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陈独秀为什么要来广州？为什么没时间参加中共一大？他在广州做了些什么？▍建党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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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20年底，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的陈独秀来到广州……

1921年3月，陈独秀在广州联络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建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图为为陈独秀。

1919年“粤人治粤”呼声高涨

1919年5月爆发五四运动时，广东省实际上是处在西南军阀陆荣廷和岑春煊的统治下。

曾经打出了护法旗帜，在广州组织了非常国会的孙中山，在1918年5月被解除大元帅宝座，作为国民党派系的军事力量只有陈炯明指挥下的援闽粤军驻屯在福建漳州。

到了1919年，在南北和平会议和五四运动中，各界对广东军政府日益不满，尤其是对外籍客军（广西、云南军）的反感更甚。

“广东人的广东”（粤人治粤）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且在军政府内部，军阀与政客之间的势力争夺也日趋激化，广东政局日趋紧张。

1920年，谭延闿等越来越多人士呼吁粵人治粵。

1920年10月底粤军占领广州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决心收复广东，从1920年起，不断命令陈炯明所率的援闽粤军讨伐广西军阀莫荣新（当时是广东督军）。

最初对孙中山的要求采取拖延态度的陈炯明，当看到形势对已有利时，于1920年8月举兵讨伐广西军，并以破竹之势向广东挺进，于该年10月下旬，打着“粤人治粤”的标语占领了广州。

11月1日由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翌日入广州城。尔后他努力扫荡了广东省内广西军的残余势力。

 1920年8月，陈炯明奉孙中山令，率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10月底，粤军进入广州。

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

不久，孙中山带领伍廷芳和唐绍仪等南下到广州，宣布了重新恢复军政府。

此外，孙中山于1921年5月解散军政府，就任大总统，至此，恢复了他在广东作为最高实力者的地位。

1921年4月7日，孙中山被国会非常会议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成立正式政府。上图为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时合影。下图为总统府大门，即现在的农林路位置。

粤军夺回广东 受到各界欢迎

粤军的胜利与夺回广东，受到了期望广东自主的各市民团体的热烈欢迎。

11月20日，广东全省有4000余名学生在高等师范学校召开了欢迎粤军凯旋大会，陈炯明等粤军将官出席了大会。

甚至连已出版《劳动者》杂志的广东无政府主义者们，也认为这是实现平民政治的第一步，并表示赞同粤军“粤人治粤”的主张。

《劳动者》杂志还引用了一工人的话：“粤军的陈竞存（炯明）是一个拥护民权的人，同我们的宗旨一致，值得欢迎。”

《劳动者》，1920年10月3日在广州创刊，梁冰弦主编。主要内容歌颂劳工神圣、阐发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并宣传无政府主义。

陈炯明大刀阔斧整治吏治

当时，被视为进步军人的陈炯明的出现，对于苦于军阀混战的广州市民来说，增强了对前途的期望。

另一方面，作为已是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的确集广东省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陈炯明，为了不辜负群众刷新弊政的期望和要求，接连不断地抛出了改组省公署和市政府，人民选举市、县长，禁止赌博，废除苛捐杂税等新方案。

还以整顿官僚机构为目的，设立了“积弊调查委员会”，此外，还准备成立修改法律的“法典编查会”组织。

1920年11月陈炯明公布多项新鲜的施政纲领。

尤其禁止赌博一项是陈多年来的一贯主张。1919年11月23日，他召集学工商各界3万多人，举行了禁止赌博的请愿游行。因此，陈炯明于12月1日签发了省长公署关于禁止赌博的布告。

1920年11月广州3万多人举行禁赌大游行。

陈炯明最重视教育改革

在广东改革的诸项政策中，陈炯明最重视的是教育改革。

他在1920年11月20日粤军凯旋欢迎会的演讲中，强调了广东的改造首先必须从教育开始，并下达了先在高等师范学校实行男女同校的命令。

1920年公布男女同校办法。

陈炯明多次电邀陈独秀来广州

在驻留漳州时期，就已得到梁冰玄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协助，出版《闽星》杂志，并一直在接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炯明，认为要实现其理想的“平民政治”，教育制度的根本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课题。

他把陈独秀、吴稚晖、戴季陶等文化界的权威邀请到广州来，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

自11月以来，他给在上海的陈独秀打了好几次电报，要求陈来广州从事教育事业。

1920年11月10日，陈炯明出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陈独秀提出来粤三条件

来到广州后，陈独秀应陈炯明的聘请就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以此身份到了广州。

在来粤之前，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了如下三个条件：

一是及时支付教育经费；

二是保持教育独立，不得进行行政干预；

三是省署不侵犯人事权。

以上条件，陈炯明一一同意。

这样，陈独秀便就任了委员长。陈独秀设想对教育制度来个彻底改革，即取消从前的教育部及教育厅等组织；仿照法国的教育方式；由“大学委员会”统管全省的教务。

早在1920年3月未来广州之前，陈独秀就开始发表有关言论。

陈炯明保证：

省库收入十分之一用于教育

作为其保证，陈炯明在11月发表了教育经费独立声明，规定每年教育经费为省库收入的十分之一，约300万元，不得挪为他用。

这就是陈炯明对陈独秀作为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条件所提要求的响应。

当时，正是北京各国立学校教育经费与工资常常供不及时，教职员采用罢课、请愿示威和提出辞职等手段向政府和教育部开展了抗议行动。此外，安徽、山东、陕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全国各省也卷入和发生了同北京类似的“学潮”。

在这种形势下，陈炯明发表上述教育经费独立的声明，其用意是很明显的。

陈独秀来粤就是应陈炯明这个招聘的。

“每年教育经费为省库收入的十分之一，约300万元，不得挪为他用”，让其他省份纷纷自叹不如！

在广州壮大实力是最好机会

1920年夏天，受共产国际使者G·维经斯基的影响，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处于领导地位。

1920年2月，陈独秀到达上海。

陈在9月发行的《新青年》第8卷1号上所刊载的《谈政治》一文中，最初谈了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正当性，并表明了自己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同时，他编辑的杂志《新青年》也改变了其性质，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报，设在法国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社（陈的住宅），事实上已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本部。

另一方面，对《新青年》编辑方针的转变，胡适等表示强烈反对，要求把编辑部移交给北京，同陈针锋相对。这个时期，曾经支撑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也似乎开始了统一战线的分化，陷入分裂危机。

然而，这时还未诞生的共产党（发起组）是仍未获得群众支持基础的少数知识分子小组，在人数不多的初期一部分成员早就想脱党，而且离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政党似乎处于遥远状态。

加之，以陈独秀为首的各成员活动处于上海租界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受到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已夺回广东的陈炯明发出的骋请，对于正在寻求壮大新势力地盘的陈独秀来说，在某种意义可以说是简直太好了。

新青年杂志。

陈独秀与其他党员结伴来广州

陈独秀对南方的革命势力，其对作为“进步的”、“开明的”军阀而闻名的陈炯明的施策，至少是抱有一定的期望。

据张国焘介绍，陈接到陈炯明发出的聘请书后，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寄信征求了意见，北京的张国焘和李大钊就认为，这可以把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思想传播到广东去，在那里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因而持赞同态度。

接受了陈炯明招聘的陈独秀，于1920年12月17日早乘船离开上海去广州。（预定是12月下旬到达广州）

1920年12月从上海启程。

据1921年由陈公博执笔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提到：这次“B同志”随陈独秀一同去了广州。

这个“B同志”是指谁呢？据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成员之一的袁振英回忆，这次袁和李季也一起同陈独秀南下了。照这样推测的话，“B同志”也可能指袁振英或李季这些中国党员。

总之，张国焘透露的情况表明：由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去做官这肯定是党内的一个大问题，故陈独秀应是大体上得到组织的同意之后，不只是一个人，而由其他党员结伴一起去广州的。

1920年12月孙中山在广州演讲。按照版面报道的情况和位置来看（上图），版面安排位置比较靠后。

陈独秀在广州住在泰康路

1920年底，陈独秀经香港到了广州，在市内泰康路

九曲巷11号一幢三层楼房的一个房间里住了下来。

从室内可眺望市北郊的白云山。所以陈把它起名为“看云楼”。据说在广州期间他几乎不外出，主要是在这“看云楼”里会见来客，或致力于执笔工作。

陈离开上海后，《新青年》的编务工作主要委托给了陈望道。不久，由于在上海继续发行杂志遇到了困难，因此《新青年》编辑部于1921年2月转移到广州。

据1921年5月访问广州的包惠僧回忆：在广州，《新青年》的发行人是苏新甫，发行部设在昌兴路23号2楼，即现在的中山五路新大新旁。

1921年，《新青年》的发行部设在广州昌兴路23号2楼。

陈独秀：改造广东教育体系

陈来粤后，很快开始了以他为首的教育改革的尝试。1921年1月，陈炯明根据陈独秀的提案，在省长公署设立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任命陈独秀、戴季陶、许崇清、汪精卫等4人为“政务委员”。可称为委员会大纲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是陈独秀亲手起草的。

这个“组织法”的第一项规定本委员会是全省教育行政的最高机构，其行政职权为以下4点：

①编定全省教育制度；

②检查全省教育的成绩及监督其进程；

③掌管教育经费及进行预算和决算；

④任免省立教育机关的工作人员。

1921年1月，陈独秀开始大刀阔斧改造广东教育系统。

接着，在第二项就委员会的组成、委员长的选出方法、委员长与政务委员的任期、事务委员的职务、省立各学校校长的任免，等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总而言之，这个“组织法”在教育行政上赋予委员长和政务委员以相当大的职权。倘若这个“组织法”得以实现，那么不仅在广东而且对于全国都必将是一场非常划时代的教育改革。 

对教育系统组织进行改造。

另外，同“组织法”配套，陈还制订了“全省学校系统图”和“每年教育经费概算表”，就刷新教育提出了他本人的设想。

全省学校系统。

从“概算表”来看，一年的教育经费为357万元。这大致相当于1920年11月陈炯明在教育经费独立声明中提出的300万元。

其细目如下：

学校教育费215万元；

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图书馆、劳动补习学校等社会教育费为90万元；

其它特别费为52万元。 

教育经费的预算。

创办广东大学

在设立全省教育委员会的同时，陈独秀还开始了一大计划，即创办新大学——广东大学。

从“每年教育经费概算表”的经费开支项目来看也可以知道，新大学的创办是陈最重视的教育计划之一。

根据上述“组织法”，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校长。也就是说，陈的正式职衔是“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1921年初，选定广东大学校址，是位于河南的士敏土厂傍边，即现在的大元帅府傍边。

陈独秀掌握省教育大权

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21年3月8日。这期间被任命为政务委员的四人当中，除许崇清兼任广州市教育局长之外，戴季陶1月中旬回上海，汪精卫是在3月以后来广州。所以教育委员会的大权操在陈独秀手中。当然，这也得到省长陈炯明的全力支持。

教育委员会由四人组成：汪精卫、陈独秀、戴季陶、许崇清。

陈独秀阐述“新教育”理念

陈独秀在这个时期的教育观及对教育改革的基本看法，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题为“新教育是什么？“的演讲词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在这个演讲词中首先强调“新教育”是客观的事物，在主义上应是全社会的，在方法上应是启发式的。

陈将旧教育同“新教育”作了对比，详细论述了旧教育“个人主义”的缺点。并引人注目地把在五四时期流行的理想主义的社会改造论，归结为幻想而加以抨击。

他说：“不可理解，“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的社会中个人的支配力量是巨大的论点。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好人，并不能够使整个社会变好，云云”。

1920年戴季陶的文章中，其中就提到陈独秀的教育改革。

“新教育”理念渗透着马克思主义

陈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但这儿成为主要批判对象的是指通过工读互助团等典范在社会上逐渐扩大去实现社会的变革，即指五四时期流行的社会改造论。倘不改革（即夺取权力）整个社会制度，这种社会改造论都不过是幻想而已。

陈的这个主张早在“谈政治”一文中就阐述过了的。在这里就更充分地说明了对以国民各人的思想、伦理变革为出发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的认识，这时在陈独秀的思想中已发生了大转变。

至少对于陈来说，当时正在广东进行的教育改革应该成为其社会变革的第一步，是整个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一环。在这个意义上，陈的这个“新教育”演讲表明了他在广东教育改革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这是意义深远的。

1920年，广州可谓是气象一新。

大力推动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在广州一边从事教育委员会的公务，一边努力提倡新文化运动。例如，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他在1921年元月就作了6次演讲：

1月2日，广东高师“新教育是什么？”。

1月19日，广州公立法政学院“社会主义批评”。

1月20日，广东省教育会“教育与社会”。

1月23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

1月7日，甲种工业学校“工学生与劳动运动”。

1月29日，广东女界联合会“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

此外，2月13日还在广州理发工会的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

以上演讲都刊登在广东《群报》上。

《群报》当时在广州是很有代表性的进步报纸。它创刊于1920年10月20日，陈公博任主编。

《广东群报》。

创刊后很快遭到了桂系军阀的查禁，但不久通过陈秋霖接受陈炯明的经济援助又复刊了。复刊后主编仍是陈公博，新闻编辑是谭平山，副刊编辑是谭植棠，组稿和征求订户的工作由谭天度担任，编辑班子都是推进广东新文化运动的年轻知识分子。

创刊号“筹办群报缘起”阐明了办报宗旨：“

（一）不涉及现在无聊政治，专为宣传新文化的机关；

（二）不接受任何政党援助，保持自主出版物的精神。发行份数每号虽不足1千份，但为广州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作出了很大贡献。

现在对它的评价是：“广东《群报》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社会主义，启发和提高广东工人阶级觉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独秀在此除了发表几次演讲的要点外，还写了“敬告广东青年”等数篇文章。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群报》设了“评论”、“研究”、“杂著”、“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人消息”、“留法通讯”等专栏，它与《新青年》相呼应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此外，1921年2月13日，以《群报》社为总发行所，还创刊了《劳动与妇女》（沈玄庐任主编），就劳动运动与妇女解放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和《新青年》、《群报》刊物上的言论活动一样，陈独秀按其计划专心组织了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图书馆、博物院、剧院、劳动补习学校、美术院等礼会教育方面的各种设施。

《劳动与妇女》。

各种场合宣传马克思主义

关于这些设施，在以前的“每年教育经费概算表”里也分别作为“社会教育费”而列入预算，这与当初陈的设想相吻合。

关于陈独秀在广东的社会教育计划，1920年底戴季陶在广州的谈话中对此作了介绍。他说，陈对广东的教育大体有三个方针：

第一是未成年教育，即普及中小学和幼儿园教育；

第二是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和礼会教育，这里面包含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电影、音乐；

第三以工业教育为主的专业教育（大学、高等专业学校、工业学校）。

陈认为，在这三者中社会教育的各种方法对于“在短期内改变普通群众的思想，提高他们的知识程度”是很有效的。

陈独秀就任委员长后，很快就开始了设立上述的各类机构。这些都是作为公共教育事业的一环。

以教育委员会的名义和利用共同经费进行的，可确认实际成立的有编译局和宣讲员养成所两机构。编译局是以编写、审定校用教材为目的而设立的。

而宣讲员养成所是供培养教育部门基层干部的学校，分专门班和通俗班两班，各班学员30名，学员从各县招收。陈公博任所长，谭植棠为教务主任，实际上这是“广东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机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

宣讲员养成所延续到1922年秋。此外，据梁复燃回忆，还设立了“注音字母教导团”，以广州市内中小学教师为对象，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创办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来粤以前，广州在全国是无政府主义者活动最猖狂的地方。

陈独秀来广州后，广东共产党组织充分利用陈独秀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地位，开展了宣传和组织活动。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旧址（位于今广州高第街素波巷）。

1921年6月上旬，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来到上海，在他的帮助下，开始筹备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

据包惠僧回忆，有一天陈独秀收到上海李汉俊的一封来信。信中要求他回上海，并从广东支部选派两名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还寄了200元旅费。

陈独秀说：自己是大学预科校长，正在筹建校舍和筹措经费，不能离开广州，由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大会较合适。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骨干谭平山。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骨干陈公博。

按照陈的意见，决定派包惠僧和陈公博代表广东参加党的一大。

陈独秀虽未出席党的一大，但众所周知，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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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推文文字选自《广东党史资料》第十八辑，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