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CCCP普通工人的生活苏联时代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苏联社会文化发展的真正的领导者)

2022年12月2日

信息摘编

苏联时代的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是苏联社会文化发展的真正领导者

苏联工人阶级参与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给苏联文化生活领域及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其影响的主要方向之一是工人劳动不断创造该领域进步所需的基本物质前提，而只有当国民收入提高时，物质前提才会不断提升，社会用于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开支才会增加，在这一创造过程中工人阶级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大批工人直接受雇于文化服务机构，他们建造学校、电影院及其他文化设施，印刷书籍、教科书、参考书、杂志和报纸，生产教学及实验室设备等。工人阶级创造性活动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原则上在苏联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局面，其本质是苏联70年代“所取得的重要里程碑——完成向普及中等义务教育的过渡”。几十年来，苏联社会一直在朝着这个文化进步里程碑前进。实现这一过程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在30年代普及儿童初等义务教育，50年代普及青少年七年制（后为八年制）义务教育。早在30年代末，全面普及不完全中学义务教育的政策就已被拟定，后因法西斯侵略而未能成功实施。30年代末期，只有不到14%的适龄青年接受了完全中等教育（普通或专业）；到5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提升到40%；60年代中期达65%；最后，自70年代后半叶以来，几乎所有青年都获得了中等专业教育或普通中等教育的毕业证书和文凭。这一成功举措，无论是就其取得之快而言，还是就其对苏联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影响而言，都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1977年12月12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指出，“接受了中等教育的崛起一代正走入我们的生活。这一事实为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塑造劳动群众精神文化和意识以及形成共产主义社会人带来新可能”。结果显示，一方面，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水平已经显著提高，另一方面，苏联知识分子阶层人数越来越多。以下数据证明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壮大。1959年，苏联有380万人接受过高等教育，1970年为830万人，而到1984年初则达到了1850万人。在这几年中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分别为790万、1340万及2820万。如果在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中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专家占全体从业人员的1/10，那么到1983年，该比例则已经提升至1/4。工人阶级很大程度上直接保障了知识分子数量的高速增长：每年有数十万名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工人转型为熟练的脑力劳动者。工人阶级对该社会活动方向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苏联社会如今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巨大的文化潜力，拥有掌握世界文化精神价值的可能性日益增长，正如В. И.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没有这些就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苏联工人大规模及多样化的生产活动直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人们将这类生产活动纳入有助于他们掌握本需掌握的现代文化价值生活结构之中。适逢国民经济工业化发展势头正猛，苏联城市化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开始急速发展。直至1961年，国内城乡人口比例持平，80年代中期苏联城市人口占总人口2/3。当然，城市人口的高速增长不仅仅依靠于人类繁殖（何况一直以来城市地区出生率均低于农村地区出生率）。实际上，50年代到70年代有大约5000万农村人口迁居城市，比这30年来达到就业年龄的城市原住民人数还多。大规模农村居民涌入城市现象无法单一解读。从一方面来看，农村移民不能迅速适应城市国民经济部门的生产条件，即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适应典型原住民体系方针。他们或多或少还忠于农村文化的陈规旧矩。况且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同年龄相仿的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整体专业知识水平以及职业训练程度相对较低。所以农村居民从事着一些不受城市居民欢迎的职业也就不足为奇。从另一方面来看，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被吸引到城市的社会生活结构当中，并比其他农村人口更快更彻底地掌握了城市文化的准则。与此同时，现存依靠农村人口扩大的城市劳动资源保障了城市原住民，尤其是城市年轻人被纳入社会生产及服务部门，这些部门的发展对于提高城市科技、经济以及文化潜力具有重大意义，从而加强影响苏联人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城市化的结果和基础）。城市人口由越来越多大城市居民组成的情况具有重大意义。1926年，不到16%的城市人口居住在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1939年约为23%，1959年超过24%，1985年达33%。这类城市对苏联社会经济及文化进步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青少男女在这里可以接受更为全面和多样化的职业训练，以适应积极的劳动、社会政治及文化生活，掌握城市文化及工业生产的规范和价值。在这里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不同类型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以及生产活动，这也意味着，他们有机会更好地落实所学知识并实现个人生活计划。与此同时，迁入大城市的居民主要来自中小城市以及城市型市镇，后者移民数量增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移民人口。类似的“阶梯式”移民特征最终可以保障最大城市的增长速度，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因为如果新的生活条件同以前相比差别不大，那么移民会更容易成功适应新的生活条件。（比如小城市居民迁居到大城市，农村居民迁居到小城市或城市型市镇）。此外，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另一方面，城市居民的子辈、孙辈等后代成为了补充人口的主力军。而且，在城市人口的“外部补充”中，即在城市定居的农村居民中，部分在农村生活时期就了解在工业或服务部门中的劳动，即在“城市”国民经济部门中，熟悉城市生活风格的文化生活定势，掌握当代苏联城市特有的物质精神价值及日常生活准则，这类人群比例不断提高。其实随着城市人口，特别是大城市人口的超速增长，农村和城市人口生活条件及特点的融合过程已经成为苏联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农村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量（且日益增长的）农村劳动人口在城市的国民经济非农业部门企业和机关就业。50年代末，这类的“钟摆式移民”有300—350万农村人口（占农村就业人口6—7%），7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550万（12%—13%）。他们被纳入在城市而非农村背景下发展的劳动分工过程。同时，农村城市化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及日常文化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农村住房条件及其长期使用的文化生活用品供应正逐步向城市看齐。公共图书馆、电影院、俱乐部以及其他机构在当地所组成的文化机构网提供了更多向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青年介绍精神文化价值的机会。此外，农村地区的儿童和青少年进入普通教育学校接受教育的情况不断改善，积极向城市靠拢：40年代末，城市15—16岁青少年在8年级毕业后继续在普通教育学校9—10年级学习人数为农村的3—4倍，60年代初期，城市仅为农村的2倍，到80年代初，城市及农村继续在高年级深造的人数基本持平。最后且同样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在苏联社会文化进程中的作用还体现于工人的日常文化活动，积极吸收社会主义社会精神价值，参与创造新的文化价值，以其作用为因素及形式，可以进一步充分掌握文化发展物质前提以及人类所积累的巨大世界文化成就。扩大工人文化活动规模，完善结构，丰富内容是工人日常生活进步的成果（也是组成部分）。苏联工人日常非生产性活动的深刻转变开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阶段，即在苏联社会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之前。例如，工人家庭中每名成年成员用于家务及个人副业中的平均劳动时间从1923—1924年的每周35小时减少到1963年的每周21小时；相应地其花费在日常文化活动的时间从每周6—7小时增长到每周12—13小时。同时，他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和多样化。根据1963年、1977年及1980年进行的对全苏工业工人及雇员时间安排调查结果显示，在苏联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工人的非生产性活动结构转变仍在继续。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工人用于文化生活活动的时间平均每周增加10小时，达到22.5小时。值得注意的是，20年代工人用于做家务和照看孩子的时间以及用于进行文化生活活动的时间（包括教育孩子）比例为100:18，1963年为100:54，直到1980年为100:109。获取精神文化价值（读书看报、去电影院和剧院、看电视节目以及学习与自我教育等）已经成为当代工人生活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如今，这几乎是工人在日常生活最常用来消遣时间的方式，而且文化生活活动的总和不仅决定了人们非生产性生活的整体结构，对人们劳动活动的性质和内容也有很大影响。工人生活的物质及组织基础快速改善，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工人日常文化生活的发展：书籍、杂志和报刊的发行量明显增加，图书馆库存及向居民出售的印刷刊物明显增加；全国绝大多数居民收看电视；电影院数量增加容量扩大；夜校和函授学校网扩张。同样，工人教育水平及技能的飞速提高在很多方面也是工人生活文化领域发展的重要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整体文化生活活动的发展，每一项活动都对彼此之间的关系相互影响。高等教育尤其减少了工人对现代文化理解程度的差异，这是由他们的社会出身决定的。根据男性工人在1个月内的阅读书籍数量，可以直观感受到这种教育的作用，该数据来源于对70年代中期国家欧洲区域部分工业中心工人调查：

工人教育

工人出身初等教育不完全中等教育普通中等教育中等专业教育

农民家庭      1.47         2.01          2.47          2.39 

工人家庭      1.96         2.46          2.73          2.83

雇员家庭      2.47         2.52          3.07          3.97

在受教育工人群体中，80—85%的工人阅读文艺作品，阅读教学书籍的工人群体中接受初等教育工人不到9%，不完全中学毕业生工人超过20%，接受普通中等教育工人为32%，接受中等专业教育或不完全高等教育或高等教育工人为38%；阅读专业书籍的工人比例相应是9%、15%、23%和39%；阅读科普书籍的比例分别是8%、14%、29%和32%；阅读哲学及社会经济读物的比例分别为5%、9%、16%和27%。在这一方面专家工人已经达到了专家雇员的特有水平。由此可见，由于工人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阅读已不仅是工人日常文化生活中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在保留和巩固这一作用的同时，阅读也日益成为工人了解周围世界，提高一般文化、政治文化和生产文化的手段，也因而成为了工人阶级提高社会积极性的先决条件。社会生产劳动与夜校和函授普通学校，涵盖多种课程的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教育学校体系教学相结合措施，早已在苏联工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稳固地位。夜校发展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生产集约化方针，其大大加强了不断提高国民经济中大部分劳动者基本知识水平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战后几代苏联人学校教育水平低于生产所需水平，为了摆脱数百万人“教育不足”的后果，使其教育水平符合经济进步要求，必须用尽一切办法发展夜校及函授体系。另一方面，由于苏联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同质化趋势日益明显，需要创造条件以缓解并消除由教育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成员差异。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常常为不可控原因）在开始就业前而无法在全日制学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将工作与学习结合成为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这很大程度上使得人们接受符合年轻一代能力和才华以及社会进步需求的教育机会均等化。60年代到80年代，各种形式的非专业性创造及爱好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每个工业工人或雇员家庭中的成年成员从事这类活动的平均时间从1963年每周0.3小时增加到1980年的每周1.4小时。这种趋势（尽管业余文娱活动创造的发展仍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困难）见证了工人生活的重大进步。在非生产领域仍然存在着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规范的消极现象（酗酒、流氓行为和不劳而获）。同时存在一系列尚未解决的严重问题，一方面是女性劳动者家务负担过重，另一方面是人们的业余时间生活结构不发达。苏共在实践活动中对解决这些问题，克服不良及有害现象一贯给予高度关注。* *   *苏联发达社会主义建设为工人阶级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由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开端的人际关系模式改造提供了可能。如今，苏联经济拥有大量资源可供支配，原则上为生产力达到新水平奠定了现实基础。国内出现的新文化局面保障全体社会主义社会成员充分发展自身能力，开发自身创造力及天赋。但最重要的是，这为工人阶级的创造力注入了新动力。苏联工人阶级人数及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持续增长，职业部门结构的进步，工人文化水平和福利的提高，社会政治、生产及社会生活积极性增强，是苏联工人阶级作为苏联领导力量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实现这一进程的因素是，苏联各阶层及各群体人民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利益和集体主义理想的基础上日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从而日益有机地融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活动流，其核心是工人阶级全面而有目的性的活动。“工人阶级丰富的政治经验，其思想意识、高度觉悟、意志、纪律、无产阶级对缺点的不妥协以及社会正义感把我们整个社会组织和团结起来，使我们坚定乐观地向前迈进”。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稳步加强苏共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领导指挥作用，对于发展和实现苏联工人阶级创造性可能具有极大促进意义。而党之所以能成功发挥这一作用，正是因为她重视工人阶级的信任和支持，注重加强同劳动集体，同全体工人群众的联系。她把工人阶级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坚实支柱，能够发起大胆倡议的力量，并能为如何对待和解决国家民族问题树立榜样”。

——译自《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和理论问题》第8卷

（译者：巴芙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