在实际上存在，那可完全是幻想。纵使恩格斯没有去探讨这一点所涉及的各种含义，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是了解的。这可以由他所写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的一段话得到证明。

“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者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

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经论的中心问题：无产者不仅应改变社会关系，还应在这一过程中改变自己。不幸的是，往后一百多年的历史都极其确凿地证明，对于能否成功地达到这一目标，目前还没有任何保证。

就工业先进国家而论，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扩张能力和适应性被证明比恩格斯所料想的要大得多。在那样的环境下，这些国家的无产者屈服于经济主义，是很自然的现象。

俄国的经验积极方面虽无甚可借鉴之处，它却为下列事实提供了铁证：不可能把无阶级新世界的内容灌注进诸如生产资料国有化、全面的指令体制之类的貌似新世界的形式中去，除非在实行这些过程的同时还造就新世界的人。

不久前瓷器国有一篇批评文章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从城市到农村，从生产到流通，从经济部门到政府机关，资本主义势力猖狂活动：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尔虞我诈；企业和政府里的走资派串通一气，贪污盗窃，营私舞弊，坐地分赃，贿赂成风。特权阶层的所有制，直接由一小提走资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所支配…。

我特别要着重指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这句话，并提请慎勿误解，即这句话应从事实上而不是从法律上来理解。掌握生产资料，从而决定如何利用生产果实的，是一个特权阶层——即夏尔•贝特兰称之为新的“国家资产阶级”。撇开法律形式不谈，这才是阶级所有制的真实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前面对俄罗斯情况的剖析几乎可以原封不动、或略加改动就适用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区别只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上面所提及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完全合法的。这就有力地表明，任何法律制度——从最广泛的含义来运用这个词汇，把财产关系的制度也包括在内——都无法有效地控制人们的行为，除非这种法律制度同其治理下的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人性能协调一致。这一条件在俄罗斯显然尚不具备。

<斯威齐滚到唯心的人性论里（当然，他说的话中有正确之处，但却是错误地提出来的）——银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