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城位于哪儿（普通工人和医生原子城口述史（六）| “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医生”——访原国营二二一厂职工医院医生谢仲铨)

 2020年4月12日，伴着和煦的春风，我们来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社区的“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里见到了谢仲铨老人。在与我们的交谈中，谢老回忆着在金银滩草原上激情奋战的岁月，一段段难忘的记忆也把我们拉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

 1958年，国家为了全面提高人民文化素质、文化水平，大力兴办中专学校，提倡“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那个时候的青海，是个比较落后的地方，为了提高办校质量，他们就到上海招生。当时有一个最吸引人的条件是去了以后包吃包住，所以家境很困难的谢仲铨没有想太多就踊跃报了名。与他同批次来到青海的学生共有2000多名，全部被分配到不同的学校，17岁的谢仲铨被分配到了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校。1962年初，刚刚毕业的谢老就被分配到221基地职工医院，从事医务工作。意气风发的青春年代，谢老由衷感慨：“自己这一辈子很幸运，全班20多人只有自己被分配到了221基地。”

 谢老回忆说：“列车西行，四个多小时抵达青海湖旁的海晏站。那天，风沙特别大，气温很低，我们在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坐上医院人事科长开的一辆解放牌大货车。卡车从3号哨所进去，沿着泥沙公路前进，绕了一大圈才到了厂区。我们坐在车上向外望去，只见四周群山中有一块荒凉平坦的大草地，向前远眺，在一个高丘小坡上隐隐约约有几幢房子。汽车开的很快，前面的影子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不一会儿车子在一幢楼前停下，大家都很惊讶但又不敢吱声。张科长把我们领到一楼一间六人合用的宿舍兼办公室里，只交待了一句话，说这里就是我们以后生活工作的场所。”

谢仲铨

 刚到医院的谢老被分配进了小儿科，一共有二十几个医护人员，其中医生、药剂师各四名，大多数都是女性，算上谢老只有两名男同志。医疗器械也很简单，要做手术还得点燃煤油灯、打开手电筒；消毒的时候，要把河里的冰块搬回来，烧着牛粪，拉风箱，用高压消毒锅给医疗器械消毒。看着如此简陋的医院，谢老一颗火热的心一下子凉到了谷底。

 老人回忆，那时候草原上的条件特别艰苦，每天飞沙走石，天气干燥寒冷，一年四季穿棉袄。一个人每个月22斤粮食（青稞面），每天的标准只有八两，对于二十来岁、一米八的小伙子来说，根本不够吃，肚子饿得咕咕叫，甚至头晕眼花，当时有句顺口溜“每天四个牛眼睛，生活虽苦有干劲”。这样的生活条件在病房里也不例外，经常停电，如果又碰上抢救做手术，都是全体人员出动，大家都手持蜡烛来照明。一停电，食堂都做不了饭，就发面粉让大家自己动手做，没有炉子，加之自己又不会做，急得团团转，只想哭。

 老人讲，为了改善生活，科室的所有同事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搞起了生产自救。小儿科就在离医院一里路开外找了一块荒地种上胡萝卜和土豆，每天除了值班就去翻地、除草。没有肥料，就用土块搭起一个窑，做烧肥，女同志去拾牛粪，男同志就挖土块垒土窑，把牛粪放进去烧，然后把烧好的牛粪敲碎，当做肥料。通过大家的辛勤劳动，悉心照料，最后得到了大丰收，种出来的土豆大一点的有一斤左右重。沐浴在春日阳光里的青年人满身洋溢着干事业的激情，生活虽然很苦、很枯燥，但大家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打发业余时间。看看露天电影、跳跳舞，会乐器的人搞搞乐器，艰难和乐观成为这个年代最亮眼的底色。

 1963年元旦刚过，谢老就接到派他到新的家属基地卫生所工作（杨家庄）的通知。这个家属基地是由原石油学校校舍改建的，在西宁东郊，离市中心约两公里，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大概有800户人家，每家平均三四口人，都是些妇女和孩子，男同志大多都在厂里上班。 

 谢老回忆，第一次接生的事就发生在这个家属基地。那天正好赶上“三八”妇女节，所有女同志放假去看电影，男同志们留下值班。下午四点左右，一位妇女急急忙忙来到卫生所，说自己的邻居马上要生了，来不及送医院。看着那位妇女焦急的样子，我脑子嗡的一声，心里七上八下，自己从来没有接生过，该怎么办呢？但自己又是医生，去还是不去，进退两难。可就在这时，那位妇女一个劲儿地催我拿主意，情急之下我拿起简单的医疗工具就跟着她去了。一进屋，便看见产妇坐在一个大木盆上，我一看就急了，这样会把孩子碰坏的，于是马上叫产妇上床。可具体该如何处理，心里也没底。就在这时，那位妇女提醒我卫生所里有一位产科护士，可以把她请来。我如得了救星，立即把她请来当参谋。在她的指导下，我学着开始接生。因为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两只手怎么也使不上劲，紧张的满头大汗。正在我手忙脚乱的时候，突然听到“哇呜”一声，孩子的哭声打破了屋内的寂静，大家欢呼了起来，我喜悦的心情就如同得知原子弹成功爆炸了一样。这样的表达并不夸张，你们可以想想，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安全接生一个孩子，就像在一穷二白的艰苦条件下要成功造出核武器一样的责任重大。在之后的工作中，我又先后接生了十多个小生命，有顺产有难产，但都是成功，没有失败。”

 在采访过程中，谢老说：“在221基地，一辈子不出事，就是最幸运的事”。在每一次的医疗救助中，他都谨慎小心。有一次，一位护士因为大意，造成了医疗事故，最后还受到了处分。虽然这件事情和谢老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于是，谢老要求调回原来的工作单位。1964年8月，谢老回到了基地职工医院。

 谢老回忆，二二一厂职工医院当时已经竣工，医院的科室、机关也都组建完成，从北京护校、上海护校、南京护校、无锡护校、常州护校先后陆陆续续分来了一批大学生，人员也充足了起来。后来，院领导又派谢老到四分厂工作，原因是四分厂小孩子比较多，再加上没有小儿科大夫，就这样，谢老在四分厂待了十几年。1978年，又因工作调整，谢老再次回到基地医院，直到1992年离开基地，回到上海。

 整个采访过程中，谢老说的最多是“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没有去过前线，这30年一直在后勤岗位上做着自己份内的事情。我一心想的是一定要把这份工作干好，要对得起自己拿的这份工资。现在让我来回忆这段经历，我只能说自己很幸运，能参与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感到无比自豪。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我的事业，选择治病救人，选择去草原。”

 现年近八旬的谢老一直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居民服务。有人找他帮忙，总是有求必应，哪怕是深更半夜也毫无怨言。他还担任居委委员、居民区老年协会理事、计生协会理事、党小组长、医疗保健志愿者、青松岭读书小组负责人、老年活动室值班员……身兼十多项工作，样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几乎年年荣获街道党工委或党总支授予的“优秀（先进）共产党员”称号。时光总是在无声无息地流淌着，谢老一直在用行动诠释着“两弹一星”精神。

 采访结束之时，老人仍不忘叮嘱：“希望‘两弹一星’精神在年轻一代的事业中发扬光大。”年华终将老去，他们用青春的誓言雕刻了时光，也用实际行动感召着我们讲好他们的故事。

END

口述：谢仲铨

整理：郑   榕

编辑：马   鹏

审核：肖全良

监制：马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