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领导俄国革命(俄国普通工人特质民主革命时期俄国专制条件下列宁工会学说概述)
整理者:玉成 红叶
列宁工会学说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使命学说、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无产阶级国家学说密切联系的理论体系。根据《列宁工会学说史》的研究,列宁工会学说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七个阶段,限于篇幅和现实性,本文只概述前面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893年列宁投身于俄国工人运动至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夜),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时期工会学说的创建阶段。这一时期,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工会理论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批判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第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错误的工会理论,创立了比较完整的俄国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会学说。其主要内容是:工会在反对资本家和沙皇专制的斗争中具有重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会的领导力量;工会应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应该向广大工人群众和工会会员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工会合法化有利于工人阶级;工会应该积极争取合法地位;建立秘密工会是俄国工会运动的主要道路。(引自《列宁工会学说史》导言部分,合法与秘密的矛盾之处在后面会解释)
第二阶段(自第一次俄国革命至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是列宁的资本主义时期工会学说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列宁在工会问题上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和领袖进行了四次重大的斗争:同孟什维克关于把政治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还是把工会工作作为党的工作重心问题上的斗争(1905—1906年);同普列汉诺夫的“工会中立论”的斗争(1906—1908年);同孟什维克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企图以无党派工人组织取代党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1907年);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党内“召回派”的机会主义工会观点和主张的斗争(1908—1914年)。在这些斗争中,列宁深刻地批判了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理论和策略,捍卫了自己在第一个阶段所建立的工会理论和策略,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会学说。其主要内容是:合法的工会和工会运动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武装起义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基础;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领导,反对给工会贴党派标签,反对把工会变成党组织的下属分部;建立统一的工会;工会是判断无产阶级意志的主要标志之一;工会是党组织的“支柱”和“据点”;在反动时期,在党内展开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改造党组织和通过工会来保存、巩固和发展秘密的党组织是党的“中心任务”等等。
一、俄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及特点
列宁工会学说形成的基础是俄国的国情特别是工人阶级特点。1861年,沙皇政府迫于国内人民的压力废除了农奴制,促进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中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俄国工业,由于利用了本国丰富的资源和国外先进技术、经验、组织形式以及西方国家的大量投资,到60年代以后开始迅速发展。列宁指出:“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的工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旧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完成的转变。”
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俄国工人数量也迅速增加。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工人数量发展到270多万。俄国现代工人阶级正式形成,并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工人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沉重的压迫。在19世纪60~80年代,俄国工人的工作时间通常是12~14小时,纺织工人的工作时间甚至长达15~16小时。资本家付给工人极低的工资,而且还广泛采用各种罚款制度,有时罚款数额竟相当于工人的一半。
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俄国的特殊国情,使俄国工人阶级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俄国工人阶级高度集中,第二,绝大多数工人出身于农民,第三,受资本主义和沙皇专制的双重压迫,第四,工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少。第五,文化水平低下。
上述这些特点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造成了有利条件。首先,由于俄国工人阶级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和大企业,使无产阶级便于组织和联合,也便于培养组织性和纪律性;其次,由于俄国工人大多出身于农民,有利于建立工农联盟;再次,由于俄国工人深受资产阶级和沙皇专制的剥削和压迫,使他们易于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
俄国工人不仅深受资本家的剥削,而且还遭受沙皇专制制度以及封建残余势力的政治压迫。农奴制废除之后,沙皇专制制度仍然是俄国的主要政治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俄国工人没有丝毫的政治自由。沙皇政府严禁工人罢工、组织工会、出版刊物、游行示威。对违禁者一律采取严酷处罚。沙皇的监狱囚禁了大批的工人领袖和罢工参加者。
二、俄国早期的工人运动
1861年以前,工人们就已经开始与工厂主进行斗争。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工人已经采取了罢工的斗争形式。但是这一时期的工人罢工还处于盲目和分散的状态,罢工多是自发产生的。罢工时工人们破坏机器,捣毁工厂。
19世纪70年代是俄国工人阶级开始觉醒的重要年代。这一时期,先进工人日益成为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逐渐加强的罢工斗争,宣告了俄国工人登上俄国政治舞台。这一时期的罢工基本都是经济罢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减少罚款和改善劳动条件。70年代,在俄国工业中心彼得堡、敖德萨等地,出现了最初的工人小组和协会,比较重要的使南俄工人协会和俄国北方工人协会,虽然它们只存在了很短的时期,但是这是俄国工人争取建立自己的战斗组织——工会的最初尝试。它们的斗争历史也表明,俄国最早的工会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提出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口号,即不仅主张进行经济斗争,而且还主张进行政治斗争。
19世纪80年代是俄国工人运动走向高涨的时期。这一时期,俄国工人举行了140多次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15万,其中纺织工人是罢工的主要参与者。这时的工人运动还处在自发状态,既没有同社会主义相结合,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工会和政党。
19世纪90年代是俄国工人运动开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时期。从1894年开始,列宁直接参加并领导了彼得堡的工人运动。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列宁说:“1895~1896的罢工,已经形成了思想上组织上都同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
20世纪初,在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下,俄国工人开始从以往的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工人群众举行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打倒沙皇专制制度”已成为俄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革命口号。
随着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建立工会就成为形势的迫切需要。然而,极端专制的沙皇政府始终禁止工人组织工会。严禁工人结社的法令已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严重障碍。因而,打破沙皇政府的反动禁令,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便成为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的重要斗争任务。
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
19世纪末,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了第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经济派”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主张把经济斗争作为党和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其理由主要有三条:第一,俄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提出政治任务的程度;第二,俄国专制统治太强大,而工人阶级太弱小;第三,应该遵循工人阶级的“基本规律”,即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的规律。
列宁系统地批判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首先,列宁认为经济派关于俄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任务的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例如,1878年俄国先进工人成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在其纲领中提出“推翻国内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提出了有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一系列政治要求。其次,经济派关于沙皇政府过于强大而工人阶级不应该进行政治斗争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列宁指出,俄国沙皇政府的确十分强大,但这不是不应该进行政治斗争的根据,相反,这是应该更坚决地进行政治斗争的理由。在沙皇专制制度之下,俄国工人没有自由集会、结社、派代表参加议会的权利,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使工人的生活状况得到稳固可靠的改善,而工人所进行的每次罢工斗争都遭到沙皇政府的镇压。因此,在俄国,经济斗争、罢工实际上已经同反抗专制的政治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当无产阶级没有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压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最后,列宁认为经济派所谓工人运动应遵循“沿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的规律的理论,纯属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所谓沿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就是放弃艰苦的政治斗争,把工人运动局限于经济斗争的范围。
总之,列宁关于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以及进行政治斗争是工人阶级首要任务的理论,是列宁工会学说中最基本的原理之一,贯穿于列宁资本主义时期工会学说发展的始终。
四、不仅要建立革命的工会,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1900年11月,列宁在《“哈尔科夫的五月”小册子序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俄国工人应该积极争取建立工会。1900年5月,哈尔科夫铁路工人在五一示威游行中提出了11项要求,但是没有提到建立工会,而提出“由工人和行政联合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调解双方的纠纷”。列宁认为这一要求是有缺陷的。他指出,成立由工人和企业行政选派的代表组成的纠纷调解委员会,固然可以给工人带来某些利益,但是,由于当时资本家可以随便开除工人,警察具有随意拘捕工人的权力,工人代表没有独立的地位和身分,因而这种调解委员会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列宁认为,要使这种委员会能够起到一点作用,就必须保证工人代表有独立的不受厂方左右的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争取两个条件:第一是要争取结社权利,“成立工人的自由工会,即包括许多工厂、拥有自己的基金会并且能保卫自己的代表的工会”。列宁所提出的“自由工会”具有特定含义;一方面,这种工会是不受厂方操纵、拥有自己经费、具有合法地位和较大规模的工会;另一方面,这种工会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因为在沙皇专制之下,“自由”是一个革命和政治口号,因此,“自由工会”也就是具有革命倾向的工会;第二,争取人身自由。列宁写道:“必须使工人的人身不受侵犯,也就是说,警察和宪兵不能任意逮捕工人”。总之,只有争取到上述两项政治权利,成立纠纷调解委员会,对工人才有益处。但是,在沙皇专制之下,要争到结社与人身自由的权利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列宁提出,为了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以民主政体来代替沙皇独裁政体。这样,列宁就把建立“自由工会”的任务与推翻沙皇专制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了,建立自由工会也就成了反对专制斗争的一部分。
随着俄国工人运动尤其是罢工运动的迅速发展,1899年至1900年期间建立工会等工人组织便成为形势的迫切需要。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否应该把建立革命的自由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呢?
对此,列宁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一般情况下,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大都经历了先建立工会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道路。但是,在20世纪初,这种传统道路已经不符合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因为此时的俄国工人运动与早期欧洲工人运动在主客观条件方面有了很大的不同:俄国资本主义已迅速跨过了工场手工业阶段而进入大机器生产阶段,俄国工人已登上历史舞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在俄国得到广泛传播;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与俄国工人运动结合;俄国也有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小组以及一个形式上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以在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可以不走西方工人运动“先建工会后建政党”的老路,而可以直接采用西方工人运动的最先进的理论和最高级的组织形式,使俄国工人运动大踏步前进。况且在沙皇专制条件下,工人阶级用经济斗争的手段难以争取到结社、言论、出版等政治权利,俄国工人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展开“统一的阶级斗争”,才能迫使沙皇政府让步,逐步争取到各项政治权利。因而,对于当时的俄国工人运动来说,既要争取建立工会,又要建立革命政党,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革命政党。列宁号召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社会民主党小组,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和真正建立社会民主工党这一任务上来。列宁在评论经济派报纸提出的“组织起来”口号时写道:“我们当然完全同意这个呼吁,但是一定要补充一句:不但要组织到互助会、罢工基金会和工人小组中去,而且要组织到政党中去……不这样组织起来,工人运动就会软弱无力,只靠一些基金会、工人小组和互助会,工人阶级永远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
五、“灌输论”与党对工会的领导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阐述了“灌输论”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会的领导者的原则。这是列宁工会学说中的两个基本原理。这两个原理具有密切关系:“灌输论”是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要领导工会的理论依据;而无产阶级政党又是向广大群众和工会会员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政治组织。
列宁认为,工人运动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只有不断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传播和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才能避免工人滑向工联主义。那么,究竟如何有效地向工人群众和工会组织成员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呢?
列宁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领导,确立党是工会组织的领导者这一根本原则。“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加强党的领导,并不是在工会之外居高临下地对工会指手画脚,而首先就是要帮助工会,进入工会组织内部直接向工会会员开展工作,开始要了解工厂和工人情况,按照毛主席说的,要先做学生,后做先生。
六、建立与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秘密工会,是俄国工会运动的主要道路
由于工会的主要斗争手段是罢工,而为了适应罢工斗争的需要,工会组织应该具有广泛性的特点。然而,在沙皇专制下,要做到这一点也是极为困难的。列宁说,在俄国,“工人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和主要手段即罢工根本就被认为是一种刑事罪(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政治罪!)”。在这种条件下,俄国工人要进行罢工就不得不保守秘密;在很小的范围内分析和研究罢工的形势和条件、筹措罢工经费、决定罢工的时间等等。因此,这里产生了一个矛盾,即“一方面需要有广泛的成员”,另一方面“又需要严守秘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列宁认为只有两种办法:第一张是“使行业工会合法化”,第二种是建立秘密工会。
第一种,使工会合法化。这一方面可以使工会广泛地吸收会员,解决工会组织需要广泛成员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合法身份来严守组织内部的秘密,同时有了合法地位,一些秘密也就不成其为秘密了。无产阶级应当尽量争取工会组织的合法地位。然而,列宁又认为,在人民群众尚未取得基本的民主权利的条件下,这种祖巴托夫式的“工会合法化”,却解决不了“既要广泛成员,又要严守秘密”的矛盾。如果想在这种狭隘的、被其他种种禁令限制的“合法”范围内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建立西方国家那种广泛的合法工会组织是不可能的。列宁指出,“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不过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所以,列宁认为,合法斗争的道路不能成为俄国工会运动的主要道路。
这里面列宁的思想似乎出现了矛盾,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列宁认为,合法的工会是需要的,但这种合法并不能建立在官方操纵的基础上,而应该是真正的“自由工会”即结社权保障下的不受厂方操纵、拥有自己经费、具有合法地位和较大规模的工会,沙皇为了镇压工运,甚至派特务祖巴托夫去建立工会,引诱工人脱离政治斗争,这样的工会既有好的一面,就是毕竟有了公开存在的工会,但又有问题,因为如果工会始终停留在这个层面,无法转向政治斗争,也不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势必让沙皇的阴谋得逞。所以,列宁认为这种“合法”工会的意义并不大,最终还是要建立在党领导下的能够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工会。1905年革命爆发,沙皇政府被迫放松了政治限制之后,列宁极力推动建立的合法工会恰恰就是这种党领导下的自由工会。
第二种方法,是建立不具有确定组织形式、但具有精干核心、与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秘密工会。列宁认为这是解决“既要广泛成员,又要保守秘密”这一矛盾的主要方法,也是俄国工会运动的主要道路。列宁认为,这种秘密工会应当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没有正式的、经过登记的会员,应该采用向不固定的组织成员发行小面值印花和社会募捐的方法来秘密筹集工会经费,并在秘密报纸上用某种暗语把账目公布。同时,秘密工会应该建立“人数不多的紧密团结的核心”,这个核心应该“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的锻炼的工人组成”。通过这些成员,把工人团结在秘密核心的周围。当条件成熟时,这个核心就可以发动并领导罢工。他还特别强调秘密工会的核心应该与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执行党所规定的工会任务。他说,工会秘密核心“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充分执行工会组织所应当执行的一切职能,并且执行得正像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所谓“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是指工会秘密核心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规则,即严格的下级服从上级、执行上级的指示等规则与党组织建立联系。
需要注意的是,列宁在这里所说的秘密工作的规则,只是党与工会秘密核心之间的工作和组织规则,而不是党与工会之间的工作和组织规则。因为,列宁主张每个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都应该积极参加工会组织,由于工人党员是俄国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以,当他们加入工会以后他们将成为工会组织的核心。这样,党组织和工会核心的关系也就基本上成为党组织和工会内部党小组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了。党和工会核心之间就可以采用严格的秘密工作的规则,即工会核心严格地服从上级党组织的领导,执行党组织的指示。但是,这一规定对于党与工会组织的关系来说是不适用的,党和工会由于组织性质不同,它们之间在组织上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因此,党和工会之间不能采用这种规则,不能把党和核心之间的工作和组织规则,搬到党与工会的关系中来。
列宁关于工会秘密核心应该严格按照秘密工作规则同党组织建立关系的观点,把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领导原则具体化了。列宁的这一观点指出了党领导工会的一个重要方式,即通过党组织与基本上由党员组成的工会核心建立严格的组织关系,并通过工会核心来实现党对工会的领导。而只有采用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工会执行社会民主党所希望工会执行的职能:既要进行经济斗争,又要进行反对沙皇专制的政治斗争。
总之,列宁认为“不能用合法化来解决建立尽量少带秘密性和尽量广泛的工会组织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秘密的工会组织这条道路可走”。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俄国工人阶级只有建立不具有固定组织形式,与党组织保持严密组织关系的核心,执行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职能的秘密工会,才能“使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得到巩固和发展”。这也是列宁为俄国工会指出的主要道路。
七、1905年革命后列宁关于合法工人组织有利于革命的观点
在1905年革命爆发后,列宁之所以改变观点,主张建立合法工会,是因为在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沙皇政府被迫放开了政治限制,允许一些工会的合法存在,这是群众斗争取得的合法空间,而不是祖巴托夫式的合法空间,列宁认为在罢工中显示出来的加邦牧师领导的合法的“俄国工厂工人协会”的巨大力量,使得社会民主党人也必须要重视建立合法工会,而这种合法工会的建立的前提是1905年革命之后出现的政治自由的空间。
1905年1月16日,彼得堡最大的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因厂方无理开除4名工人,而举行了12000名工人参加的大罢工。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决定通过“俄国工厂工人协会”来扩大罢工。由于合法的“工人协会”的参与,罢工迅速扩大,到1905年1月20日,罢工发展为有15万人参加的总罢工,达到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虽然积极参加罢工和工人集会,但并未争取到罢工运动的领导权。因此这次运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轻信沙皇政府,和平请愿遭到了血腥镇压。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有些地方的罢工发展为武装斗争,轰轰烈烈的1905年俄国革命终于爆发。
在1905年强大的工人运动的冲击下,沙皇专制制度开始动摇。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沙皇政府不得不允许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在一定范围内享有进行公开政治活动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首先被与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自由资产阶级获得了。1905年上半年,出现了“下层作斗争,上层享其成”的局面。列宁说,革命斗争的一切重担完全落在无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但是,已经争到的部分自由十分之八九却落到了“社会上层人物的手里”,主要是资产阶级手里。他们享受到了比以往大得多的政治自由,他们可以进行“自由派”的集会,组织各种团体,大量出版和发行书报刊物,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宣传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资产阶级的这种合法地位与公开活动的自由,使他们在俄国社会舞台上占据了十分有利的位置。资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影响也随之日益增强,它成为与无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主要竞争对手。列宁指出:“自由派资产阶级运动已开展起来,特别是在1月9日之后,这个运动在法律容忍的形式下十分广泛地开展起来,使得不合法的自由派运动眼看着很快地沉寂下去。”所谓不合法的自由派运动主要是指工人运动以及非法的工人组织和工会的运动。在当时,取得合法地位的工会只是少数,而大部分革命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尚未取得合法地位。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他们还没有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这种形势对俄国工人阶级极为不利。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号召力,尤其是对广大农民的影响将大大增强,而工人阶级的社会影响将相对减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如果自由资产阶级对其他被压迫阶级和群众的影响超过了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争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努力就可能落空。
列宁在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尖锐地指出:“政治活动的自由首先是而且几乎完全为资产阶级所享用,这就更加加强了它过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工人阶级所占的优势,并加重了使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简单附属品的危险性”。
那么,如何防止这种危险性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使无产阶级政党也争到合法地位,使社会民主党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直接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较量。但是,在沙皇专制制度之下,社会民主党被沙皇政府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党要想得到合法地位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不能通过自己政党取得合法地位的途径,来防止本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品的危险。列宁认为,争取工会等工人组织的合法地位和进行政治活动的自由权利,是防止这种危险的有效方法。因为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相比更带有经济组织的特点,并且在当时强大的工人运动逐步高涨的形势下,有争得合法和半合法的地位的可能性。一部分工会取得合法地位的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如果使一些秘密工会取得合法地位,使工会首先在合法的社会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块阵地,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能通过这一合法阵地,领导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争夺发言权,争得对其他被剥削阶级和群众的影响,以至争夺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开为争取社会民主党的合法地位创造条件。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上深刻地分析了1905年上半年的形势之后,得出了建立工会和争取工会的合法地位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方法的结论。他认为,对于社会民主工党来说,工会将成为党的支柱和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主要依靠力量。他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公开的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要求所有党组织注意“利用一切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方式建立工人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组织……力求使它们变成俄国未来的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的支柱”。
总之,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到革命的领导权,就必须紧紧依靠工会。因而,工会也就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支柱。列宁关于工会是党的支柱的思想,以及对加强工会工作的号召,对于促使全党高度重视工会工作和推动整个工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非常及时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全党开始抓工会工作,各级党组织派遣大量党员深入工厂企业,帮助工人建立工会。1905年8—10月的三个月中,尤其在十月全俄政治大罢工的日子里,建立工会的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10月,彼得堡工人建立了码头工人、造船工人、木工、皮革工等40个工会,莫斯科工人建立了50多个工会,敖得萨工人建立了30个工会,下新城工人建立了18个工会……在党的领导下,俄国工人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从此以后,俄国工会登上了历史舞台,俄国有了真正的工会运动。后来,俄国工会也确实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支柱,在民主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八、建立职业工会还是产业工会?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还专门论述了俄国早期工会的组织形式。由于在20世纪初,俄国工人举行的罢工绝大多数还是经济罢工,大多数工人组织还是以经济斗争为其主要斗争手段,所以,列宁认为这个时期的工会组织形式应该是“行业工会”或“职业工会”,主要按行业原则来组织的工会,而不是按地区原则或产业原则来组织的工会。他指出:“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经济斗争是一种职业性的斗争,因此它需要按工人的职业而不只是按工人的工作地点联合起来”。
按职业和行业组织工会的原则,对刚刚开始组织工会的俄国工人来说是一种正确的原则。一方面,它便于工人联合和组织秘密工会。因为同行业同职业的工人互相熟悉,彼此了解,可以推举出可信赖的领导核心,便于对付警察、奸细,有利于组织的巩固和稳定;另一方面,职业原则有利于早期工人的斗争。因为,同行业同职业的工人,在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和劳动条件方面,在所受的剥削和压迫的程度上大致相同,所以,他们的情绪、愿望、要求以及反抗精神也基本一致,这样在斗争中就容易形成统一的行动。由此可见,行业工会是适应当时俄国政治环境的工会的组织形式。
列宁不仅指出行业或职业工会是早期俄国工会的组织形式,而且还规定了建立行业工会的其他几项原则:第一,行业工会不能只由社会民主党组成。列宁说:“每个社会民主党工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这种组织内积极工作。这是对的。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第二,行业工会应广泛吸收本行业一切愿意联合的工人。列宁认为,要扩大工人运动的规模和社会民主党对广大工人群众的影响,就必须吸引工人群众积极参加行业工会,“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第三,行业工会应该随企业联合的发展而发展。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已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企业的联合和垄断日益扩展,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步增强。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形势,列宁认为,行业工会也必须加强,工人的联合不应该落后于资本家的联合,而应该积极扩大工人的联合。他说,“俄国的企业主愈是迅速地联合成为各种公司和辛迪加,工人的这种职业性的联合也就愈加迫切需要”。1902年4月,即《怎么办?》刊印后一个月,列宁在《给“北方协会”的信》一文中指出;“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使这个斗争更有组织、更有觉悟,建立工会并努力把它扩大为全俄的工会”。次年6月,在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重申了争取建立“全俄的工会”的必要性。可见,列宁在1902年至1903年期间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职业工会应该向产业工会方向发展,但已经提出职业工会并不是工会的唯一组织形式,它应该随着资本家的联合和整个形势的发展,扩大自己的组织的规模,向高级的组织形式发展。
职业工会是按照工种组织起来的,一个工厂的工人就被分到十几个工会之中,具有不可避免的狭隘性,中国现代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应该尽量发展产业工会的正确方针。1922年5月,邓中夏起草了《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强调中国要尽量组织产业工会。他认为,如果工会由一种职业的工人所组织而成,则罢工运动每致一行业的工人陷于孤立,而容易失败。如果是产业组合,就能够避免这一问题。把一种产业中的各种职业的工人,联合于一个工会之中,则争斗力就异常雄厚了。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工会组织应当“以产业组合为原则”。确实不能采用产业组合法的,不妨用职业组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成为组织工会的指导性文件。
九、结论
总之,在俄国专制条件下,革命政党将长期是秘密的,是不可能获得合法地位的,工会组织的核心也应该是秘密的,但工会作为群众组织,在1905年革命爆发条件下能利用自发群众运动的发展,获得合法形式,利用合法形式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成为党的“基地”、“据点”和“支柱”,成为党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阵地,成为党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如果始终无法获得合法形式,俄国工人阶级只有建立不具有固定组织形式,有与党组织保持严密组织关系的核心,执行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职能的秘密工会,才能“使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得到巩固和发展”。这也是列宁为俄国工会指出的主要道路。
1908年,列宁在《工会的中立》再次重申了专制条件下俄国工会运动的正确道路:“现在我们全党都承认,进行工会工作,不应当根据工会中立的精神,而应当根据使工会尽可能紧密地接近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同时也承认,工会要具有党性,只能通过社会民主党在工会内部做工作,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工会中建立团结一致的支部,既然合法的工会不可能存在,就应当建立秘密的工会。”也就是说,党必须去领导工会,利用已有的合法半合法的工会组织,同时尽量争取工会合法化,或者部分工会合法化,但在帝国主义时代,政治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合法的工会一般是在大规模工人斗争取得一定政治自由之后的产物,而不是恩赐的结果,所以应当在重要产业和大工厂里建立秘密的工会,去领导工人斗争,努力争取政治自由权利。
资料来源:
《列宁工会学说史》,吕嘉民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主义工会思想史》,冯同庆主编,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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