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农民代表（记录普通工人吴代表访谈记（工人自述）上（摘自《2013 搬厂罢工》）)
吴代表访谈记
一、工厂基本情况
● 工人状况与劳动条件
2004年这家工厂在厂门口招聘，我就这样进了厂。暂住证厂里给办，但要员工出钱。厂里不预支工资。工人的工资还要压2个月。这家厂货源充足，每天都有事做，两班倒。除了周日，每天都加班，基本没休息，做得很累。无故不加班的话算旷工，当天工资不给，还要罚3天工资。赶货的时候会通宵，错峰用电时可以休息，但是休息日没有任何工资。平时请假要组长和主管几个人批。
我们两公婆都在这家厂，吃住都在一起，有个照应。当时我们也不考虑工作环境怎么样。
我被分到开料部，做相片架和相片框。开料部有50多人，还有十几个杂工，负责码料、捡料，此外还有计数、调机、质检和机修。
组长每半个月派一次单，看哪些急，就先做。说是计件，其实是计时又计件。厂里规定了基本产量，还有一份基本的价格表，但要在规定时间完成，否则挣得更少。你工资多少，看上头给你安排的活好做不好，这要看关系，有明显的亲疏。好搞的模材，推下去就是完整的好几根，做得就快一点，工资高一点。有的模料，有宽有窄，要反复推几次，还要修边，花同样时间，出的活少，赚钱少。计数计算产量只是大致估计。开料比较粗，然后还要出条，四面刨。
单价是老板乱订的，不考虑产量，其实是假的，原则是一天不许多于60元。月工资七八百，员工之间的工资差别不会超过二三十元（附近工厂的工资都差不多）。
我们线上工人的计件收入，每个人扯平了，分一部分给杂工、计数和调机，他们的工资是直接从我们计件的收入里划出去的，不是老板另外开工资。
车间里面，都是亲戚套亲戚。管理安排自己人做计数岗位，做师傅。有个主管和助理是四川的，是连襟，娶的老婆是亲姐妹，助理下面包括计数、QC（质检）、码料，都是亲戚，打也打不赢。质检和计数比我们工资高一两百。两个有关系的调机师傅，一般不做事，在办公室里喝茶谈天。平时我开料也没啥要问师傅的，认识卷尺，知道怎么调档位就行，半天就学会了。被照顾的工人可以提前下班，完成定额就能轻松回家，不用再加四个小时班。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得到这样的照顾。工人在厂里一般都会形成小团体。
年终奖早先是有的，按工龄，每年加一百，六百封顶。2008年没发年终奖，2010年以后都不再发了。当时工友也议论，但是没人闹。因为年终奖没写进合同里，老板想给就给，不给也不违法。
没打卡要罚款。把料开坏的话，一般不罚款，因为一般不会上报，上报的话，管理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直接就在车间处理了。
赶货的时候，厂里用过凉山彝族工人，干了几个月。他们工资比一般员工低，还要交一部分给他们内部的领头。彝族老板委托自己的亲戚，在厂里看着。彝族工人各部门打散，年轻的普通话还好，年老的没读过书，不会说。彝族工人要请假，需要向厂里和内部头头同时申请。厂里把工资发给他们带头的，带头的再发给普通员工，比我们一小时少一两块钱。
我们厂给沃尔玛供货。每年沃尔玛验厂的时候，厂里教工人怎样回答，答得好的话给两百。我从没被抽到过。原来我们厂每年都要招一些童工，各部门都有。童工是未满十六岁的，15岁左右的，哪里人都有，包括四川彝族。验厂时厂里把童工赶回去，不用上班。
2007年家私部正规化，分成三四个部门，每周休息一天，计时，平时不加班，赶货时加班四个小时，加班费按正规计算。厂里剩余的几个部门也跟着都改为新制度。底薪提了一点，感觉工资有所提高，工人很高兴。
调机工一般在车间里看着，负责两台机，拿1140元，包括300多的技术津贴。发工资按花名册，签字后直接打卡。
我后来做了调机师傅，跟那些组长也混熟了，有时喝喝酒，每人出个二三十块，加深感情。我这个人责任心比较大，调试机器很认真，尽量避免出废品。
另有工程部，负责修机器。工程部的修机师傅，那时候工资就有四五千块，能修大的平板机。
我们厂一般旺季是6-10月，每天加四个小时，有时通宵。其余是淡季，正常加班的话，有1700元左右。调机师傅要跟着加班。我当时没想离厂，这里多一个津贴，轻松，人际关系也好，所以不想走。家私部的管理是从东莞一家倒闭的家私厂招来的一整套班子。我没什么当管理的机会。
● 管理层
我们大老板90年代就来大陆开厂了。听说他们家原来是文革时期偷渡去的香港，然后回来投资，现在五六十岁了。他有老婆，没小孩，平时不露面。他喜欢玩，过年搞个演唱会，中秋节请个乐团。大老板2006年去了惠州，这里的厂就交给他弟弟管理。厂里香港的管理人员很少，都在高层。
二老板从不给工人好脸色。工人在厂里抽烟，罚款两百，半个月不许加班。一年总有几个倒霉的被抓住。厂里有摄像头，主要是监视我们在做事还是聊天。
厂里的管理一般是内部培养。我表哥原来是普工，跟主管一起打麻将，吃吃喝喝，杀只鸡，把主管叫来喝酒，就这样当了组长。组长都有个小办公室，工资比我们多一两百。组长上边还有助理、主管和经理。
● 社保和工伤
社保是自愿购买，不买的签字放弃。一百个工人里只有两三个买了养老保险，多数管理也没买，说不长做，又要买那么多年啊，谁买得起呀。
厂里强制买了工伤保险。工人进厂要体检抽血，每年还要交35元体检费，但厂里从不给员工体检结果，只给一个健康证。收钱是真的，体检是假的。在我们开料部，电机带动锯片，工人把原料推过去，不留心会伤到手，主要是手指。这种事很多，每年都有。住院有基本工资，生活费一天12元。我受伤时技术津贴没给，只给基本工资。当时我住的病房里，有好几个其他厂的工友，老板都不管他们，我还觉得自己幸运多了，医药费给报了。
厂里工人流动性较大，所以一年四季都招工。我们是劳动密集型，不需要什么技术，培训一下就可以做。但是年轻人呆不住。工作环境比较差，啤机温度高，开料灰尘大，每天要换几个口罩，年轻人不习惯戴。平时工人不找厂里要，他也不主动给。需要戴耳塞，年轻人也不习惯，不愿戴。车间使用二甲苯，需要通风，带口罩。但工人自我保护意识很差，我跟他们说，他们认为这都是多余的。工作中手指受伤常有，更重的伤没有。
● 环境、食宿和福利
一些工人在厂外租铁皮房，每月50元。那时候这里有很多铁皮房，又潮又热。我第一次租的是楼房，170元每月，太贵了。那时旅馆都没有多少，礼拜六礼拜天去晚了都没房开。打麻将都没地方去。录像厅比较多。
之前在食堂吃饭不扣钱。伙食不咋样，豆腐豆芽，南瓜冬瓜都不削皮，沙子、蟑螂是肯定有的。菜里的肉用打肉机打得稀烂，我们都说打成肉分子了。因为免费，我们还是吃。从2008年开始收伙食费，要员工签字，好多人不愿签。管理人员先动员亲戚签字，不签字的结工资走人。少数人没签，走了。我签了，因为那段时间我老婆回家，我一个人懒得做饭。
原来我们厂还有福利，一个月一小袋洗衣粉、两卷卫生纸，每个礼拜一个水果，后来被二老板的秘书取消了。
2004年到2005年，厂里有两千多人。年饭时有抽奖，两年工龄的员工才能参加。奖品有彩电、自行车、手机，是供应商送来的礼品。2006年以后就不吃年饭了。
● 保安
过去我们厂几乎每月都出一次事，在派出所都挂号了。
据说老板年轻时就喜欢打打杀杀。那时厂里除了保安，还组建了厂内防暴队。参加的员工每个月多发一百元，武装了钢管，厂里出现打架的，防暴队要来维持秩序。
我跟保安吵过架。有一次下班，很累，排队打卡的时候有人插队，很乱。有个年轻的保安一下子跳到桌子上骂。我说你骂谁呀，老子长老子短的，这里哪个不是你大叔大妈？他就要打我。我们人多，把他扭倒了。
保安打人，有的是故意找茬，有的是帮朋友打架。管理人员之间也打架，管理人员跟工人也打架，保安跟管理人员也打架，但一般都是保安打员工。
保安队长有两次被打。大年三十上街打麻将，在厂门外几个湖南人找厂里的管理人员闹事，队长出面调解，被一砖头打破头。第二次厂里安徽人打架，保安队长也是安徽的，出面调解，腿被老乡砍了三四刀。
有个保安是保安队长的兄弟。打饭的时候挤，这个保安的老婆说有个贵州的员工抓她屁股，保安听说了，就找那个贵州的员工。厂里有个管理人员是贵州的，出来替那个员工说话，说保安没有真凭实据。然后几个保安把他们两个打得住院。老板给赔了一点钱。这个管理自己也没脸面，就走了。
2008年厂里的保安全部换了，保安队长也走了。厂里不再让队长直接招人，过去都是招亲戚。原来保安归老板直属，后来归行政部，这以后保安就变老实了，不再出现打架的情况。
从2006年到2013年，厂里一直在往惠州搬机器，今天搬一台，明天搬一台。2006年惠州开分厂后，老厂的一千多人，慢慢压缩到三百多人。
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春节提前放假。那时好久都不加班，有时没事做，扫地、打杂，在厂里玩，开基本工资。
二、2006年第一次搬厂
2004年大老板在惠州买了地皮，建起了厂房。2006年，老板把一些部门搬了过去。厂里也不问工人愿不愿意去，直接让外住的工人带上行李跟车一起走。开料部工人不愿去，围了办公室，问经理搬厂是不是老板的意思。经理说是，还宣布不愿去的放一个月假，因为机器已经打包了。
当时我们对法律和策略一窍不通。我们部门三十多人找过镇上的劳动站。拿主意的几个工人都是些有主见、说话说得开的工人。劳动站的人先是劝我们跟着去惠州，后来答应来厂里帮我们解决问题。他们来了两三个人，进了老板办公室，出来就说老板不在，要我们安心等几天，要相信政府。那时我们不知道有搬迁补偿金这回事，只要求结工资，但是老板要我们跟着去惠州。
后来搬的部门越来越多，人越聚越多。大家在厂里等了十多天，看着搬厂，有时一起去劳动站问一下。大家担心的是拿不到工资。经理对我们理都不理。当时没人闹事，很安静，有的人已经开始找工作了。劳动站的人又来了一次，跟老板谈完，出来叫代表进去。劳动站的人在场，老板让员工写辞工书，写的就结工资走人。代表进去了四五个人，包括我。因为我比较活跃，有的工友说让我去。
开料部50多人，20多个去了惠州，最后剩下5个人没走。老板是跟各部门分别谈的，也不是同一天，各部门搬也不是同一天，这样让员工也比较零散，不能一起提要求。当时我们也不懂得各部门联系，都是单打独斗。
其实老板早就打算在厂里开个家私部，但一直没说。只是搬厂的时候，老板找了一个外地家私厂的人来我们厂里，不知道干什么。等人分流得差不多了，老板说家私部需要人，让我们留下。惠州新厂偏僻，招不到人。当时去惠州的人也有后悔的，心里就有一团火，觉得被坑了，被老板骗了，窝囊，但是都不知哪里被坑了，不知道怎么发火。找政府部门投诉不起作用，也没人帮我们。
新成立的家私部做珠宝柜子出口。我去了还是开料，后来当了调机师傅，比普工多一个技术津贴。当时东莞有个家私厂，老板跑了，员工连搞三天，堵了路，要工资。镇政府卖了厂房、机器，给工人发了工资。我们老板认识那边的一个经理，让他把工人都带过来。那个厂有些工人已经找到工作了，我们老板叫他们直接自离到这里上班，先给他们发两个月工资。我们厂家私部的机器大部分是从台湾买来的，都是新的。
三、个人维权
2007年我调机时手受了伤，在病房遇到公益机构发法律宣传资料，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就聊了一会，觉得可以啊，以前没遇到这样的组织。后来我就开始学法律，学怎么算工资，怎么辞工。原来以为辞工要找老大批，工资是老板怎么给就怎么算，学了才知道有21.75天／月标准劳动时间，怎么算加班费，等等。
2012年，我开始个人维权。第一次投诉的问题包括：食堂吃不吃都扣钱（每月270元）、不发工资条、使用童工、没买养老保险。我寄快件给劳动监察部门，说厂里有问题，要他们整改一下。劳动监察来了一次，没去车间，只在办公室转了一圈。我知道是因为我写了信，劳动监察才来的。过了几天，我去劳动监察（问结果），他们说没问题呀，都是合法的呀。当时我冒火了。我说你们那天去了就坐在空调房里都没出来过，问都没问一下工友。他们说我们下星期再去，不通知你们老板，亲自下车间去看。我回来后，跟几个玩得好的管理说，过几天劳动监察的人会来查厂的。那几个工友，主管，组长，什么态度都有，有的支持，有的旁观，还有的背后说风凉话。劳动监察的人又来了，还打电话让我去厂里的办公室。我在投诉信里要求他们给我保密，所以我就说不去，让他们到车间里看，他们真跑来了，但是后面跟着尾巴——行政经理，总之厂里知道是我投诉了。
不久，老板那个女秘书上班时找我，说我瞎搞，也不问一问其他员工有谁愿意买保险。我装糊涂，说不清楚。
老板开始报复我，调我去产线上，工资少了几百，还不给我加班。
我被调岗后，打12345电话，投诉说劳动监察泄露我的私人信息给老板。监察的人开车来厂里，说没泄露我的信息，至于厂里怎么知道的，他们也不知道。打12345这个电话，小事有时还管用，大点的事就一点作用不起了。我们行动（罢工）的时候，天天打，电话里每次都说“信息还没反馈回来，要继续等待”。
在产线上做了两个月，我给当地社保局写了投诉信，反映养老保险的问题，但是信原封不动给我打回来了。收到退信的那天，正好区社保局召开医保问题研讨会，我作为“网民代表”去参加了，把投诉信当面交给社保局长，说厂里没买养老保险，要求给我们补缴，而且要厂里缴纳滞纳金。局长说这个事我接受了。
没过两天，镇上的社保站给我打电话，说好话，说对不起。二老板叫我去办公室，说因为沟通不良，有误会，让我回原工作岗位，待遇不变，让我不要往上面跑了。我回到了原岗位。这段时间的事情没跟我老婆说过，只说我没班加。那两个月因为调岗而少给的工资后来也没有补给我。
食堂进行了整改。不在食堂吃饭的不再扣钱。不久开始停止使用童工。工资条也开始发了，但上面没有具体内容，没有时间，连“工资”两个字都没有，只有一个数字。我直接找财务部的人说，什么都没有，看不懂。
我个人维权的时候也想过后果。老板逼我辞工，我就不辞，想看他怎么办。我想无论如何得有个结果。我坚持了两个月，主管旁敲侧击，让我辞工算了。不过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公积金的事，我给社保中心发了快件，中心回信说反映的事属实，会尽快落实。后来厂里出了一个公告，宣布开始买公积金，但以前的没补。我们没要求补缴，有些工友不愿买公积金。很多工友都不了解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事情。
当时有一次，行政经理在走廊叫住我，他是我老乡，叫我不要搞了，安心打工。他说自己毕竟是厂里的经理，现在老乡闹事，别人都说是老乡扯他后腿。我敷衍说可以，看老乡面子上，不搞了。我跟他没私人关系。
我们厂没有工会。本来我还想建个工会，但是2013年开始放风说搬厂，就没必要建工会了。工会不是一两天能建起来的。维权和投诉这些事情，我都没跟老婆说过，怕她担心。
四、搬厂和罢工
从2009年开始，我们厂辞工就批。到最后厂里只剩下四百多人。
2013年过年之前，高层传出消息，说要彻底搬到惠州去。我们半信半疑。过了春节，厂里的负责人在全厂大会上宣布：半年之后工厂要搬完。这样，厂里员工之间基本只讨论一个问题：搬厂以后怎么办？两个工友遇到，说得最多的就是“你过不过去？……我不过去。……那不过去怎么办？”各部门慢慢就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圈子之间互相打听。
圈子里比较积极的主要是管理人员和工龄比较长的普通员工。员工大多有五六年工龄，也有十几年的。这些圈子比较松散，只是互通信息，比如货仓部的人跟老板打交道比较多，透露说老板已经不进料了。生产管理部门也传出消息，说订单都拿到惠州去做了。各方消息就综合起来了。
罢工前半个多月的一天，我们临时决定开小会。除了我，参加的十来个人全是管理，包括一个助理，其他是组长。开会是为了正式讨论这个事儿（搬厂），统一诉求和行动。这次小会之前，我没跟其他员工说过什么。会后，跟其他调机师傅笼统说了一下：开过一次会，商量了一些问题，有人挑头了，找老板要补偿金。问他们要不要参加。工友觉得有人挑头了，跟着走就行。
那个助理不愿出面，躲在后面。他说你们去搞吧，我是不反对的，搞好了大家都有好处。他没提过具体的意见，唯一的贡献是透露说老板在找家私厂的场地，准备要交押金了。他后来做了厂方的证人，没出庭，在派出所做的口供，说罢工是我组织的，但他说不清楚是否是我让工人堵马路的。
几乎没有管理人员愿意去惠州，包括那个是我老乡的行政经理。最后只去了两个，一个是后来指证我有罪的主管，还有一个是仓库主管。惠州的厂已经有一套班子了，这里的管理去了是多余的，没好日子过。没去惠州的管理有的回家了，有的在其他地方做文员，有的去搞建筑了。
罢工前三天，我们几个人分头通知其他工友到厂外一个偏僻的地方开第二次会。为了防止出现叛徒，我们都是挑可靠的通知。通知到的四五十个人基本都来了。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统一诉求，二是确定发动时机（搬机器之前或之后）。我们决定等他把机器放在平板车上时发动（罢工）。如果机器不装上车，就抓不到老板把柄，他可以说不是装机器，车停在这里是要装其他东西。机器上了车，老板就会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我们的压力，二是车老板的压力。车是租来的，押一天要多少钱？第一次谈判，老板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我们放掉车，把机器弄下来。
这次开会的时候，大家都说惠州那边基本工资太低，只有1080元，都不愿意去。我们确定了一些人做联络员，负责部门之间的联络和向员工传递消息，比如跟他们说要搬厂了，问他们愿不愿去，不愿去怎么办。联络员由积极的员工来做，不一定是管理。
这次开会的原因是当天厂里又搬走了一些机器，但是因为没准备，大家都没行动。开会时大家说，今天拉走的就算了，下次再拉机器的时候就行动。具体的日子也确定了，因为我们已经从上边知道了下次拉机器的日期。
第二次开会后，车间里的员工就都知道了（要罢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要拦车。
罢工第1天
早上一开工，就随时有人向我们通知外边的情况：来了平板车，吊车也来了，装了一台机器了，装了两台机器了，车子已经要动了，等等。紧接着货仓部的人出来就把车拦住了，因为他们部门离厂门口最近，最方便。车被拦住后，各部门都拉了电闸，这样工人就可以出去了，就不会有人说：“我不去，你们前面闹吧，我就坐在这里，这样老板不会骂我。”
拦车的时候，仓库的工友把叉车的底板（码货的木板）甩在那辆平板车前。车拦住后，因为天气热，工友在四周乘凉。开始的时候，司机还想把车开走，但是只要一点火，工友就把车围住。试了几次没成功，司机就把车门关上，走了。罢工后，员工基本都下来了，只有几个主管呆在车间。二老板那个秘书让主管下来劝说员工回去上班，主管还让我们不愿做就辞工。大家本来就一肚子火，听了更火了。
拦车的时候没人指挥。行动开始之后，我们立刻写“告工友书”，贴在厂里，选出20个联络员，每个部门一两个。然后写诉求信。经过讨论，向每个人收十元的经费。
保安向我们提供二老板的信息，去哪里了，何时回来，等等。保安说，我们在看厂，老板知道我们还在做事，就不会换掉我们，对你们也是一种保护。保安还让我们员工在保安室吹风扇、喝水。保安队长躲开了，不露面。
厂里报了警，我们也给劳动站打了电话。劳动站的人来了。我们把诉求书给了他，他就走了。我们提出要找法人代表（大老板）出面。
下午，我们选了八个代表，其中5个是组长，3个是普工。选代表的时候，有几个铁皮房挡着，二老板秘书他们看不到。整个过程几分钟搞定。“这个是代表，同意不同意？举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较好的。我们这些代表来自不同部门，互相之间不可能都认识。有一个女员工被选为代表，因为她能说会道，比较有胆识。我以前也不认识她，只知道她是QC的员工。我跟那些当代表的管理也不都很熟悉。之前的各个小圈子，都知道每个部门有哪几个人天天问这事，所以开会的时候就知道找谁了。
我记得好像是那天下午，派出所有个警察开着车，用喇叭喊“工人来一个”。工人不理他，他就进来了。工友们让我把诉求书给他一份，他看也不看，当场就揉了。当时我已经转身走开了。他指着我说：“你过来！”我不理他。工人们围了过来，一些女工骂起来。他就躲进办公楼，要从后面跳墙逃跑，但是爬不上去。后来派出所又来了一个警察，自称是值班领导，要我进办公楼说话。我不进去，进去了就说不明白了。他就把我叫到一边，说刚才那个警察中午喝了点酒，还说他们都是我的老乡，要我向工友们解释一下。我们提出：要向工友道歉，并保证工友的安全。那个警察就出来了，跟我们道歉的时候扯什么“我的中国梦”。因为天很晚了，工友们就让他走了。
开始的几天
罢工开始那几天，劳动站和派出所那些人每天都来转一圈，不超过10分钟，看我们乖不乖，看没事就走了。一次几个工友围上去，他们就说：“你们这种还是比较理性的，是值得表扬的。”因为罢工的头几天工友们都没出过厂，就一直在厂里面静坐。工友们看见他们就会上去问嘛，还给他们水喝，都是工友自己买的。大家围上去问的时候，好像诉苦一样，说都等了几天了，老板跑了，都不理我们了。
我们收的经费，用来买水，给上访的代表车费，给守夜的工友买夜宵。罢工当天就有七八个工友去了区劳动局，是一两个联络员带着工友去的。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预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会提议，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买面包饼干。我们几个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见综合起来。八个代表当中，我和另一个讲话比较多。有的代表完全不说话。开会时不止八个代表参加，联络员也参与，经常是二三十个人开会。有时也会增补联络员，因为原来的联络员外出办事，需要一个人联系工友。
我们对外说代表是过了几天之后大老板来了才选的。实际上罢工第一天就选了。有什么事情八个代表都是一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开一次会。每天晚上都有一两个代表带着二三十个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车子开走。我们开会都是在宿舍里。前期工作是比较好的，老板怎么说也没能让我们动摇，大家有什么事都在会上说，在会上安排。坏就坏在后面，工友不团结，代表不团结。老板从中分化、瓦解。那个助理就被分化，说老板有黑社会背景，找黑社会搞你们几个。时间长了，工人也有些急躁、冲动，有时候开会找不到人，就难以做决定。
我们那边另有一个厂也搬迁。老板给了代表一人两万块钱，结果第二天谈判，工人代表都跑了，没有人去谈判。我们讨论过这个事情。
当时我估计（罢工）7天内就能解决，因为有一批货要出。罢工后有一天，有个洋客户打电话给我，要我把货放了，说要走柜了。那个人普通话讲得很好，听不出是洋人。大家去工会也好，去劳动局也好，留的都是我的电话。事先也没想过这事，不知道去那些地方投诉还要留电话。
罢工开始到第一次谈判，代表的情绪都很高昂。代表每天开会，安排事务，比如派几个人送材料去市工会。送完回来还要开会，说说工会的态度是怎样的。派出所和劳动站的人来厂里，我们还要有人接待，然后还要开会，把他们说的话给工友传达。
市工会没表态，只说“东西我们收到了”。区工会给我打过电话，说工会是党领导的，不能离开党，要解决还是要去找基层党委，有结果再汇报给它（工会）。除此之外，我们与工会再没其他的联系。
后来工友去走马路，去拦了路，然后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就天天接触我们。我们以为通知了街道信访办，就是通知了党委。因为一般来说，只要去找党委，他们总是说“去找信访办”。
有一天，我们看见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在厂门口。虽然工人代表都认为老板不会找人来打我们，但是也考虑拿到补偿后怎么脱身。我们想的是（笑），准备一辆车，赔偿的时候代表们先拿钱，然后代表监督着给所有工人发钱，拿到钱的不能走，最后等大家一起走，然后代表们直接跳上车，先找个地方躲几天。
罢工后有一天，听小道消息说，二老板发话，宁肯拿出一千万跟工人斗，也不给工人半分钱。有人说这是二老板私下里当着某些人的面说的，不是在谈判桌上说的。消息是从管理那边传出来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不要搞了。我们粗略地估算过，所有人的赔偿，按照法律，共四五百万，不到一千万。
罢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附近一家厂罢工的事情。我们厂出事后，我就跑去那家厂了解情况。他们也是搬厂的问题，不妙得很，老板已经搬走机器，在另一个地方恢复生产了。厂房是租的，水电都停了，只有几十个工友在坚守。我跟他们交谈了一下。他们不接受当初老板提出给30%的建议，坚持要100%，结果听了区政府的建议去劳动仲裁，一拖四五十天。他们等得非常烦了，还有点害怕：万一仲裁结果不利，不是连30%都拿不到了！
我把这个消息跟工人代表和联络员说了，申请劳动仲裁就是那个样子，我们千万不能申请。所以司法所一来建议仲裁，所有代表都反对。我说仲裁快的四五十天，慢的半年，而且风险大，所以我们不要仲裁，要跟老板面对面地谈。
罢工第3天
大老板开车来了，带着保安队长，跟我们说不搬了，让我们回去上班，没有赔偿。当时几百人都听到了，大家高喊：“你说不搬就不搬啊！机器都上车了。”他自讨没趣，就走了。工友当时也没想拦住他。大老板平时下车间，经常跟工人打招呼，中秋发两个月饼，一个苹果，一瓶饮料。他平时对管理、员工比较和蔼。所以有些工人就信了他的话，说：“大老板都说了（不搬了），他说话算数的嘛……”有少数人第二天准备去上班了。代表们没出面，决定让几个女工去守着打卡机，劝阻他们不要去上班。一说他们就不去了，本来就挺不好意思的。代表们没有想过强行阻止工人，都是用嘴巴说。
罢工第6天
有一辆从惠州过来的小车，要拉模具。我们把它拦下来了。车是老板从惠州请过来的私人的车。当时大家都说，连一根螺丝钉都不许他带出厂门。司机不知道我们厂里的情况，说是老板让他拉模具到惠州去。工友说我们厂都罢工了。司机就傻了，说怎么会这样子啊，还说他是做生意的，叫他来就来了。工友不放他的车，他就自己回去了，车留在厂里。其实开始时我们的筹码还是很多的，后来老板承诺给钱了，我们就把所有的车子都放了。我们是带着诚意去谈的，哪知道被老板耍了一个花枪。
下午，厂长从外地的分厂过来，带着律师。那天轮到我休息，没在厂里。工友打电话给我，说厂长开车来了，要把车拦下。后来工友去保安室查出车是免登记的，就拦了车不让出门。厂长很生气，说是他的私车。工人说这是厂里的车。结果厂长报了警，拉来一车防暴警察，但是没进厂。工友看到特警来了，都围到了厂门口，就是不放厂长的车，看他们要怎么样，是不是会去抢人。工友们也做准备了。
我骑电动车赶到厂门口。他们把我拦住了。派出所所长要我放厂长的车，否则抓去派出所。我说关我什么事，你要放就让工友放，你要抓就抓。我不理他，就跑去工友中间，问咋回事，工友说律师来了。我又去问律师是什么情况。律师说他们是来找工人代表谈的。我说可以啊，就约了第二天在厂会议室谈判。
律师走后，我们开会商量第二天怎么谈，决定八个人一起去，我和另一个代表主谈。我们还请了维权律师。
罢工第7天
上午从10点到11点在厂里谈判。对方是律师出面谈，劳动站的人也来了，我们请的律师也来了。老板的律师跟我们说不搬了。我们则提出了5点要求（经济补偿，高温补贴，养老保险，年假，法定节假日工资）。厂里的律师说他没权做主。就这样，上午的谈判没什么结果，但我们觉得谈判进行得还算正常，准备下次再谈。
中午的时候，厂里突然打电话通知我们下午2点继续谈。我们就把我们的律师叫了回来。
下午两点，回到会议室，我们发现屋子里装上了上午还没有的摄像机。这次二老板来了，他拿着一份声明念了一遍，说不搬厂了，要求工人回去上班，不上班的算旷工，超过三天就开除，而且还要工人赔偿罢工给厂里造成的损失。他说完后，劳动站的人来了，说经过检查厂里没有违法行为，现在也不搬厂了，让我们回去上班，否则就是无理取闹。然后他们就不跟我们谈了。
我就火了，喊道：“厂里不给买养老保险算不算违法？厂里不给……算不算违法？……”首先一条，他在搬厂，机器都已经搬上车了，被我们拦下来。他不承认搬厂说不过去。第二个问题，社保没买。还有年休假没有，法定节假日的工资也没有，高温补助也没有。怎么能说厂里没有违法呀。还有工资条的问题，都不是按照深圳市工资支付条例制作的。工资条根本看不出什么东西，就是一张纸条，除了一个阿拉伯数字什么都没有，月份都没有。我说了他们一顿。我说：“你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厂里这么多违法的地方，你还说没有违法。”
总之，厂里的态度是不谈了。我们的律师见状，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也没有跟我们代表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这个心照不宣嘛，留下来有什么事情就说不清了。
律师走后，我们出去把跟老板谈判的结果对工友们说了。工友们一听情况是那屌样，当时就炸了窝。大家冲到了街上把北环路拦了。防暴警察来得非常快，明显是有备而来的，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工友们赶回到厂里。有一个女工还把胳膊摔断了。
工友们被赶回厂里的时候，还不到下班的时间。办公楼里还有行政人员，二老板也在里面，大家就把办公楼围住了。后来政府的人也进去了。在办公楼外静坐的时候，有一个工友因为心脏病发作，病倒了。人命关天的事，厂里面都没有一点表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从人道主义来说，也应该有所表示啊。经过这些事，工友们把他们看透了，更加愤怒了。
围了办公楼，劳动部门就介入了，那个站长给工人做思想工作，让我们不要闹了。工友们就要求让二老板出来，跟我们见个面，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收回他的那个通告。我们一直搞了一两个小时，二老板躲在办公室不出来。我们没有冲进办公楼，只在外面叫，让他出来说清楚。警察没进厂，但厂里有巡防，就是那些骑摩托车的，都是打工的。最后二老板终于露了脸，说了一大堆什么“做不了主”，“代表不了法人代表”，就这样。
我们听到了传言，说厂方“要用黑社会手段对付工人代表”。为防万一，我在微博上把这件事披露出去了。
这以后，有5个代表退缩了。退出的代表有管理，也有普工。我们从联络员中补选了5个新代表。后来我们做工作，那5个代表又回来了，补选的那5个人还去做联络员。
罢工第8天
工友们一早就出发去街道办静坐，二老板也跟着队伍去了，是街道办叫他去的。工友们大概去了300多人，三三两两坐在街道办门外的草坪上，带着横幅，是临时用毛笔写的。这次去请愿静坐是
自发的，不是代表决定的，工人代表都没有参加。因为前一天老板
拒绝谈判。没得谈判，我们代表就不起作用了嘛，所以我们就不当工人代表了。街道办应该不知道工友要去请愿，知道的话应该会提前拦下。当时我在出租屋，街道办打我电话，让我去现场。我去了现场一看，出动了好多警察，把工人从两边围住了。围起来又找不到工人代表——因为我们8个代表都没去——所以才打电话叫我们去现场。不久，政府说老板同意谈判了，让我们这些代表给工人做思想工作，劝他们回去。大老板通过政府给我们传的话。这次街道办没有抓人。政府的人还承诺会帮我们解决问题。
我们跟工人传达也很顺利，就说老板承认给钱了，同意第二天下午3点在劳动站的会议室就具体问题进行第二次谈判。
代表们以为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也开会讨论过，如果谈崩了，要把老板逼回谈判桌来。我觉得应该以同等的地位来谈。我都跟他们说：“谈判应该抱着诚意来。你们不能盛气凌人，就认为我们是雇员，就是下级，好像古代封建社会和解放前的长工一样，就要听你的。那样就谈不了，是不是？”耍阴谋手段，让工友们把他那个都看透了。其实每天都有工友说我们代表胆小怕事，也经常有人喊着要去走马路。
罢工第9天
上午，我就被派出所的教导员叫去谈话。他给我施加压力，让我不要再发微博，说了一通大道理，把毛泽东都搬出来了。“我是听毛泽东的话的呀，他说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呀”，说那些鬼东东。总之他就是要我别发微博，政府部门有压力；再一个就是，让我对下午的谈判不要有过高的期望，让我也跟工友说一下。他说话的时候好像半开玩笑，并不是那种蛮严肃的。
我就打哈哈，说可以啊，只要政府部门出面组织谈判，我发不发微博都可以；只要促成了这次谈判，我们发微博还有什么用？我还说：“我的微博又不犯法，要是谈判没有成果，微博肯定还要发呀，我的微博又不是煽动工友们做什么事，只是记述每一天工友所做的事情，以及事情发生的经过。我又不是捏造事实。”反正我就讲发微博又不犯法，该发的我还是要发。他也没说你再发我就抓你，就是打哈哈，说不要紧的，政府会出面的，要相信政府，相信党。
他们也知道机构，说那些都是境外势力，没安好心，让我不要和他们搅在一起。我就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找这些机构出出主意啊。当时旁边还有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他也开口了，说希望了解一下机构那些人，有机会让我带他去。他还说跟我是老乡。开始我还觉得这个人挺好的，因为他说了一些同情我们的话。
我从派出所出来没多久，就接到房东的电话，说不让我租房了，限定我5天内搬走。我马上给派出所打电话。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呀，你们这样搞太不人道了吧！”派出所的就说：“这个问题我给你调查一下。”然后我去找房东，刚好见到房东的时候，那个警察就给我打电话过来了，我直接把电话给了房东。后来房东又不赶我走了，我就一直住着。
我想他们早跟老板沟通好了，已经准备好了筹码。当时派出所只叫我一个人去，我觉得不可能抓我，但我还是把这事告诉了其他代表，其中有两三个人还跑到派出所门口去等我。后来，他们还找我的亲戚和老乡来劝我。我们厂2006年搬厂的时候，我的一些亲戚和老乡跟大老板去了惠州厂。现在，老板让他们给我打电话，叫我不要搞了，不要跟老板对着干，安安心心地打份工就行了，还叫我到惠州去。没说给我什么好处。我那些老乡也不敢承诺那些。他们应该没受到什么压力。我就说：“要的，要的，我马上就搬过去，你给我把房子租好。”因为是亲戚，打哈哈嘛。
下午，第二次谈判在劳动站开始了。虽然上午那个警察叫我们有心理准备，但是谁知道老板给的牌吓人——300块——当时把我们就搞懵了。他们叫我们期望值不要过高，谁知道给那么少。
谈判一开始，大老板就来了，装得好可怜的样子，说自己感冒了，还让我们看他手上的针眼。他说对工人从来不刻薄，这么多年了，拼命在外面跑单，尽量给工人多一些加班时间，让工人多赚些钱。总之是些收买人心的话。他穿的衣服，普普通通的。老二也一样，穿得干净些，整洁一些，那衣服也不贵。老二那个秘书穿得很好，打扮得花枝招展。秘书给自己搞钱，每周六把厂里那些边角料拿车拉出去卖钱，搞了一两年。那个废料好贵，一车大概要上万。
大老板露了个面就走了。他只是答应给钱（没说给多少），具体让我们跟律师和行政部经理谈。所以我们都把老板想得非常好，觉得应该会谈成功的。有一两百工友在劳动站外面等。
我们开始跟律师谈。律师说给300块。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我们还是一下就懵了。打发叫花子啊！我们不干。
谈判之前，我预期的数额是2000块。当时我们以为对方会以最低工资为底线，所以我们就加个码，提出2000块，考虑到有加班、法定节假日工资，都算在一起，这样也不为过嘛。双方讨价还价，不就成交了。哪知道给个300块。谈判前，我跟大家说，不要把工人分成几份，否则有的工资低，有的工资高，工资低的就不闹了。跟管理人员也做思想工作，就说是一口价，罢工了，不管是管理还是普工，商量一个统一的诉求，2000块一个月。参加进来的管理大都是基层管理，他们都非常赞同。
我是首席谈判代表，其他代表七嘴八舌也发言了，都说300不行。律师提出300块，我们也抛出2000块。律师说2000块比较高，要打电话给大老板，于是现场就打了电话。然后律师说，大老板同意加到400块。我们说不接受，要继续谈。最后律师说经香港董事会研究决定，再加100，加到500。我们说不行，还是差得太多了。
谈到500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们就说今天不谈了，选个日子再谈。跟律师约定两天后谈。最后，律师转达大老板的意思，说既然再谈，把车留下就没有意义了；老板有诚意，工人也要拿出诚意。我们就中招了。我们觉得原来老板不愿意谈，现在愿意谈了。我们就说行行行，要拿出诚意来。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同意了。车子可以放，但是机器设备不准搬走，卸下车，放到车间里面去。
我们代表在现场交头接耳地谈了几句，就决定了。有反对的，但当时是少数。而且还考虑到，车子放在厂里，每天还要派人去守，比较麻烦；夜里蚊虫多，大家也烦了。刚开始几天还有人积极报名去守车，后边几天就没有几个了。我们就按部门轮流守。把车子放了，工友就轻松一点。所以我们决定把车放了算了。
我们以为再谈一次应该就有结果了，至少会有1600吧。我们也向工友承诺了，保底1600。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300，400，500，还在加价嘛。
谈判是劳动站的站长主持的。对方有四五个人，派出所的人都在楼下。劳动站的人在做会议记录。我们没有做，没想到要记录。
晚上7点行政部经理又给我们打电话确认，因为他怕有工人在放车的时候再闹。放车比较顺利。当时现场有一两百个工友。
放车的事情不可能每个工友都通知到，有的工友出去跑电动车，有的搞了手工活在家里做。这就是工友不团结的表现嘛。没在厂里的肯定就不知道了。在场的大部分同意了，我们就放了。
我们搞了那么久，政府部门好像是站在我们一边的，还当着我们的面说：“哎呀，这个老板我们要把他赶跑的，他不跑我们也不让他在这里做了。”劳动站的站长就说过这些话。律师和劳动站都没有说过我们拦车是违法的。那个时候劳动站的人来厂里，看到我们拦车，还说从现在起一根螺丝钉都不让老板搬走了。我们一听就感到舒服，觉得是在为我们说话嘛。我们以为政府部门也给了老板不少的压力，比较乐观地估计了形势。
罢工第10天
老板把办公室和车间的门都锁上了。我们开了一个会，商量第二天怎么谈，怎么坚持到1600块。
罢工第11天
第三次谈判又是下午3点，但是这次情况就不一样了。老板没露面，只有律师、行政部经理和一个文员，谈判地点还是在劳动站。一见面我们就发现他们的态度不一样了。律师说老板已经决定了，最多只能给500块钱。这样等于根本就没得谈嘛，就是告诉我们只有500块，干不干都是500块。辛辛苦苦十几天，等到这样一个结果。我们马上出去给工友说。工友火了，就在劳动站闹了起来。
律师说作不了主，我们就要求他把老板叫来。他跟老板通电话的时候也发火了。老板在电话里说不管了，律师说：“你不管了，我被工人围在这里了。”老板说：“围住了就围嘛，你就坐在那里嘛。”律师说再也不接这种案子了。当时在劳动站，那个站长什么都没说。有的工友开始抱怨，说本来不同意放车，结果现在老板翻脸了。这时我们工人代表好像两头不是人一样的。
后来一部分工友就跑到街道办去抗议，把街道办前面的路给堵了，当时正是下班的时间。这次街道办采取行动，把堵路的一两百个工友全都抓到派出所去了。还发生了冲突，有两三个女工被打伤，在医院挂盐水，住了一个晚上。
我们这些工人代表没有跟着去街道办，是联络员跟着去的。有些问题工人代表该避嫌还是要避嫌。我们工人代表都不参与工友的那些过激的行动。
工友们被抓去派出所之后，那个所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给工友做思想工作。我到了派出所，看到工友们被围在派出所的操场上，有联防队员，有特警，总数不止一两百，估计几个社区的联防队员都去了。那些人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但都空着手。派出所大厅里面还坐了不少穿制服的民警。
派出所给那些联防队员买了盒饭，但是工友们都喊着还没吃饭，肚子饿，就把他们的饭抢来吃了。
搞到晚上11点，所长想让工友们都赶紧回家。工友说不行，抓的时候用车子，走的时候也要用车子送走。所长让我赶紧做思想工作，让工友们回去，因为天又在下雨嘛。他们给了我一个大喇叭，我就对工友说，下雨了，我们早点回去算了。
罢工第12、13天
周六和周日，平平淡淡，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几个代表和一些联络员，几十个人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人提议大家一起去写字楼里喝水吹空调，把老板逼回来。之前我们都没有进过写字楼，有意识地避开，怕老板说我们干什么什么的。
罢工第14天
100多个工友进了写字楼。写字楼里有一些文员在上班。工友没打扰他们，自己在写字楼里找水喝，乘凉，有的就坐到会议室，把空调也打开了。工友们年龄都比较大，不是那种毛头小伙子，不会有打砸抢。大家就是进去吹空调，不动他的东西。
那天街道办专管政法的书记来了。他来了以后联系厂长，把厂长也给叫来了，那时已经晚上8点多钟了。厂长还带着一个律师和一个外国人。那个老外是厂里的客户。厂里有一批货做好了，一直放在仓库里。他们说船期到了，要走货柜，很急，让我把货放了。车放了工友们现在还一肚子火气，打死也不放货了。
我们刚要谈，政府的人撤了，然后厂长又不想谈了，想跟着一起走。工友们不让他走，把他堵到办公楼里了，一直搞到晚上2点钟。他写了份书面承诺，答应第二天早上9点来谈。劳动站的主任也写了保证书，还签了字。我们就信了他们，准备第二天再谈。
罢工第15天
上午，劳动站的人找我去，说是要做口供。从我们罢工第一天到现在这么久了，到现在才收集材料，我觉得劳动站就是要逃避责任，留一个后手。好像说不是他们不作为，一直在查，口供也都有。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这些了，他们不是真的要解决问题。这次去算是正式立案。罢工第一天我们就找他们投诉，他们都没有立案，一直拖。现在他们一看老板这样，没办法，就找我们做个口供。我去劳动站，有几个代表知道，其他人还不知道。
这次去，我们又多了一个诉求，要求解决我们吃饭和喝水的问题。厂里什么都有，有厨师，有厨工。我们一闹起来，食堂就停伙了。我们要求政府出面，把食堂开起来，让工友有饭吃，这样工友心里平静下来，就不会做出什么上街呀，上访呀这些事。街道办的那个政法委书记承诺派个工作组到厂里，讨论工友吃饭的问题，还有如果老板跑了我们这个厂怎么办的问题。
我从劳动站回到厂里，发现工友们已经上街了，这次也有二三百人，还打了横幅。我都感到奇怪，怎么搞出横幅来了。原来是他们自己订做了那种打印的横幅。这次没有抓人。工友们游到街道办，警察是陪着走的，还有摩托车给开路，有警察控制路口。
那一天晚上出了怪事。天上下了好大的雨，但铁皮房着火，全部烧完了。里面有一部分废料，一些机器设备。起火时厂里有保安。我是第二天早上才知道的。有工友打电话给我，让我不要来了，说全部被火烧完了。我跑到厂里看，厂外停了十几台消防车。
工友们对起火议论纷纷。有的说是老板自己找人放的火。
派出所把所有当班的保安都带走了。我们也联系不上这些保安，不知道什么情况。工友们都很紧张，到处打听，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罢工第16天
政府派了工作组进驻到厂里，跟我们讨论吃饭的问题。因为办公室都锁了门，我们就在宿舍的空房间里谈。工作组人员有劳动站的，街道办的，信访办的，综治办的，开了十几辆小车子来。
整整一天，谈了两三次，吃饭喝水的问题都没谈好。当时有个书记说不能同意工人要政府管饭的要求，他说工人不是给街道办打工的，怎么能管吃饭呢。工作组说我们可以借钱，找村委的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厂房的出租方。但是我们不同意，因为借钱明显是分化工友，就形不成战斗力了。我们说不要你们的钱，只是把饭堂开起来，有饭吃有水喝就行了。但是他们始终不给我们明确的答复。谈得没有结果，工友们就在外边叫。
到了晚上7点钟，他们（工作组）开着车子又跑了，留下我们工友在那里发怨气。工友们开始吵闹，说要去市里。
那个时候大家都被搞疲了，而且有些工友因为起火的事情有恐惧感，不知道会不会算到我们工人头上。
保安一直坚持上班，因为如果保安也罢工，老板就会从另外的地方请保安来，这样对工友不利。所以保安就坚守岗位。
当时的形势，我对起火不好判断，不知道是不是工友气愤不过放了火，或者是老板找人放的火。在不能对事情做整体判断的时候，我也有点恐慌，六神无主，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那天晚上我早早就回去了，晚上也没有开会。当时保安也没有回来，不知道派出所对着火的事情下什么结论。
那天有个记者来拍起火的原因。政府宣传办的干事拦住记者，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晚些时候，保安们就被放回来了。派出所查了半天，监控也看了，定性为自然起火，与工友没关系。
罢工第17天
因为怕出问题，这天我来得早，六七点就到厂里转了一圈。保安被放出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了。工友听说失火的事情跟自己没关系，就放下了包袱。所以早上一到厂里就闹起来了。大概八点多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聚集在厂门口，有人喊着要去市政府，这时代表们还没来。
大概9点左右的时候，劳动站的人开车来了，但是没进厂，把车停在离厂100多米的地方。我就去找他们谈。
大部分工友在外面住。9点半左右，大部分工友都到齐了。大家就在厂门口吼。我一看，不知道谁又把前一天那个横幅拿出来了。大家又要上街。
之前，工人的行动都在代表的掌控之中，但是这次行动代表没有掌握到，那天一些工人代表都没来。
看大家从厂里冲出来，我想让劳动局的人劝阻工人不要上街，但是他们不理不睬。这时我们工人代表做思想工作已经做不通了，政府部门这时应该出来做思想工作，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工人代表身上。他们不理，好像看戏一样。事后，那个劳动站的主任一直不承认我有让他们出面劝阻工人。
工友们劝不住，我也不放心，就从后面赶了上去，跟大家一起走。我们走的时候，派出所的和街道办的都跟着我们走。
开始我们走的路比较繁华，路上有很多人看，还给我们拍照。后来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没有人烟的地方了，公路中间都是隔开的，对面的车子都看不到这边发生的事情，他们才抓人。我觉得他们真会选地方下手。
抓我们的不是联防队员。我们那里的联防队员曾经跟我说：“我们是不会抓你们的，听说要抓你们，我们都跑了。我们也是打工的，也希望工人闹，这样才能加工资。”他们一个月工资才一千七百多块，加上七七八八的，才两千二三百多块钱，他们也不满意。
上次街道办抓人，派的是机训队的人。这次去市政府上访被抓后，也是机训队押送。一个年轻的机训队员还跟我说，之前看见过我在派出所劝工友，表现很好，不知道我怎么今天又一起上街了。我就跟他聊，问他属于公安还是什么，他说不是，是招聘的，每天搞训练，也是维稳。
街道办抓人那次是晚上，离大路比较远，抓的时候也没有过激行为，就是两个人，或三个人抓一个，抬上车。这次不一样，那些人冲上来，一抓头发，往地上一按。
当时他们冲着我过来，好多工友就把我围住，不让他们抓我。但是他们一个个牛高马大，工友们顶不住。
我看到工友们被打，嘴巴流血，头发都撕掉了，大家都坐在地上哭爹喊娘，我心里真的是不好受。我就冲到前面去和他们理论。我说我们是要工资的，不是社会上那些歹徒，我们是想要我们的血汗钱。我说你们也是父母生的，你们也有姐妹父母在外边打工。
大家被打，不是感到恐慌，而是愤怒。
当时我就唱了一首社会主义好，喊共产党万岁。
他们开始还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一喊，他们就知道了。有个警察就来指认我。他们冲过来，我就放弃抵抗，跟他们走了。那个场景一辈子都忘不了。
最后开了几辆旅游大巴过来，把工友们带走，分别关在不同的派出所，每个所关了二三十个人。
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到派出所后，把我关在小房间里。关了一两个小时后，有一个警察来审问我。他说是我老乡。我说老乡你不要害我。他说没事的，会让我看的（口供）。后来我看了口供，签了字。过了一会，他说不行，要重新做口供。第二份我没仔细看就签字了，因为太累了。后来庭审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口供里出现了工友打警察，而且出现在口供的底端，还有工友不听劝告一类的话。
最后，警察说今天晚上肯定不放你，要放也是明天早上放。第二天很多人都放走了，剩下六七个。我就叫喊，抗议。我关的地方没空调的，好热。他就把我和其他几个工友关在一起。到晚上，那些机训的人又来了，我们就被分开，穿的马甲都不一样，有刑事拘留，有行政拘留的。我们是红马甲。
后来庭审时，我说做了几次口供，第二次口供我都没仔细看。只有一个人给我做口供，没有告知我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条例，应该两个人问。他们的做法不符合程序。我的律师就这样为我辩护。我也跟法官说，被抓后带着手铐，被关在小屋子里，精神处于崩溃边缘了，而且还连续提审我。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