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灼灼的近义词（通海招聘网普通工人桃华灼灼（下）)
38．旗袍
次日清晨，天放晴了，初升的红日又恢复了往日的神气，气昂昂的挺立在苍翠欲滴的山顶。
坐车回到了干休所，门房交给我一封信，是冰秀写的。
我打开了信，她写道：时令进入了十月份，绵绵不绝的秋雨一场比一场寒冷，我已感到冬天的寒意了。
脚踝伤口处时而作痛、发痒，可能是临海潮气太大的缘故。父亲寄来了那件黑色羽绒服，穿上它，我仿佛又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体味到了溪都的生活气息。
这个假期，我计划回一趟溪都，可能在圣诞节，也许在春节前夕。从父亲的电话声中，我听出了他的苍老；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左右着我的心境。当然了，我还是希望能在圣诞节前赶回去。
她又写道：袁校长到了日本，我们曾坐在小饭馆吃日式风味的清汤挂面。为了讨债，他四处奔波消瘦了许多；当我们谈起往昔的岁月，他悄悄流下了泪水。办学成为他人生辉煌的起点，也可能成为他事业失败的滑铁卢。可是学生不理解他，甚至也曾包括我。
我想，签证固然重要，留学也令人羡慕，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它身上。人世间，还有比留学更可贵的东西。
这么长时间了仅收到你的一封来信，这个秋天的雨夜愈显得格外的漫长……
我猜测上次写的信可能在旅途中；或许，它已经摆上了她的桌面。我打开了啤酒，独自慢慢地喝，然后展开信来又从头细细读起。反复读过了几遍，她仿佛又回到了我身边，像以往和五班学生在一起时那样，周末我们在溪都街头漫无目的地游逛。
几天来，我有意回避与父亲的正面接触。吃饭时去得很晚，看电视时远远的坐在一边。
父亲鹰一样锐利的目光，仿佛一把出了鞘的利刃。偶尔开口说一两句话，在我来说已是万不得已，只好支支吾吾敷衍了事。母亲仍絮絮叨叨地，催问我与吴老师女儿见面的事，说媒人那边传来口信，急等着回音。
午饭间，叔父破例多喝了两杯白酒，躺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来后，他冷静得出奇，说学院免去了他成教院长的职务，又调他回了工会。他很担忧那批新招进校的两千名学生今后的命运，唉叹了声，说三天两头换位子，倒过来倒过去的，公家的事儿真难办哟；可是，自己的事业又在哪里？
吃罢晚饭，柳家照例召开家庭会议，从桌面上的饭菜味道谈起，说及溪都社会治安、国家经济形势，扯远点话题又回到了那个荒唐年代的艰难岁月里。
大姑从广东发来的一封信，成了烦闷氛围中的一支清新剂，大家分别传阅了一遍，各自发表对南方的看法，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电话铃声响起，父亲伸手一把拎起了话筒，听罢他虎着脸交给了儿子，说：“找你的。”
我接过了话筒，听出了她的声音，是冰秀。
她的嗓音略带些沙哑。原来为了早点探望父亲，她提前回了国，不料到家后偶感风寒，吃着药歇息了两天。
她和我约定了次日上午会面的地点。
半年多没见了，她的变化着实让人惊讶。一头浓密的长发剪成了齐耳碎发，额前一绺染成了橘黄色。一身浅蓝色的背带裙，裙摆较短，垂在膝关节上。皮肤有点泛红，臂上肌肉张弛有力。
“见到我高兴吗？”她打量了我一番，“看上去你的表情无动于衷哟。”
“那，是因为埋藏在心底的缘故，时间一久单靠表情无法表达出来的。”
“真的？”她不信，眼神里划过一丝不安。
“嗯，是的，”我点了点头，静静的说，“阳春三月，你独自在山中漫步，沿着林间小路不停地走呀走呀，走得又乏又渴。转过一个山坳，忽然发现有一座掩映在花草丛里的青砖瓦房，炊烟袅袅升起。你走上前去讨水喝，从屋里转出一位漂亮的农家少女，倚着桃花树朝你默默地笑。是那种感觉。”
她笑了，说：“别逗了，你呀可真是酸得可爱，又在异想天开了。”
静默了一阵，她说由于归国时十分仓促，没带什么礼物。因为担心父亲的身体，她不得不提前请了假。
她说，还好，这两天他的心跳又趋于正常了；银行繁重的工作差点儿压垮了他。
问及赴日留学，她迟疑了下，说初去日本时，不习惯那儿又生又淡的口味，常闹肚子；那时她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回到溪都，将所有的风味小吃通吃一遍。
回了溪都，她从早到晚一天三顿几乎是在食摊上度过的，什么甑糕、粉汤羊血、荞面饸络、肉丸糊辣汤、葫芦鸡、肉夹馍……街上有点名气的小吃店几乎全光顾过了。
坐在古色古香的薛记老店店里，我和她吃着米皮、腊汁肉夹馍，一边喝着酚香浓郁的稠酒。
忽听得门口有人喊冰秀的名字，我回头望时，只见闻萍笑吟吟地站在了身后，怀里抱着一只通体雪白的小狗。
她抚摸着怀中的小狗，故作惊讶地说：“哟，柳大经理也在场哪，稀客、稀客，不知神神秘秘的搞些什么名堂？”
“吃饭呗，我……”我有些来气，瞪了她一眼，“真巧，你也来吃饭了。”
“嗨，你弄错了，是我的小狗。我是它的专职保姆前来打饭的，”闻萍双眉一扬，将目光对准了冰秀，“真是的，回一趟国也不易，怎么也没吭个声，上这么差的店子，吃两块钱一碗的米皮！”
我听了不无好气：“大老远的回家，不就好这一口，又瞎扯什么钱呢。”
冰秀红着脸邀她坐下来一块儿吃；闻萍拍了拍小狗的尾巴，嘴角一撇：“得了，你们聊吧；小狗乖乖，饿了？这就给你打饭去。”
见闻萍说话阴阳怪气的，我不免有些愠怒，黑着脸站直了身子欲和她理论几句，却被冰秀一把拦住了。
闻萍倒像是若无其事一般，扭着腰缓步走开了。
沿着西大街破损不堪的老式平房，我随冰秀走进了一家经营苏杭丝绸的店铺。
屋子灯光灰暗，她不停地挑挑拣拣，几乎将七八款中意的料子齐齐试了一遍。她脱了背带裙连同皮包一齐交到我手上，穿着旗袍在镜子前扭来扭去。两个女服务员站在旁边耐心服伺，抖开一匹红色绸料，围成半圆形，以凑合成临时试衣间。绸布刚刚遮住了她的胸部和大腿，头颈、肩膀、小腿裸露在外。一些从店前路过的男人见了不由得放缓了脚步，纷纷朝那春光乍泄的胴体投以焦渴的眼神。
坐下来换穿时，她对我说，眼下在佐贺，非常流行旗袍；她曾抽空去店里试穿了几件，无奈日本女人身材娇小，一点也不合身。中国是旗袍的故乡，她想还是赶回来定做的好；有了它，以后就再不会为同学聚会、小型Party缺少行头而苦恼了。
她定下了粉红色和宝石蓝两种颜色。女店员小心量了她的三围，建议她多吃些肥肉，以丰腴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突出线条的优美。
我听了不以为然，颇插话道，都啥年头了还以胖为美？如今女孩子整天寻思着减肥，瘦人穿旗袍更显骨感。
店员不肯让步，仍坚持体态丰满的人才最适宜穿。店主见双方争执不下，赶忙走上前来陪着笑脸对我说，争什么呢；放心吧，既是出了国穿用，无论肥瘦我们都会尽心裁剪，以合体为原则；旗袍虽小，好歹也是咱溪都的脸面哪！
出了旗袍店，她又说要美甲；不待我表态，她又兴致勃勃地带我去了东大街一家服装商场。
商场里有许多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摊档，大多经营女式服装、鞋、化妆品、小饰品之类。看到这些，我不免心生困惑，以为走错了地方。
可冰秀一点也不慌，仍自信地拉着我朝里走。果然在店子北尽头，并列着四五家美甲的摊位。她选择了墙角那一家人少的摊位一屁股坐下了，问摊主一次多少钱？
那位留着毛寸的摊主回答，普通带手部按摩，一百二。
我听后摇了摇头，认为太贵了，劝她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她脸色一红头也没抬，嘟哝了一句：“嗨，又不让你掏钱，费那么多口舌干吗！”说时，她已将右手平放在了桌面上，让店员开始修剪指甲。
我在旁边坐了一阵，抱着她的皮包问：“你们班有多少人？”
“一开始二十八个。后来有七个福建籍的集体出逃了，去了大坂打黑工；一个台北来的学生考上了群马大学；另外，还有三个从北京去的高干子女，或许是平时在家里养尊处优惯了，一身的娇气，据说裤头从来不洗，都是一次性的，脏了就白白地扔掉。嘿，她们过不了这种低人一等的流浪生活，两个月不到，又被家里人接了回去。平时除去逃课的、偷懒的、开小差的，能按时听课的也就十二三个人吧。”
“那，除了上课，别的活动呢？”
“活动？打工呗。”
“你呢，除此之外呢？”
“这个嘛，每逢开学、过节，学校也会简单组织娱乐活动，开Party，野营、会餐啦，但那是有闲阶层的事，和我一点也不相关。一般从大陆去的学生，几乎个个都背了一屁股的债，再怎么累也要挤出时间找工挣钱，平时难得聚在一块起，更别奢谈什么活动了。像美甲，在佐贺一次最少也得四五千日元呢。”她慢慢抬起了头，望了我一会，略带些兴奋的说，“不过，在回溪都之前，我还是抽空逛了趟东京。”
我听了有些羡慕，隐约有一丝顾虑，问：“一个人，不怕？”
“怕啥。古小溪也去了。”冰秀瞟了我一眼，不慌不忙的说，“随行的还有几个青岛、天津去的学生，他们也是一群时刻准备着出逃的三等公民，借着送行到东京来寻找机遇了。”
“后来呢？”
“游完迪斯尼乐园，我和大伙走散了；四五点钟吧，我一个人背着又大又重的旅行包在街头绕来穿去，打算给老爸买两桶地道的阿拉斯加深海鱼油。走着走着，呀，一不小心掉进了红灯区。”
“哦？”
“是涩谷吧。乍一看，那条街和别的什么闹市区并没多大差别，人来人往，繁华而喧闹。常常有一些穿睡衣样吊带的女孩子，脸上故意晒成了褐色或者黑色，头发染成了茶色或黄色，脚蹬京剧靴般的厚底鞋，嗯，咱这儿叫松糕鞋吧，旁若无人地说笑着从你身边走过。没想到吧，其实这些女孩就是日本的初中生或高中生，小小年纪就开始离家出走，去寻找所谓的灯红酒绿背后的自由了。”
“这些女孩也真够另类的，那可是‘色情之谷’呀。”
“没那么严重吧。涩谷是流行的发源地之一，爱赶时髦的少男少女都喜欢去。再说了，在日本，如果子女离家出走之后还和家里人有联系的话，即便三五个月见不着面，只要通一次电话、寄过一封信就算不得失踪，警察更不会立案、查找了。”
“小姐呢？那地方毕竟……”
“街道两边的‘居酒屋’、保健房之类的色情场所比比皆是，奇怪的是游人好像都习以为常了，气色很平和，没有什么丝毫异样的感觉。小姐们肤色雪白、化着淡妆，穿着超短裙、紧身衣，站在路灯下静静地等候客人，一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冷艳姿态。嗯，不像咱溪都火车站跟前的那帮子娘们儿，一见有生人路过就非要拽住你的胳臂往走拉不可。如果不是‘居酒屋’、按摩房之类的招牌提醒你，你很难把她们认作是一群操皮肉生意的人。”
“这，你一点也不怕？”
“当看她们第一眼时，我心里的确毛毛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摸包里的水果刀……当时想要是父亲在身边就好了。等我随着人流小心翼翼地走了几十米时，见她们仍是搔首弄姿、顾影自怜的样子，丝毫看不出有伤人的意思，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店员挫过了指甲，开始给上面画油彩了。
我拿过小挫刀在自己的指尖上试了试，问：“你忘了自己的身份？”
“身份？一个脚蹬回力鞋、穷得叮当响的流浪者罢了。说句难听话，在那种地方，最容易忘记身份的是你们男人，最容易失身。不过，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街头的那一幕，那些小姐的漂亮劲哟，看过了第一个，就忍不住去看第二个、第三个……我想自己要是个美男子就好了。”
“哦，你心动了？”
“郁闷！那只是一瞬间的想法，过后还是心有余悸的；一患上感冒、发烧就不由得偷偷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了。”
“恐怖，自我反醒？你说的可真让人眼花缭乱了，可惜我没去成日本，体味不到你当时的心境，要不然的话……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人能平平安安地回来，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对了，这件事最好先不要告诉别人，免得产生什么不必要的误会。”
“喂，你可别咒我！行不？”冰秀低下了头，等最后一个小拇指上涂完了油彩，绷着脸说，“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瞧你阴阳怪气、咄咄逼人的，老觉得谁欠了你八辈子债一样！”
出了商场大门，已是华灯初上，我陪她去桥梓口海记老店吃过了粉汤羊血。
她又说想照相，不由分说领着我去了“新新娘”影楼。冰秀的热情劲超出了我的想象，她一面详细咨询价格、翻阅相册，一面偷偷观察我的面部表情。
她走出化妆室时披着雪白的婚纱，问我扮相漂亮不？我讷讷了下说漂亮，莫非你要拍写真集？
她笑了，摇摇头说只想和我合张影。
“合影，”我如坠云雾里，想了想，说，“这样行吗？你穿着婚纱，我站在你身边。”
“是的，穿婚纱的合影。”
“嗯，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不明白你的用意，真的。家里人正托人说媒呢……”
她听了后脸一红，愣怔了一阵，说她不是那意思，只是想照张相留作纪念；当她一个人呆在四面是海的孤岛上时，夜深人静常会思念家乡、思念溪都的亲人，她有些受不了这种情绪的折磨；百无聊赖之际，只好借助于相片聊以消解淡淡的乡愁。
我听了心里稍觉得宽慰了些，但仍不肯挪步。
她继续说道，学校里的女生几乎都有男朋友，有的还不止一个；何况找她的男生本来就不少，简直让她烦透了。将相片挂在她的床头，男生见了会敬而远之，省却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听后这才放下了心，笑着点头答应了。
拍完照，卸了装，我如释重负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我送她回家，一路上脚步轻快有说有笑，不知不觉进入了银兴苑小区。
夜风袭来，她接连打了两个呵欠说父亲在家中养病，劝我不必上去了。
见我犹豫，又说他父亲怕见外人，早晚一个人呆在房子里；晚上的敲门声会惊吓得他一夜睡不安稳。
37．去南方
天气终日阴沉沉的，连着下了七八天秋雨。
我给冰秀家挂了两次电话，铃声响了好长时间却没人接。
在屋子里呆久了时常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我到了阳台望天，窗外雨色朦胧，雨水滴打在窗沿哗哗地响，世界仿佛淹没在一只硕大无边的金鱼缸里。
吃过晚饭，叔父取出一张旧报纸让父亲瞧。这张报纸是我偷偷从所里的会议室拿回家的，觉得报上登载的北郊一农户做牛皮画的信息很有商业价值，本打算着前去实地考察一番，不料叔父闲来翻看时却留意到了另一则信息。
叔父指着第四版的一整页广告对父亲说，省政府在东莞厚街镇投资兴建了一座农贸市场，正在大力宣传、招商，建议他前去投资。
见父亲来了兴趣，他接下来又分析了一下经济大环境；他说溪都观念陈旧，发展步子太慢；另据内部消息，当下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危机，将要实施经济软着陆，万一失败了，居民手中的钱将大幅度贬值、甚至于化为乌有……
我听了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反驳道：“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在溪都市咱家也算得上富裕了，可一旦投资到了南方，只怕连个声响都听不见。”
叔父不屑的瞅了我一眼，带着些训斥的口吻说：“如今一流学生漂洋过海，二流学生北京、上海，三流学生深圳、珠海，你听说过没？别看你年轻，观念却怎会那么落后；你出不了国就该往南方跑，广州、深圳那儿不比溪都好？况且，香港就要回归了，咱去南方投资权当是学习，说不定啥时就发达了。”
父亲很是赞同他的看法，一面驳斥儿子，一面畅谈南方的形势，说珠江三角洲遍布三资企业，发财的机遇多，去那儿投资准没错。
见父亲主意已定，我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不过仍心存顾虑，说：
“要是我去南方了，‘远大’那边咋办？还有七千块钱代办费呢，留这么一个尾巴，心里总是膈应的慌。”
父亲沉思了片刻，笑道：“不就七千块钱么，你也太小心眼了；要是老想着那码子事，啥都干不成！”
见我黯然不语，叔父又劝慰了我几句，说时不我待，到南方去才是当最为迫切的大事……
我耷拉着脑袋听了一阵，终于被他们说动了心，眼前陡然为之豁然一亮。
我想，出不了国能去南方闯一下世面，不妨是一条新路，说不定还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呢。
隔天，我陪父亲去了溪都人民大厦，向深圳办的工作人员付清了购买商铺的二十万元房款，心里顿觉踏实了许多。
连绵秋雨并没有扰乱我的心情。
仿佛做梦一般我就要去南方创业了，心胸为之一下子开朗了许多。我想将这个消息告诉冰秀，可是给她家里挂了几次电话，总是联系不上。
我想，要不她回日本了，也许她又到了一处无人知晓的地方。于是我写了一封短信，仍寄往她家，告诉她我的计划和行程，以及南方市场的住址。
静坐了一阵，我想起了丁浅，于是打电话到聋哑学校。听得出她有些怨意，催我快点过去。
走进那所梧桐叶簌簌飘落的大院，我三步并作两步上了四楼。她臂上缠着黑纱，正坐在床边凝思，看上去神情抑郁。
见了我，她说：“不好意思，学校正在维修锅炉，停了电，没得热水喝了；喝茅台？剩下的那半瓶。”
我谢绝了，说：“我就要去南方了。”
“哦，去南方？要坐火车么？”
“当然了，火车安全又便宜。”
“那，上了火车，要是身边坐个坏人呢？”
“有警察呗，他会抓坏人的，”我为她幼稚的提问不由得笑了，说，“亏你还是老师，要是怕坏人，火车都没人坐了。”
她沉默了一会，轻轻说开了；四月中旬她曾坐过一次火车，领着学生出去春游。车上有俩小偷乘人不备时行窃，一位学生站出来向大伙比画了几下，不料遭到了小偷的报复。学生的眼镜片被打碎了，玻璃碴子沾在了眼眶上，一脸的血。可是小偷打完了人，居然大摇大摆地走了。
说完，她有些惴惴不安，呆呆地看着我。
我轻轻叹息了下，说：“一朝被蛇咬呗。外面的世界确是有些复杂，对学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管好他们的嘴巴，更要管好他们的眼睛。”
她“嗯”了声，抓了粒盐焗花生米放进了嘴里，嚼得咯吱响。
“家里出事了？”我望着她臂上的黑纱，问。
“嗯，你还记得那个常在巷口拉二胡的季胡子吗？他不在了。”丁浅抬起了头，望着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原来，季胡子为了一个山里来的女人，在去和情敌算账时，不幸坠楼而死。
丁浅说罢，不安地摆弄手里的圆珠笔。
“喏，上学期女生遭人奸污的案子破了没？”看着窗外屋檐下默默站立的一群女孩子，我大着胆问。
“嗨，别提了。那三个女生周六晚去河里洗澡。说是洗澡，却在河边乘凉、玩耍到了后半夜；当晚上投宿在一家小旅馆，嬉闹时不小心戳弄了一个女孩的下身。”
“这，未免有些离奇了……”
她迟疑了下，说：“因女孩子过于害怕，又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于是向大人撒了谎。”
我轻叹了声：“情感的确是个说不明道不白的玩意儿，更何况那些有生理缺陷的聋哑学生。她们的心灵深处，或许你教一辈子书也不可能破译她们的心灵密码。”
她点点头，同意了我的看法，说不管怎样，她仍乐意和那些学生呆在一起；这个世界，唯有她们身上还保留着人类那种最原始的纯真。 我留下了南方市场的地址，并让他转告给泊远。
她沉默了老半天。
当她送我出了校门时终于挤出了一丝笑意，说：“行了，你走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数日后，我一手拎着鼓鼓囊囊的行李包，一手提着装满葡萄的纸箱，独自坐上了开往广东的列车。
那箱葡萄是灵河滩上出产的，粒大香甜，露天下保存一两个月都不会起皱、掉粒。我想用它来开辟南方的市场。
在广州站下了火车，又换乘开往东莞的汽车。在东莞厚街镇下了车，带着沉重的行囊几经辗转找到了北方农副产品市场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了。
当晚我借宿在市场办，同四个从溪都来的年轻保安住在了一起。
次日早上出门，方看清了整个市场的面貌：两排新建的二层小阁楼，每间铺面约有七十平方米，共有一百多间。工人们在写着“发扬延安精神、赶超深圳速度”的大型条幅下紧张、忙碌地工作。街面在铺设管道。
才下过雨，路面泥泞不堪。那两条一米多深的管道沟，如两条被刨开了肚皮、仰面朝天的巨型黑泥鳅。
就这样我和保安住了半个多月。
等到房子粉刷过了，我去找市场办主任金尔森那儿要了房子钥匙，又去街上买了床架、床板、被褥等一些居家生活用品，雇了两辆人力三轮车拉了回来。
墙壁上的乳胶漆尚未干透，辛辣的气味刺得人睁不开眼。我安装好了床架，铺上了薄薄的三合板、被褥，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试图让清新、湿润的南风冲涤尽屋内那刺鼻的气味。
每天，我都会去市场南头那家经营溪都风味的小吃店。这家饭馆是溪都老乡岳辉开的。他比我早到一个多月，买了市场B15号铺面。
耳听着广播里播放的粤语新闻，行走在灯红酒绿的商业区，身边不时穿梭着急速行驶的汽车，我仿佛来到了另一个陌生天地。
晚上七八点以后，街上的行人骤然多了起来，几乎清一色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像一片黑压压的乌云，不知从何方冒出又不知最终飘向了哪里。
一个人睡在蚊虫叮咬像鸽笼一般的房子，鼻尖滑过带着腥味的湿气，我后悔忘记了买了顶新蚊帐。
夜深人静时，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眼前老晃动着冰秀、丁浅她们的面孔，做着喜、怒、哀、乐不同的表情。我睁开了眼时，却什么也没有，闭上眼她们又一齐朝我拥来。
待初步安排停当，我向家里挂电话报了平安；母亲欣慰之余又说叔父领着孟老师来了广东，他们现居住在一个叫淡水的城市。
过了几天，大姑打来了电话询问我市场的状况。我说市场尚在建设中，入住的商户并没有几家，更没什么生意可做。
大姑安慰了我几句，说实在无聊的话，叫叫我去一趟淡水，说有一件紧要事。
次日早上，我离开了厚街镇，坐上了开往淡水的长途客车；汽车行驶缓慢，在崇山竣岭间整整颠簸了一上午。
下了车，走出冷冷清清的车站，我按照大姑告诉的地址在淡水镇一处老街区找到了她。
叔父也在，他和孟思潜等人正在院子凉亭下兴致勃勃地搓麻将。大姑将我带到了里间坐下，寒暄了一阵，告诉我一件传销的事儿，叫我入伙。见我紧皱起了眉，她又讲了传销在国外成长的光荣历史、辉煌业绩，以及在国内发展的广阔前景。
我觉得新鲜，可是对于那些四千元一台的摇摆机又很失望。因为凭直觉判断，我认为它值不了那么多钱，况且它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于是沉默了半晌。
大姑脸色平静，说：“得了，或许是坐了半天车累了，没有听懂；先休息两天吧，希望你认真考虑，能抓住这次赚钱的机会。”
简单吃过了午饭，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黄昏时分。
我悄悄一个人出了门，走在凉爽的夜风里，迎面拥来了一群着黑装的女孩子，她们伸出过分热情的手，一声接一声地唤道：先生，要住店么，挺便宜的；先生，要洗头么，挺方便的；先生，要吃夜宵么，挺实惠的……她们明亮的眸子在黑暗处一闪一闪的，左顾右盼似在搜寻着猎物。
“喂，旗子，你干啥呢？”我侧身一望，是孟老师，于是说初到此镇随便走走。
他问：一个人晚上逛街，不怕坏人？
我听了身子一颤，茫然环顾左右，问：“坏人，哪儿有坏人？”
他板着面孔指着身边的一群女孩子，说：“瞧，那不是坏人？快，赶紧回家吧！”
我正待琢磨他的话意，他狠劲拽了我一把，拉着我飞一般逃离了女人们的包围圈。
大姑的生活十分简单，早起去公园散步，练练嗓音；上午呆在屋里接打电话；午休后，她会接待一些新来的陌生面孔，给他们演示摇摆机并讲解如何扩大关系网销售机子的知识。
那几天，我去过人头攒动、神情亢奋的传销会场，聆听过他们热血沸腾的讲演。可是随着屋子里骤然增多的陌生面孔，耳听着他们浓重的乡音，我彻底失望了，背着大姑偷偷给家里挂了电话，告诉了这儿的一切。
我找了个理由，说是去深圳看望朋友，逃出了淡水。
当我迈步在宽敞、干净的深南大道，仰望着两边高耸林立的大楼，看到身边川流不息的汽车，我的欲望又一次不知不觉膨胀起来。
我找到京京时天色已黑透了，汗水湿透了西装，沉甸甸的。
他住在一家小区的单元房里，房子不大，是那种小三室一厅户型，被公司租来当作高级员工的集体宿舍。
京京才吃过了饭，不肯下楼，躺在床上悠闲地抽烟。我只好一个人上了大街，花了三十块钱吃了两碗牛肉拉面，还不见饱。
我上了楼，洗过澡，还未等坐下，他便脸色一沉，问我来深圳到底想做什么？
我简单述说了来广东的经过，他一骨碌从床上跳了起来：“敢情你是来做老板……就你一个人？”
我点点头，说：“论起做生意的阅历和经验，你是个行家，正想向你请教呢。”
他嘿嘿一笑，说别恭维了，他可是败将不言勇。
接下来，他打开了话匣子，侃侃而谈：“这里是特区，挑战与机遇并存；想叫你发，你不得不发；想让你赔，你会一夜之间输个精光……全靠市场、资金、运气，这些不知你占哪一头呢？”
“这个嘛，我也曾考虑过。初来乍到，论市场优势咱占不上，只能凭年纪轻，稳扎稳打，只需瞅准了机会一个跟头便能翻身。不过，眼下的确是没有什么合适的项目。”
他沉思了一阵，说有个老堂伯在深圳布吉市场，一开始来给人当装卸工，如今做起了贩运生意，主要经营北方产的一些果品。
我听了心头一震，让他继续说下去；可是当听说那人做了七八年仍只是租了个摊位时，心头犹如被冷水浇湿，瞬间变得失望了。
我谢过了他的好意，说：“其实当初来广东，本就没打算做什么苹果、梨、猕猴桃之类的水果生意，只想在广东有个立脚点，搜集一些有用信息，办学或者从溪都招工做中介服务。”
谈起香港回归，京京认为是剃头挑子一头凉、一头热；内地的宣传铺天盖地、热火朝天，深圳、香港却凉冰冰的。英国有口蹄疫，香港有禽流感，闹得人心惶惶。据说香港的星级富翁已跑了好多，没跑的还在动摇呢。
我笑了，说：“走吧，他们走了我去香港；我有护照，去那边打工。”他说别做白日梦了；他去过罗湖口岸，又被挡了回来，那本护照根本不管用；况且在香港打黑工，被警察逮着了，照样得罚款、拘留遣送回国。
屋子里一片沉默。
我将目光转移到了桌面上的一幅相框。相片里一位戴着顶浅蓝色太阳帽身着白纱裙的少女，侧身站在枫树下遥望着远方。
我不禁来了兴趣，说：“咦，这么漂亮，怎么没见过。”
他喝光了杯中的啤酒，轻叹了声，说：“嗯，小妹。”随后他引开了话题，问我五班同学的下落。
我说：“宗声上了大学，在学计算机专业；冰秀出国了，又回家探亲……哦，对了，闻萍说她春节想来深圳玩。时间不饶人，一眨眼又各奔东西罗。老兄到深圳久了，没打算给兄弟添位嫂子？以老兄的本事经验，那还不是信手拈来的小事。”
他苦笑了下，说：“嗨，怎能不想呢。可是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心头总觉得内疚。人生苦短，得过且过，生活在这座年轻的城市，快乐是属于有钱人的。嗯，有时也难过，可流泪又有什么用。”
他抖了抖烟灰，转而神秘地一笑，问我是否想highg一把，变成一个快乐的流浪汉？
我摇摇头，说不知。
“坐台小姐。”他从抽屉里摸出了几张名片让我瞧，说上面有小姐的电话，想玩时只需一个电话就上了楼。
“多少钱？”
“不贵、不贵，百十块钱就搞定了；也有三五千一晚的，就看你是什么品味了。”
“这是员工宿舍，你不怕被同室的女孩子瞧见？”
“都是人嘛，况且你又没在她的眼皮下。”
“虽说每到一个陌生地方，我总希望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可这种惊喜还是太突然了。”我摇了摇头，说，“宁吃鲜桃一口，不食烂杏半斗，你没听过？”
“哟，好纯洁。遍地烂杏，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如果天天等着鲜桃吃，阴间的饿死鬼多得都没地方住啰。”
“要是染上了什么性病，那可是一辈子遭殃。”
“带上套子呗。”
“可即使做了，也会后怕的，怕留下什么祸根，老觉得恶心。”我嘘了口气，缓缓说，“所以我宁可忍一时的冲动，换取长久的坦然。”
“你有心病，跟曹操一样。”京京有些失望，走到窗前合上了百叶窗，“唉，书念得久了，不钻牛角尖也改不了。”
当别人有求于我时，我难免有些得意。可今天，我总觉得他另有目的，既想耍小姐又不肯掏钱。
真的，那时我头脑里对是非的判断仅仅停留在黑、白两种颜色上，非黑即白，非对即错上。在潜意识里，我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由许多亲友拼凑而成的缩影，他们的价值观早已在我大脑里根深蒂固了。
那是他们的私事，只要符合单身、安全、适度诸如此类的条件，我仍拿他们当朋友。
他见我无动于衷，于是讪讪笑道：“一个孤独主义者。其实，我一直在悄悄观察着你。”
“是么？可我并没有察觉出一点点呀。”我有点愤怒。
“你也忒苛刻了，总是以理想中的状态去看待世界。比方说情感吧，你常常以结婚的标准去看待女孩子，哪怕她的脸上有一丁点瑕疵、犯有一次错误，可这样下去势必越走越孤独。”
“唉，谁不想做一个有魅力的男人呢？或许命中注定，我生来就是一个保守的理想主义者吧。”
“老土。其实不论和哪个女孩子好，不一定就意味着非要和她结婚、白头偕老。假如你肯降低一下自己的眼光，把她只当作一个普通女人看，甚至于一个性伙伴，你会走得更近一些，有更多的朋友和乐趣。”
“嗨，不瞒老哥，我也努力了，可是生活并没有给我过多的机会。不过，孤独于我来说，有时更能理性地看待别人。”我啜了口啤酒，打着哈哈说，“今晚，你不会嫌弃老弟借宿吧。”
接下来，我和他天南海北胡侃了一通，从“远大”到深圳，再从失业到经商……到了后半夜两点多，耐不住倦意来袭呼呼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他起得很晚，慢腾腾的，十点多了才洗漱完毕，上班前将房门钥匙交给我，我拒绝了。我说一个人去城区各处随便转转，不定啥时才回来呢。
数日后，北方农副产品招商洽谈会在市场隆重举办，我带去的葡萄出尽了风头。
它被摆设在展厅里最醒目的位置。许多客商在看过宣传材料、品尝过果子后表现了出浓厚的兴趣，纷纷询问有关种植、价格、包装、交易等方面的事宜。
望着桌面一大本厚厚的名片、留言，我心里热乎乎的。
不料，轰轰烈烈的展销会刚一落幕，各市、县去的官员、负责人争先恐后的抛售手中的果品，趁着出差的机会到各地游玩去了。市场里百多号的铺面仅剩下一两成私营业主还在开张，那些被低价处理的果品堆满了简易仓库，动作慢半拍的人眼睁睁的看着水果脱水、变味、霉烂，简直让他们的心凉透了。
叔父和大姑开完展销会，去了深圳看望朋友，顺便考察那里的民办学校。
孟思潜临回溪都前买了一套组装的松下牌VCD影碟机和一整箱花花绿绿的碟片。这是北方人回家时不可或缺的两样纪念品。孟老师久居象牙塔，物质上匮乏，精神上自然不甘人后。影碟机在内地尚属凤毛麟角，碟片带回去观赏，看腻了可以贩卖赚个路费。
临行前，孟思潜说他的孩子高中毕业了，在溪都市鼓楼街开了家鲜切花店，希望我同他合作，开展批发鲜花的业务。
展会期间，咨询“紫霞8号”的客商不少，但是时值秋末，葡萄早过了成熟季节，并且我手里没有现货。我只好从附近的果品市场趸来些其他品种的水果，摆在店门口零售，以维持日常生计。
时间转眼过了一月，初冬的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白天街上冷冷清清，偶尔有背着行李的打工者匆忙出没；晚上，工人下了班，商业街上到处是人，拥挤得水泄不通。
北方市场虽和商业街隔了条马路，可是由于市场初建，经营品种单一，顾客稀少，呈现出“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局面。
我给家里挂了电话，得知弟弟从新疆复员了，正在驾校学开车。
打过电话，我一个人躺在潮湿阴冷的房子，仿佛被原来那个熟悉的世界一下子抛弃了。我想起了冰秀，当身边走过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时这种情绪尤为强烈。可是迟迟没有她的回信，她家的电话早停了机。
她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早上十点多，我正睡得香，忽听得楼下传来了一阵敲门声。我披上衣服下了楼，开门一看，却是京京和闻萍。
原来，由于冬季业务量少，闻萍向旅行社请了假来深圳游玩。前天她坐飞机到了黄田机场，与京京见面后才知我的下落，于是一同赶了过来。
京京见我刚一副才睡醒的样子，说：“哟，又发福了；不知生意咋样，二十万块钱买的门面房可不能只当了旅馆用。”
我轻叹了声，说市场刚开始运转，经营户很少，加之冷库尚未建好，平时只是零售些水果。
京京也不再多问，在屋子里转悠了一会，见墙上挂着副“紫霞8号”的广告牌，赶忙走到了柜台边摘了串葡萄样品尝。
闻萍不屑的瞪了他一眼，笑他嘴馋；而后转过身子问我，公司还有别的业务没 ？
我讷讷了片刻，说珠江三角洲有上万家外资企业，每年需要大量的外来劳务，打算做劳务中介。
京京听了忙插话道：“就凭你一个人，能忙过来？得了，干脆让闻小姐留下来陪你，既做秘书又搞业务，岂不美哉。”
“稀松，真没辙，少说两句没人拿你当哑巴使。”闻萍嗔怪道。
我听后并未多言，洗了串葡萄呈与闻萍。她吃得津津有味，说：“哟，真甜，比美国提子好吃多了。将‘紫霞8号’作为公司的拳头产品可谓别出心裁。”
闲聊了一阵，话题不觉乎间又回到了留学上。
闻萍说，她来南方之前去了趟“远大”，学校正在开辟留学美国的路线，有三个学生的材料已寄到了美国。
京京认为那不过是袁校长的缓兵之计，说美国比日本难去那是秃子头上的伤疤-——明摆着的事。
我认同京京的想法，可又不想让闻萍扫兴，于是说甭管那么多了；既然投资在广东，咱就说广东的事儿，在商言商嘛；不过，赴美留学真要是办成了，老袁手头上有了钱，那好哇，咱回去讨债。
中午，我带着他俩去了岳辉的饭馆，各吃了一大碗牛肉臊子面。出了饭馆没几步，京京剔着牙，说想去虎门玩。
南方的天气虽近初冬，但太阳乍一升起，仍闷热难当。
三人走到了汽车站，闻萍忽嚷着要去趟厕所。上完了厕所，她又捂着肚子说不去虎门了。她脸色苍白，看上去十分痛苦。我和京京问过了原因，慌忙带着她去了附近的一家私人诊所。
大夫量了血压、心跳，询问过她的病情，初步诊断为急性痢疾。
陪闻萍打针的功夫，京京眯着眼对大夫说，他也肚子痛，让给开点药。
我白了他一眼：“真是的，说着红脸的，便来了关公；莫不是你俩有心灵感应？”
闻萍哼了声，冷冷的说：“什么感应，还不是吃了那串‘紫霞8号’！”
我听了脸色一红，想了想，说：“咦，我说呢；只怪这葡萄是新培育出的品种，你们没吃惯罢了；比如喝牛奶，虽说它有营养，可是由于乳糖不耐、各人消化能力的强弱不同，起初会有一段闹肚子的不适应期。实不相瞒，我初来此地时，也曾闹过肚子。隔壁岳师傅得知了后，塞给我一把黄土，叫我泡在开水里，只喝了一次，咦，这病居然给治好了。”
“神奇，祖传的吧，没化验黄土里含有什么成分？”京京问。
“成分，那是从溪都古城墙根下挖的；出远门的人水土不服、闹肚子是寻常事，只要喝下故乡的泥土水，身体很快会康复的。”
京京听罢嘿嘿一笑：“得了，回去讨把黄土让闻小姐喝了。听说溪都来深圳打工的特多，有十多万，要是倒卖古城墙根的黄土准发了大财。”
回到了市场，闻萍铁青着脸躺在了床上，再也不肯起来了。
我翻阅了一阵当天的《羊城晚报》，回头却不见了京京。我楼上楼下找了个遍，就是不见他的影。
这时，岳辉登门来叫我打麻将。我闲极无聊，于是随他去了。
坐在烟雾缭绕的麻将桌边，我总是静不下心来。玩了三四把，我找了个借口，独自上街转悠。
街面没有一丝杂尘，瓦蓝的天空下浮着几朵灰色的云。远处，一座座烟囱吐着浓烟，遮蔽了北边青山的影子。
我连着走了好几家书店，随意浏览书架上的小说、杂志；站得累了，铺一张报纸坐在地上。
黄昏时分，我回了市场，闻萍正在准备着晚饭。睡醒后的她脸上恢复了光泽，话也渐渐多了。
她炒了鸡蛋，还有炝土豆丝、糖醋排骨。
我有些惊奇：“哟，这么快好了；没想到你还是个烹调高手。”她莞尔一笑不愿正面回答，问：“你一个人常凑合着吃？”
我点了点头。
吃过饭，忽听得电话铃响；我接过了，是京京打来的，说他已起回深圳了。
我放下了电话，问起了冰秀，闻萍忽然脸色一沉将头扭向了一边。
我喝了口啤酒，自言自语道：“这么久了也没见她回信，她究竟去哪儿了？天下那样大，而我的心竟然这么小。”
闻萍回过了头，静静地看了我一会，说：“感情纯属于私人性质的东西；其实，你的内心世界并非狭小得可怜，只是容不得其他事物的进入。”
我似懂非懂，“嗯”了声。
闻萍轻轻叹息了声，说虞家出事了。原来虞希光与溪都的一些房地产开发商私下勾结，违规将银行数亿元的贷款投资到了南华山下的别墅项目，孰料开发商卷钱跑路、楼房烂了尾，他也跟着栽了进去，被判了十三年的刑期。冰秀为了照顾服刑中的父亲，只好放弃留学，留在了溪都。
听罢，我只觉五雷轰顶头脑乱糟糟的，抖动着烟卷走来走去，说：“唉，真难为她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从没见她吭一声……她现在会在哪里呢？”
我闷闷不乐喝光了三瓶啤酒，只觉得身子轻飘飘的往上飞。
午夜时分，我醒来了，发现躺在了她的身旁。窗外繁星密布，她倚在床头听CD。
我去卫生间小便，混浊的尿液散发出一股酒味。洗罢了脸，神志仍有些麻木，我对着镜子用湿毛巾一遍又一遍的擦拭额头，直到感觉出疼痛。
“今晚你睡这儿，我去隔壁岳师傅家借宿。”说完，我趿着拖鞋望就要下楼，却被她喊住了。
她指了指腕上的手表说：“凌晨两点了，你去哪里？今晚将就一下得了。”
她的眼神发出一种特殊的信息，几乎让人有些窒息；她轻轻依偎着，体肤的余温加速了我的心跳。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重新坐在了床沿，凉爽的夜风让两人贴得更紧了。
从她胸腔中传出咚咚的心跳，仿佛催人搏杀的战鼓。我顺势搂住了她，滚在了吱嘎作响的板床上。她伸出纤细的手指导引着，送他到他想去的地方。他还想走得更深更远，情不自禁冲开了最牢固地闸门，灼热、湿润，就像南方的天气一样。
“怎么样，累了吧，”她示意我躺下。
我站起来点了支烟抽，踱到了窗边，默默望着对面街道死气沉沉的工厂发呆。
忽见一股浓烟飘上了夜空，我猛然想起失火了的场面。
“咦，火灾，”我指着刚刚冒出围墙的火焰，喊道，“快打119。”
她听后身子颤抖了下，走上前来静观了一阵，若无其事地说：“嗯，真的起火了；不过也没什么可慌的，用不着理它。”
我心头一震，“哦”了声。
“那是消防队的事情，你急啥？无关乎己的事物我们早已麻木、不屑一顾了。”
“可是，你想看到人们惊慌失措、哭爹喊娘的样子？”
“严重了，没有人会幸灾乐祸的；再说了，飞蛾扑火只是消防队的事情。”
这时从黑暗中迅速开来了四五辆闪着红色警灯的消防车。警笛声越来越大，人们开始手忙脚乱地灭火。
“看到了火灾，你首先想到了什么，死亡、逃生，还是幸灾乐祸？”我紧盯着她问道。
“当然是逃生了。”她说，“死亡是绝望时的感觉，我永远都不会绝望的。父亲去世那年，我才十二岁，上初中一年级。临终前他再三叮嘱母亲不要火葬，要土葬。”
她的眼神里划过一丝阴郁，我盯了片刻，问：“为什么？”
“唉，说来话长。我父亲是个飞机设计师，曾去过美国加州大学。
可是在那个荒唐年代，他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落下了病根。在他父亲平反的那一天，曾对我说不愿火化，希望自己能完整地来、完整地离开。自打那时起，我就对火有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畏惧心理。”
我听了有些沉重，问：“你可曾听过凤凰集香木而自焚的故事？”
她摇了摇头：“毕竟是一种传说。爱火是人的天性，怕火是人的本能，幸灾乐祸只能说明了人对火的愚昧无知。”
次日清晨，闻萍仍在酣睡。
我起了床，去昨晚火灾的现场围观。大火烧毁了整个家具厂，相邻市场的十几间铺面因是简易工棚改造而成，烧毁得尤其严重，只留下了几条熔断了的黑钢筋。庆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
回到了屋子，闻萍才洗漱毕，在整理着零乱的床铺，脚下碎纸屑撒了一地。
望着她迷人身影，我突然记起了什么，犹豫了片刻，说：“昨晚喝醉了酒，只图了自个儿高兴，没弄痛你吧？”
她嘴角一撇，哼了声：“别得了好处又卖乖！比起你的秀美人儿怎样？”
我听了不免有些歉疚，脸一红，说：“当然还是你好呗。嗯，我也无需隐瞒你了，我俩在一块时，我试过，可能是因为情绪紧张的缘故，从来没进去过。”
她显然不相信我的话，说在欺骗她，泪滴从两颊滚下，说：“男人就那德行，都会喜新厌旧的，你俩之间的那点猫腻我早就看出了。”
见此情形，我虽觉有些委屈，可是事已至此再解释也没什么用，只好心怀内疚默然应对了。
黄昏时分，我和闻萍吃过了晚饭，正在收拾着碗筷，忽见京京带着两个陌生壮汉走了进来，不由得一惊。
我忙上前招呼了声，问何事来访？
京京指着身边的一位高个子说，那人是他五伯，刚从溪都拉来了一车陕北红枣，打算在广东打开销路；想着我在市场有铺面，就奔来了。
我“嗯”了声，走到了门口一看，一辆满载货物的加长东风货车停靠在路边。
京京将我拉到了一边，说他五伯手头紧只付了司机一半运费，欲向我借三千块钱支付剩下的那一部分。
我听后着实为难，于是去找闻萍商量。两人嘀咕了半晌，留足了日后半月的生活费，凑齐了两千块给他。
京京接过了钱，将它转交给了司机。随后不待我同意，他领着几个人从车厢卸下了一百箱红枣。
我心里没底怕销不了，劝他别再下货了，将大部分枣转运到深圳的布吉市场去。
天气阴沉沉的，从那片深不可测的夜空飘下绵绵细雨，冷嗖嗖的。京京一伙人七手八脚盖上了防雨布，随后上了汽车。
汽车上了107国道，眨眼间消失在茫茫雨雾里。
进了屋子，我长长唉叹了声，说：“嘿，净添乱；放着厨师不好好干，慌慌张张地做起了大枣生意。”
闻萍讥笑道：“可不，这下有枣吃了。一日三枣，长生不老。只怕你吃多了，虚火旺盛，我倒吃不消了。”
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纸箱，我不禁犯愁了。
我去市场各家经营户走访了一圈，他们普遍对枣子不感兴趣，说六块钱一斤的价格定的高了。
我不甘心又冒雨去邻近的几家市场考察了一番，却几乎见不到批发红枣的商贩。偶尔有摊商感兴趣，条件却非常苛刻，代销或者以极低的价位收购。
见此情形，我只好和京京通了电话，建议他将枣价从六元一斤降到四元一斤。无奈他五伯认为自己的枣质量好，坚持不肯降。
我心里惦记着垫付给司机的那两千块钱运费，其中有闻萍的钱，假如真的挣不回来，难道还能让她背上几箱红枣回溪都？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再次给京京打电话，希望他能抽空来市场，实地了解一下行情。
改天，京京来了。他耐心听完我几天来跑市场的情况，抽着烟不紧不慢地说：“甭急，我有个法子，你不妨试一试。”
他说，七年前溪都彩电厂在东莞投资了一部分资金，与当地的一家彩电厂合作，当初从溪都招去了相当一批数量的熟练工。目前这家厂子效益极好，连看守大门的月薪都上了千元呢。
吃过午饭，他叫了辆小货车，装了五十箱枣子运到了彩电厂的家属区大门。
我打开了三只纸箱，摆放在路边的显眼位置，挂上写着“黄河滩枣，每斤8元”的纸招牌，算是生意开张了。
时值午休，红日直射，厂门前出入的人极少。路对面的“粤之春”酒店，两个服务员正站在店门前当街斩杀海龟。
我闲来没事前去围观，只见服务员手拎明晃晃的利斧向路人吆喝着：新鲜龟肉配以人参、枸杞、牛鞭、金银花等名贵药材煲汤，一份118块钱。那只餐桌大小的海龟已被剁去了三分之一的躯体，血淋淋的，眨着灰白的小眼，仍不时伸缩头颈。
我看了一会，回头说给了京京。京京见得多了，说老广就那德性，陆上跑的、天上飞的野物差不多全被他们吃了，而今眼神又瞄准了深海……迟早有一天，这个世界只剩下他们一张张吃人的馋嘴。
等到太阳光削减了威力，两人从树荫下钻了出来，扯起了嗓子，向路人吆喝着叫卖。
“哟，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吃呢？”一对年轻恋人扭捏着走到了近前，细声问。
我说是黄河滩枣，营养可丰富哩，熬粥、蒸、煮都可以，生着吃营养最好。那对恋人故作懵懂，嘴里嘟囔着：红枣有这么大个？一面挑拣了些颗粒饱满的湿枣，随手捏了几个生吃，夸枣子脆甜。
京京有些看不惯，朝地上呸了下，说这些小青年也真会装逼，枣子个大了些就不认得了！
随着夜色加重，顾客愈来愈多了。他们大多购买半斤、几两的。十点钟以后，竟然零售了七八箱。
夜深了，街道行人稀稀拉拉的。我和京京在路边铺了张草席，和衣睡在了上面。
正睡得迷迷糊糊间，忽听到了一阵说笑声，我使劲睁开了眼皮，只见两个留长发的小青年正用手抓枣子吃，旁边站着三个女孩子嬉笑。
我一惊，吃力地坐直了，喝道：“咦，干啥呢？没钱了打声招呼也行，怎能随便动手？”
其中一个长发青年圆睁了眼，做出朝前扑的架势，骂道：“妈的，老子吃了又怎的，怕不给钱？”
京京被吵架声惊醒了，赶跑上前来拽了把我，说：“得了，得了，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吃几个枣子有啥大惊小怪的！吃了就吃了，生什么气！”
说毕，京京抓了一把枣，捧到了长发青年面前，硬塞到了他手里，一边陪着笑脸说：“兄弟刚出来混，不懂行情，有所冒犯了。不过，这生枣子不干净的，多吃了会拉肚子。”
长发青年搂着女孩骂骂咧咧地走开了，不时将咬了一口的红枣啐到马路上。
一觉醒来已是次日上午九点多，天空灰蒙蒙的，飘着雨星。
我和京京慌忙将箱子挪到了房檐下。
我买回了防雨布，小心盖在了枣箱上。
京京眼泡胀得像桃子，脸上被蚊虫叮咬起了红疙瘩，说他只请了一天的假，得回单位去上班。我挽留了几句，见他仍执意要回，于是塞给了他伍拾块钱作辛苦费。
下午，天放晴了。
闻萍赶到了彩电厂门口，见我身形憔悴，不免有些怜惜，催我回市场歇息。
我望着那一堆枣子苦笑了下，说还有那么多货没卖呢。
到了晚上，顾客依然很多，我和闻萍忙前忙后又买出了七八箱。因没办暂住证，收工后闻萍仍回了市场。
次日一早，我在街头正睡得香甜，忽听得有人大声喊我醒来。
我睁开了眼一看，却是闻萍，坐直了问她何事惊慌？
闻萍说预报今天有大雨，劝我赶快收拾好货物赶回农贸市场。
我“嗯”了声，说：“知道了。昨夜起了风，呼呼呼刮了一宿，如同千军万马上了战场，料想今天也不会有好天气。”
忽想起自己才睡醒的样子必定难看，我于是将脸扭向了一边，从背包里取出毛巾、香皂，踢踢踏踏进了家属区的水池边。
洗罢脸，我顿觉神清气爽。
随着乌云越聚越多，天空很快阴暗了下来。
当我俩将果箱搬上了货车时，豆大的雨点随之纷纷砸落了下来。我擦了把脸上的雨水，扭头望了眼对面的酒店，那只海龟只剩下书本大小的一块了，细长的头颈垂在案几下，像条黑色的绞索。
当我们将货物运回到市场，雨水如注，击打在身上又痛又冷。
搬卸完果箱，送走了货车，我不禁轻轻叹了口气：“唉，谢天谢地，总算回家了。”
我打电话给京京，粤东人喜食金丝小枣，陕北的大红枣适销不对路；况且南方湿度大，枣子放的时间久了会发霉、生虫，劝他尽快转告堂伯将枣子拉回北方。
两天后，天转晴了，京京带着他五伯来到了市场，当面跟我结清了账。
我给他在市场找了一辆回溪都的往返车，随后大家一起清点、搬运货物，盖上了沉重的防雨布。望着汽车远去的背影，我长长舒了口气。
40．实习情人
近期来，农贸市场表面上看似十分平静，人们在各忙各的事情。可是在平静的外衣下，隐藏着暴风雨前的危机。
市场上数十户购房者做生意赔了钱，认为是听从了市场办的错误命令和虚假信息，连呼上当受骗，纷纷去找金主任讨个说法。
半月前，岳辉见广东人喜食甜品，以为越甜的东西就越能赚钱，于是从溪都拉了一车柿饼。不料逢着修路车在半途耽搁了两天，到市场后又逢着连阴雨，只得暂时将货存放在了库房里。
那些他以前联系好的经销商见货物包装简陋遂改了主意，纷纷压价或是拒绝。天晴了，岳辉怕柿饼发霉，打开箱子在楼顶晾晒。不料被一阵突然而降的大雨浇了个正着，转眼间柿饼变成了一团黏糊糊的黑疙瘩。
他一下子损失惨重，叫苦不迭，认为是冷库没建成所致，将一肚子怨气全撒在了市场办。
金尔森开始硬顶着，随着找上门的人多了，他才有些害怕了，于是从布吉市场邀请了七八位经营大户，在会议室召开了两次取经大会，让本市场的商户与其相互交流、探讨一些具体经营合作的问题。这个方法不失为一支镇静剂，双方的紧张气氛暂时得到了一丝缓和。
日子不紧不慢、平平淡淡的又过了一周。
我和闻萍有时去逛街，有时和市场办一伙保安“挖坑”、打麻将、下象棋，或去附近的小电影院看国外最新的片子。
我俩唯一的分歧在每日三餐上。闻萍原是常州人，吃惯了米饭；我是土生土长的溪都人，对面食情有独钟，一天不吃面条如缺少了什么。争吵的结果是在两者之间取得了平衡，一天米饭一天面食。
真正让人兴奋的，莫过于新购置了一张双人大床。无论白昼产生了多少不和谐的音符，到了夜晚睡在了一张床上，总能让人消弥了分歧变得和和气气。仿佛戏台上的演员，台下怄气、吵架互不理睬，上了台子却说笑成一团儿。
为了节省开支，闻萍常在外面偷买零食吃，而在做饭时马马虎虎，简单应付了事。晚上吃饭，我见又是炒土豆片、小葱拌豆腐等几样素菜，不禁牢骚满腹。
“冬天的南方，不冷不热的，最适宜老人居住。水质嘛，特差，像飘满了头皮屑的洗发水；再者，菜贵了点。”闻萍夹了块豆腐进嘴，嚼了下，“此地的出产也令人叹奇，西红柿像鸽子蛋，黄瓜细得像筷子，还有那些葱，嗯，简直跟鬼毛一样；就这，菜农还不搞价！”
我听后笑了，说：“日子才开始么。菜贵了，多吃些水果呗。南方的红壤只适宜于长水果、育鲜花，蔬菜长不好，那是水土问题，就像咱北方人到这里一样。”
“未必吧。”她放下了筷子，“北方人在广州、深圳不乏做大生意者，人家能干成事，还不是沾了环境、政策的光？我看，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照样适用于社会学。”
“唉，瞎扯些什么哪；整天小葱拌豆腐，人都快成了豆腐嘴、豆腐腰、豆腐心了。”我怨道，“亏得南方出产豆腐，又白又嫩，恰逢着你这样的理厨高手。”
“菜比肉贵，你是知道的。再说了，香港暴发了禽流感，只好委屈你这个肉肚子了。”闻萍皱了皱眉头，冷冷的问，“坐吃山空，你一点也不慌？”
看到市场冷冷清清，我心里当然急。
她说这话分明是给我听，想到外面找事干，怕我这个大男人养活不了她，柔里藏针的刺一下。两个人天天要张嘴吃饭，她又喜欢购置一些新潮服装。
该省的尽量省了，不该省的一省就会省出大麻烦来。如果真让她出去上班了，自己一个大老爷们呆在家里没事干，于脸上也无光。想到这，我笑着说：“你先休息几天，我出去看看；没什么可担心的，船到码头自然直……”
镇上招工的广告很多。十字路口、工厂门前、电线杆上、棕榈树上、公厕墙头……只要你留心，目之所及，随处可见。那些五颜六色的告示，仿佛染上了同一种病，字乱，内容也乱，非得让人从纷乱中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来。内容大都是招普工，以体力活为主；也有不少浴场、酒吧、夜总会招用洗头妹、服务生的。偶尔见到招文秘、部门经理之类的，全限死了条件：未婚女性，肤白人靓，年龄在二十周岁以下，懂粤语者优先……
随便走进哪一家店铺、招聘的公司，无论它的门脸有多大，正屋里的显眼位置一概供奉着关公的塑像，一手捋长须，一手提着青龙偃月刀。
我查询了近期《广州晚报》、《东莞日报》上的消息，结果颇令人失望。几乎所有的招聘技工、高级管理人才之类，都要求理工科专业、本科以上的学历。偶尔有作日语翻译的，工作地点却远在广州、深圳。像他这种师范学历，一旦离开了溪都，高不成、低不就，就像一个生不逢时的畸形儿。
我去了附近的两家职介所。一位姓曾的湖南人操着一口蹩脚的粤语，拍着胸脯说能帮我找到好工作。
我交了一百块钱中介费，填过了履历表，按照职介所提供的地址去了几家厂子、公司。可是那几家单位均招收普工，三个月的试用期，月薪五百左右，还要交押金。我一气之下，要职介所退钱，姓曾的急了，圆睁两眼，高声劝我稍等些时日。
改天，我接到了一家外贸公司应聘电话。那家公司坐落在桥头镇107国道旁的一幢小区楼上，二百多平方米的展厅，货架上整整齐齐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鞋：皮鞋、旅游鞋、运动鞋……从门口到四面墙壁，从屋顶到地板，是一片鞋的世界。
经理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女子，模样儿还俊俏，脸色泛黄，一双大眼睛有些呆滞，眼袋较重。她十分客气地询问了我的工作经历，尔后将一只运动鞋放在了我面前，让我用铅笔将眼前的那只鞋画下来。
我感到有些郁闷，自己是来应聘做贸易的，怎么让画只鞋？心里想着好笑，笔下却不敢有一丝怠慢、粗心。我小时候常照着张飞、关公、敬德等门神画，及稍长，又画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绘画的功底尚算不错，鞋子更不在话下。
画毕，女经理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又要查看我的身份证。
我打开了皮包，由于心急，连同夹藏身份证的护照一并取了出来，递到了她手中。她见了护照愣怔了片刻，随便翻看了下又还给了我，转身去办公室打电话。
我有些紧张，试图努力听清楚她说的话，可是无奈她说的全是粤语，叽哩哇啦的如同爆炒黄豆子，虽近在咫尺却一点也听不懂。
十几分钟后，经理说她请示了老板，老板没同意，十分礼貌地说了声抱歉，让我另寻高就。
出了门，我一肚子的怨气，恨不得立即找姓曾的当面质询：莫不是职介所和公司合伙将他耍了一回？我又将面试的过程回想了一遍，试图从中找出自己有可能出现的一丝缺点、纰漏……
回到了市场，闻萍听过我的叙述，嘻嘻笑道：“肯定都是那本护照惹的祸，也许人家怀疑你是其他公司派来卧底的商业间谍；还有，你心高气傲惯了，人家担心浅水养不了你这条大鱼！”
岳辉从溪都拉了一卡车猕猴桃，打算在重阳节时大赚上一把。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事先找到了下家，谈妥了到粤后交货的地点、价钱和时间。这件事一直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岳辉仍委托溪都的妻子郑玫全权处理。教了多年学的郑玫从没涉足过这一行，她学校、产地两头跑，一时急得手忙脚乱、高血压复发，住进了医院。
十二天后，那一车猕猴桃才辗转运抵市场，岳辉急忙找那位果商联系，可是对方总哼哼唧唧地推脱自己忙，不能来市场接货。
岳辉心急如焚，他清楚没进冷库保存的果品在东莞这样的气温、湿度下，最大限度只能压一周。无奈之下他求市场办金主任出面联系，赶紧给猕猴桃找个销路。
金尔森口头应允“好、好、好”，可两天过去了，仍不见起动静。岳辉担心果品受热变质，为减少损失，采取了化整为零的策略，将一万斤果品分为三部分，一些存在了冷库，一些由原车带回，更多的果品则低价委托给市场内的十三家商户代销。这样做大大降低了风险，每家商户分到手的果品大约二十五箱左右。
我接货后不敢怠慢，忙去镇上各家商场走访了一遍。
那些经营果品的商场虽说大部分都有猕猴桃，可是原产地一律标明“新西兰”，每斤零售价在八到十二块之间，比岳辉的报价至少高出了一倍。
我明白贴“新西兰”的标签不过是商家玩弄的营销花招。于是花了二十三块钱印制了二百份传单，上面写明了猕猴桃的优惠价格以及接货方式。
我逐家挨户将传单散发给镇上的各户商家，很快，就有人打电话上门要货。那二十多箱“桃子”一时卖了个干净。为此，我不仅受到了岳辉的夸奖，自己也赚了三百多块钱。
可是市场里的其他商户就没我这么幸运了，他们稳坐钓鱼台，单等着顾客上门零售，看到“桃子”软了又赶紧送还给岳辉。
岳辉眼瞅着剩还的千余斤“毛桃”，不停地抽烟。每见房前跑过一个挂粤牌照的轿车，他都要伸着脖子骂：他妈的，老广言而无信，真是害惨老子了……接着是一阵傻笑。后来岳辉才弄清了，原来他贩运猕猴桃的消息不小心在麻将桌上走漏了风声，被别人提前截了和。
岳辉将那一车子“毛桃”连卖带葬好不容易才出了手，晚上他整了七八样菜，约我和老黄、二东等人上家里喝酒。
酒喝了，牢骚也上来了。岳辉当众骂道：“好狗日的，我走南闯北啥世面没见过？这回倒好，我抛妻别子来南方投资，一不留神栽在了他妈的自家人手里。当初市场还没个影影，就在省报上打广告，说建成了。我还真瞎了眼哩。”
老黄说：“合同上明明写着免费装电话，可我来了就是不给装，又要掏一千二百块他娘的什么增容费；市场开业那天，我老表去深圳玩，办了张破入关证，市场办不仅不给正式票，还比溪都贵了四十块钱。”
我唉叹了声，道：“想当初到广东投资，就是为了挣钱，可是没料到水会这么深。我刚下了火车，被人当猪仔卖了两次，从那时我就断定，下广东是一个天大的失策。”
岳辉红着脸，喷出口浓烟，恨恨道：“还不是市场办出了人精，这伙人心也够黑的，敢对乡党也挖坑下手，迟早会有恶报的……”
冷酒下肚了，似乎要将肠胃里的怨气一并挤压出来，非泄净不可。几个人喝喝停停、停停说说，只恨时运不济、英雄相见太晚。
闻萍在一旁悄无声息的陪坐了一会儿，说要去干洗店取衣服，早滑点了。
喝过酒，几人乘兴又垒起了城墙——搓麻将。麻将块稀里哗啦的碰撞声像阵阵鸣响的鞭炮，霎时将他们多日来的郁闷、失意、烦躁一扫而空。
搓罢麻将已是晚上十一点了。
我晕头转向的回了家，不见闻萍，她那串缀有小浣熊的钥匙链仍挂在蚊帐上，不禁嘟囔：夜游神，又上哪儿疯去咧。我转而担心自己一觉睡过了头，闻萍进不了门，于是冲了杯牛奶，和衣躺在了床上。
突然间，一阵咣咣的敲门声惊醒了我。
我以为闻萍回来了，嘴里嘟囔着下了楼。门开了，迎面闯进来两个身穿制服的陌生汉子，说他们是联防队的，查暂住证。
我缓过了神，忙去取身份证给他们瞧。
“不行，暂住证呢？”为首的矮个子命令，“要是没有暂住证，那就跟我们上所里一趟，快点！”
两人不由分说，推搡着我出了屋子。忽记起闻萍没带钥匙，于是我拉下了卷闸门，并没有上锁。
我上了篷着绿帆布的卡车后箱，里面已站了不少人。听到那熟悉的骂骂咧咧声，我即刻分辨出了是岳辉、老黄、二东他们一伙儿。
卡车一路响着警笛，约莫过了四十分钟，停在了一座空旷的院落。我和岳辉等人被吆喝着关进了最靠东的小木房子。屋了阴暗，地面的砖缝往外渗水，冷风夹带着雨水滴击打在石棉瓦顶子上，叭叭叭，好似一串串密集的鼓点。
子夜时分，终于来了一位胖乎乎的警官，隔着铁栅栏门宣布法令：“连罚款带办暂住证每人交三百块钱，谁缴了钱谁走人。”
岳辉赔着笑脸走了过去，说：“办证的事好商量；老哥你先给咱倒一杯水喝，行不？”
那个胖警官说不行。我插话道：“喂，你没看楼下那张牌子，不是写着‘为人民服务’？咋喝杯水都不行？”
那人听后哼了声，道：“你们也算人民？能关在我这里的，十有八九都是违法分子。啥时候了，也不睁眼瞧瞧这是啥地方！”
我听了不禁来气，强辩道：“其实在这地方，要是写成了‘为公民服务’， 也许你早就没了脾气。”
岳辉仗着几分酒气，说：“要说市场乱，都怪你们执法不严，光知抓好人讨钱，欺负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小商人。要掏钱，休想！”
那位警官用手电筒照了他一下，喝道：“悄着，再敢乱喊把你们几个全收容了，送樟木头挖地道去。”这时有四五个联防队员赶到近前，用强光手电筒往里逐个照射，要他们蹲下，不许再作声。
那位警官又威吓了几句，见众人仍不肯掏钱办证，才一步三晃地走开了。
岳辉等人低声商量了半晌，意见却不统一。
我晚上喝过酒、玩过麻将，耐不住疲倦靠着墙角睡了过去。一觉被尿憋醒时，我看表时已是早上七点半了。
众人经过大半夜的折腾，都有些心灰意冷，打算天亮了再和派出所讨价还价，尽量能少掏点钱办证。
谁料还没等他们打完呵欠、伸完懒腰，又来了两位笑容可掬的警察，打开了铁栅栏门，向岳辉等人连声道歉说昨晚之事纯属一场误会，要送他们回市场。事后才知，原来市场办拖欠当地镇政府一大笔征地费，镇上催了几次不成，遂派人去市场整治，想给市场办一个警告。金尔森闻听了后，当晚紧急疏通上层领导关系，才将这些经营户又保了回来。
昨晚我一夜没归，闻萍心里很不踏实。次日一早她洗漱完毕，正要去市场办找人了解情况，却见我一脸憔悴进了门，忙问怎么回事？
“没暂住证，被关了。”
她噢了声，又问怎么又回来了？
“那地方热闹呗，咱消受不起。”我自怨自艾道，“唉，还好，没被收容，鸟儿又回巢了。”
“真是的，我正要去寻你呢，你进了门却板着脸阴阳怪气的，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是谁，你管得着？怎么你不满意？”我瞪了她一眼，走到床边坐下了，“还说我呢，你昨晚去干啥了，为何不汇报？”
“逛去了，蹦的了，吃夜宵了，你又能咋的？”闻萍踹了一脚空猕猴桃箱，嚷道，“这就是你的事业，你的宏图大略，一天到晚瞎忙活的成果！喝酒、‘挖坑’、打麻将、闲侃，碰了钉子回家找我撒气，你当我是受气筒？！”
我倏的站直了身子：“我管不着你的过去，你也甭想管我的将来。”
“好，你有能耐么，整天和一帮子狐朋狗友呆在窝里高谈阔论的；你条件好还不是沾了大人的光，你神气个屁！”
我听了气得身子颤抖个不停：“说出来好；得，得，我无能，我牛粪，委屈你这朵永不凋谢的红玫瑰了。”说罢，我低着头就往门外走。
岳辉闻声赶来调解，硬拉我回屋子坐下，一边好言劝慰闻萍。
岳辉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即使不轻易作声也能从他那深邃的眼神、薄唇看出来。他讲起了自己的个人奋斗史：上小秦岭开采过金矿，后来在娘娘庙镇开了间录像馆。当他说出“通海”两字时，我心里不禁咯噔了下，莫非他早认出了自己？
后面的大道理我无心再听下去，只记得他的最后一句：幸福的家庭取决于两人的合力，可是吵吵闹闹下去终归为零。
闻萍上街去理发了，我独坐在桌前，悄悄给冰秀写了封信。
我写道：当你接到信时，我已在东莞一个小镇上生活了两个多月。时近初冬，潮湿、闷热的空气仍似暑天一般让人烦躁不安。
市场初建，尚未找到合适的项目，目前能做的事情只有熟悉周边环境，了解、搜集一些有用的商业信息。
十分抱歉我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这件事压在心里，愈久愈沉重。思虑了好久，我还是将它讲出来。我不想让它成为伤害你的理由，那怕一丁点也不允许。尤其在你家突遭变故之际，这样说了可能会产生雪上加霜的负面影响，但这绝非我个人的本意。
我与一个女孩同居了，溪都来的。造成这种后果只能怨我自己，我想这是上天的惩罚，让我失去了最珍贵的你。悔恨之情使我变得更坦诚些，反之，它在我脑子里每多压一天，就愈多一分内疚。
这个秘密迟早会传到你的耳里，还是让它慢慢地传过去，再慢慢的消逝，丝毫不会影响到你我以后各自的路。
我又写道：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是家庭的载体，从这个层面上讲，你的心胸更需豁达和勇气，不能仅仅局限在家庭苦难那一点上。
无论如何你总该回一封信了，痛骂也罢，绝情也罢，我愿意承受。
希望你能尽快振作起来，在未来的日子里东渡日本，继续完成未竟的学业。
信仍寄往她在溪都的银兴苑小区。
我偷偷去了趟邮局，为保险起见，我多贴了张邮票。
回到市场，闻萍正在准备晚饭。她说刚才孟老师来过电话，说临近元旦溪都花价挺高、货源紧缺，想与我合作让我去广州给他发些鲜切花。
见我有些犹豫，闻萍又说：“喏，钱你先垫着，他三天后汇过来。年前是销花旺季，抓紧了咱可稳赚一笔呢。”
我笑着答应了。
按照约定的日子我赶到了广州，背着蓝帆布包走街串巷，一路打听花卉市场的具体地址。
几经周折，我找到了珠江南岸的岭南花卉市场。时值正午，市场冷冷清清的，大门口只有两个老头在喝茶，说歇市了，得明早四点钟来。
次日凌晨两点多，我离开了旅馆，远远望见市场大棚里灯火通明。
到了近前，只见许多花农推着三轮车、骑着摩托车、担着箩筐……纷纷进了场子，摆下了摊位。
我按着孟老师发来的单子购齐了鲜花，顺手从地上捡起了一些废弃的纸片，将玫瑰的花瓣草草包裹了一番。
待打包、办理了航空托运，我这才松了口气，顺着原路又返回了东莞。
之后，我每周去两趟广州，发两次货。
转眼间过了元旦，孟老师的第三笔汇款却迟迟没有收到。打电话追问，他说早汇过来了。
夜晚，闻萍躺在床上似有些忧心忡忡，问：“住这么久了，你没打算今后怎么办？”
“先批发花呗；下一步，等过完年再说。”
她听后倏的坐直了，黑着脸说：“光知瞎跑，也不见赚钱……我可是正经八百的职场白领。”
我想，她提出工作要求，分明是暗示她不甘人后，于是苦笑了下，说：“咱有铺面，你尽可以多种经营、发挥特长呀。你看着办吧。”
“我是说咱俩的事。”
“嗯，这事嘛，我早想过了；急什么，这样生活不挺好么？”
“说得轻巧，我能不急？我一个大姑娘家总不能这样没名没分地呆下去陪你长出白胡子来吧。女人一生就一次，只有一次结婚嫁人的机会，懂吗？”她说着站了起来，摘下了脖子上的玉佛，拎在手里晃，“婚礼，是女孩子成熟的一道分水岭。婚戒、婚纱、婚宴，组成了一串完美的回忆。可如今，你都给了我些什么？”
我听了愣怔无语，点了支烟默默地抽。
“在我心里，勾画最多的是西式婚礼。年老的父亲轻挽着我的手臂在乐曲声中缓缓迈入教堂，在亲友们祝福与期许的目光中他将我交到了你手里，我俩对着天、地、神与众人祈愿，不管生老病死，不管富贵贫穷，两人生生死死在一起……”
我听了有些不耐烦，打断了她的话：“结婚，明媒正娶，别人走过的程序我当然会走。我一贯尊重你的意见，妇权至上嘛。至于如何对父母讲、何时举办婚礼仪式，这些用不着你操心。不过就我看来，你也太率真、任性了，在溪都，哪能找到一座像模像样的教堂？还是入乡随俗吧，举办一场有中国特色的婚礼。”
“那，你的意思是……总不会带我去一座破庙里举办吧；真是个小心眼！”
我“嗯”了声，打趣道：“有点天方夜谭。不过，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会被人怀念的，寺庙又咋了，难道你不觉得更新鲜、刺激？就像亚当、夏娃品尝禁果的初夜。”
“胡搅蛮缠！看不出你还是个另类的人……难道真的就没有别的路可走？”
“哟，又猴急了不是。我又没强逼你出家作尼姑。人生一世是该有那么一回认真的。女人渴望把自己轰轰烈烈地嫁出去，我也是一个讲体面的男人，仪式能忽略？”
“得了，别再瞎吹嘘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
我笑了下，让她说说看。
“一个可怜胆小、自私的人。”
“说得再细点。”我抽了两口烟，说，“女孩子发脾气时最迷人，可你身上满是火药味。”
“单从性方面看，你想进卡厅，却怕小姐不干净；你想找个处女，却怕伤害了她，没有勇气承担那份责任；什么女人也不找，却怕人怀疑你性格孤僻，脑子有问题。”
“哦，这么说来，找你是找对了？”
“是呀，我却找错了，找了个你！”
这下我再也无心待下去了。
我唉叹着出了门，独自上了二层楼顶。冷风从东北方向吹过，夹杂着零星小雨，四面一片寂寥，似酣睡了过去。
她来了例假，躺在床上不能做那事，耳边响起她絮絮叨叨的声音，我怎能心平气和地睡着？她的月经期格外漫长，仿佛初冬连绵不绝的阴雨淅淅沥沥下着，左右了她的情绪。情绪来了，她背过身子，可以一整夜不翻身、不理睬你；她高兴时，希望你不停地抚摸，说你的手像少女般温柔。她一动不动地裸躺着，说来世她做男的，我做女的，我们俩仍生活在一起……
次日上午，我简单吃过了早饭，陪她去商场添置御寒的棉衣。路过市场办门口，保安交给我一封信。
一见信封上那熟悉娟秀的字体，我就知是冰秀的。闻萍见了吊着脸没多说一句话，摔下我独自走开了。
回到屋里，我忐忑不安的打开了信，开头部分她写道：
十分高兴收到了你的来信。当你看到信时，我已在秦岭深处一个叫凤凰咀的地方待了一个多月。
不想回信有我的苦衷，因为你会看到生活中两个截然不同的我，过去的我，现在的我；或者说，外表的我与内心的我，两个‘我’竟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因南华山违建别墅一案，父亲被判了刑，十一年哟，或许这于法来说已是无可挽回的宽大了。但是他年逾半百，患有心脏病，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这漫长的十一年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年迈父亲，意味着孤独、凄凉、绝望。我从小和他生活在一起，尤其在父母两地分居时，他陪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天真烂漫的少年。记得我六岁时，夏天特闷热，他为了降温让我午休好，在水泥地板上洒了水，铺了两层塑料纸，一面用芭蕉叶扇风。
从某种意义说，他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或者反之，他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这种感觉没有谁能替代得了。
家里空空如也，留下的唯有创伤和回忆。当我明白了眼前的一切，我彻底崩溃了，瘫倒在地上，不能接受这不得不接受的冷酷现实。
母亲送我进了溪岭生命康复中心，一方面缓解我烦躁、抑郁的情绪，通过专家的治疗使我尽快恢复正常；另一方面，这里距离父亲所住的地方近，交通方便，仅有半小时的车程，可以定时去探望他。
她继续写道：治疗并非普通患者吃药、打针一样，而是定期观察、测试心理，通过轻松的体力劳动，以及幽静安逸的生活来缓解生命的压力。
早起跑步、做操、练太极拳，上午采摘野菜、下田翻地、撒种，晚上大家待在一起聊天、看电视。工作并不是呆板的机械运动，也不是冰冷的责任分工，而是充满温情的同心协力。对了，山中的泉水甘冽而清纯，不像溪都市那样充满了漂白粉的味道。
医生说我得了抑郁症，我不相信。我想这是长期衣食无忧的生活带给我一副脆弱的神经系统，难以承受人生突如其来的变故。
刚来这儿时，我整夜整夜地胡思乱想，睡不着觉，医生除了给我针灸、按摩之外，还常常讲解一些有关心理卫生的常识，借以消除对失眠的顾虑。现在我学着绘画、书法，听优美的轻音乐。可惜我手头的磁带太少，在这里又不方便去外面购买。如果能听到更多有关施特劳斯、莫扎特、贝多芬的曲子，我想这里也许会变成另一个完美的世界。
一扇门还未关上，另一扇门又打开了，恭贺你身边添了位溪都女孩。无论她姓甚名谁、高矮胖瘦，你能善待她认真的生活。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我并不在意；也许回忆还能使我找到一丝安慰、自信的理由。为了她你不必再来信了，这样会引起误会。过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于你是人生的开始，于我是人生的诉求。
至于是否留学，过一段时间再看。我想自己会很快康复的，可是每念及身边的父亲，我还是决定不去日本了，留下来好好地安慰他。
冬至那天，下了第一场大雪。雪花漫天飞舞，秦岭大大小小的山头全被盖了层厚厚的棉被。我们赏罢了雪，围坐在火炉旁看电视，一面吃院里种的烤红薯。大雪封住了山路，却封不住对往昔岁月留恋的思绪。也许因为下雪这封信会在路上延迟几天，但它一定能到你手中。看完信后，恳请你将信烧了。
看完信，我反复揣测她的话意。我将信叠齐了，压藏在苹果箱底下。
午饭后，我左等右等不见闻萍回来。到了晚上，还是不见她人影。我慌忙去街头寻找。
小雨滴打在伞上，又滚落成直线，溅在脚面。我东张西望，从一家家商场进进出出，搜寻那张熟悉的面孔，可是一无所获。
夜深了，她仍没有回来，我索性抖开了冰秀的信，坐在床头一遍又一遍地看。
我下了床喝了瓶啤酒，一饮而尽，从头到脚冰凉凉的。
次日中午，天终于放晴了。闻萍匆匆走进了屋子，默默整理她所有的衣物、生活用品，淡淡地说：她想家了，今晚七点的火车。
我愣了下：“为什么？这么快。”
“想想你自己吧。”
“她的信？”
她冷冷一笑，一字一句的说：“其实，你心中从没有过我的位置。”
“这，不会吧？”
“住了这么长时间，你从来没有给我买过像样的礼物；上了床，只懂得做爱。”
“就这么多？”
“足够了，留下你孤芳自赏吧。”她滚下了几滴眼泪，呜咽着，“我早看出来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是么，难道你长了火眼金睛？”
她听了破啼为笑： “嗯，说真的，你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顶多只是一个实习情人。”
“什么，实习情人……”
“没错；就像刚刚涉足爱河的恋人，总是凭自己的感觉一味地去要求别人，稍遇到挫折，就会委屈迁就、浅尝辄止，喜欢一个人行走在爱的边缘。”
“不过，我还是爱你的。”
她摇了摇头：“女人离你越近，你越不在乎；离你远时，你又埋怨，恨她花落‘王孙’家。你究竟想要个怎样的女孩，其实心里根本没底”
她的行李十分简单，三下五除二就整理好了，说：“喏，剩下的洗发液、沐浴露、润肤膏就留下了，权当作纪念。”
年关将近，各个汽车站人满为患，沿途不停挤上来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轻民工。
我要送她到火车站，她说又不是生离死别，劝我别送了，早点回农贸市场。
“还恨我吗？”我鼓足了勇气，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
“嗨，怎么说呢，反正一切不该发生的都已发生了。真的，说不出啥滋味。”说完她轻声叹息，拎着行李拥进了缓缓移动的人潮。
年前，天空终日阴沉沉的，不时飘着小雨。
我想给冰秀打电话，无奈她的信里只提及了凤凰咀这个陌生的地名，根本没留电话。我找来一本地图册，查找有关凤凰咀的情况，仍是一无所获。难道她真的想让我忘掉？我翻来覆去苦苦地揣测，从她的信里找不到一丝痕迹。
我给京京挂了电话，他突然刹住了话题嘿嘿一笑，问味道如何？我愣怔了一会才醒悟了过来，告诉他煮熟的鸭子飞了。
我约他春节去世界之窗游玩，他婉言谢绝了，说初一到初十酒店的宴席全预订满了，抽不出一丝空闲。
初二那天，我随市场办一伙人去深圳游玩。上午去了野生动物园，下午去了世界之窗。晚上观看过巴西的拉丁舞演出，十点多返回了市场。
睡觉前我喝了瓶啤酒，借着酒兴，我提笔给冰秀写信。可是苦思冥想了许久，写不出一句像样的话来。
我不知从何写起，又不知该写些什么，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了多半个小时，最后终以涂满了黑圈而收场。
年后的股市如春天的气温节节升高。
我记起了托二婶代管的股票。比照当日的行情，那点股票早已解套了。春节期间，整个市场冷冷清清，仅有的几家商户全回溪都过年了，有时市场里连一桌打麻将的人都凑不齐，实在无聊透了。
我考察了周围几家电脑培训班，他们的生意都不错。我想，如果将股票抛售了作为办电脑培训班的启动资金，购买十几台二手电脑，这个项目在眼下是再合适不过了。
冰秀的来信分外增添了我的愁绪，她就像一个谜团，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个谜团越滚越大，诱惑着我迫不及待地去寻找有关她的答案。
41．凤凰咀
三月初，我回了溪都。
婆戴着老花镜，坐在床头剪窗花，什么‘红双喜’、‘老鼠搬家’、‘猴寿’等一些剪纸依次摆在了桌面上。
母亲问儿子回家的原因，我说手头缺钱，准备将股票卖了作为办电脑培训班的启动资金。母亲想了想，又提起吴老师的女儿那门亲事，催促我快和她见一面。她说我年纪不小了，早些托人说媒定了这门亲事，去广东做生意也是个帮手。
我见母亲神色凝重、不住地唉声叹气，当下莫衷一是，说暂且容我先忙完手中的事，再见面不迟。
叔父见了我格外的吃惊，责问我为何突然回家？
我将广东市场的现状和前景以及回家的理由向他扼要述说了一遍，他听后陷入沉思。
静默了一阵，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二百块钱，说是孟老师退还的花钱。我不肯接，说根据发票、笔记本上的记录，账面上亏空了五六百块呢。
年前，弟弟柳军复员回家了。三年多没见了，他的脸皮因风沙吹打而略显粗糙，下巴有些尖削，一副冷峻的面孔。我吃着他从南疆带回的库尔勒香梨，一面同他聊天。他说：“我去新疆当兵那一年，你就开始学日语、办手续；三年后，我复员了，你还没去成，到底是咋回事？”我叹了口气，说了办签证的经过。他听后长时间不语，默默地抽烟。他的性格明显变了，变得寡言少语了。
谈起在新疆当兵的生活，他的话匣才打开了：“唉，你没去过那地方，到处是一望无际的黄沙、盐碱地，那个荒凉哟。可是那么荒凉的地方，蚊子和老鼠竟会长得奇大无比，三只蚊子一碟菜、五条老鼠一麻袋，令人叹为观止。新兵营训练一结束，有的分到了天山、阿尔金山，有的去了农场，我们倒好，安排到戈壁滩看犯人，有时想哭都没眼泪。兵营的日子孤寂难耐，士兵之间实在无话可说了，只好托人买了上百盘的磁带，一天到晚不停地放、不停地听。
真的，站了三年岗，有时跟前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那时，我总在担心，要是三年后回家说不了话，那可咋办呢？”
我听后有些沉重，可表面上仍故作一脸风轻云淡，说他是杞人忧天，这不都好端端的？
弟弟以为我没懂，皱紧了眉继续说下去：“比起那些分到天山、阿尔金山的战友，我们算幸运儿了，实在熬不过去时，还可以跟犯人隔着铁门侃几句。那些上山的战友有的两三个人一组，整天与羊为伍。遇到大雪封山，三五个月下不来，只能躲在四面白茫茫的雪山上。复员那天，我在火车站碰见了一个新兵营时的战友，他快成哑巴了；他已记不起我的名字，只觉得面熟，抱住我一个劲儿地哭；哭完了，他取出纸和笔来，写出他心中所想。我俩就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交流。”
我听后有些酸楚沉默了一阵，说：“可能那人过于激动而暂时失语了、失忆了；只要回了家，恢复了以前的生活环境，随着和人交往的增多，会唤醒他脑海深处的记忆。”
与弟弟畅叙了一番，我的心情渐渐平衡了许多。
饭后，我稍作歇息，去了孟思潜家。
见面后寒暄了几句，孟思潜闷着头连抽了几口烟，半吞半吐地说：“唉，不好，唉，不好……”
我听了莫名其妙，问他啥事。
“嗯，南方不好，唉……”他闪烁其辞没再说下去。
“那运去的花儿呢？”
“嗯，花儿不好！”孟老师来了精神，脸色一沉，“别的店家从南方发来的花质量好，包装也讲究；咱们的呢，一打开箱子，用来包花的卫生纸、废报纸像是被谁擦过皮鞋一样，又黑、又脏，当时心情那个不舒服哟……嗨，甭提了；我本来有胃病，见后起了恶心，两三天吃不进饭。”
我听了恨不得找条地缝去钻。想了想，红着脸向他小心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并对自己的粗心一再道歉。
随后我向他出示了收据、发票，仔细核对过了账目，结果只差了一百多块钱。
孟思潜似有些不安，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百元钞票，笑着递给了我：“唉，都是第一次做生意，难免经验不足么。”
告别了孟老师，我又去了叔父家，向玉娘说了卖股票的想法。
玉娘笑我心急，她掐着指头算，离七月份香港回归还有三个月的涨头呢：“再等等看吧；眼下趁着回归的东风还能稳赚一把。股指每天创新高，两个月来一路飘红，难得的大牛市，你真想错过？”
我听后一时踌躇不决，思虑了一阵还是打消了抛售的念头。
随后，我来到了钟楼音像店，买了三张贝多芬的交响曲磁带，小心包裹好，装在了背包里。又买了张溪都市最新出版的地图，查找那个叫凤凰咀的地方。原来，它在秦岭腹地，沿途要经过柞水、镇安等三个区县，从平面分析，距溪都大约有一百多华里。
次日，我吃过早饭，简单收拾了下行囊，临出门时告诉母亲去南华山同学那里玩，可能得三五天。
我先乘车到了溪都市的长途客运站，问司机去凤凰咀的路怎么走，他白了我一眼，撅着屁股继续往水箱里加水。连问了几次，他仍一声不吭，我不禁恼火万分，朝地上啐了一口，恨不得照他的肥臀踹两脚。
售票员上来了，见我横眉竖目的样子，她不热不冷地说，凤凰咀是个人烟稀少的荒凉地，目前还没有直接去那儿的班车。
我乘车又到了南华镇，而后转乘开往岭南的旅游大巴。
大巴沿着盘山公路，喘着粗气慢悠悠地朝山顶爬行。左边伸手可及刀砍斧凿般的巨石，右边是深不可测、令人目眩的悬崖峭壁。山顶的积雪还未融化，如飘浮在云雾中的银白色毡帽。残存在山岭背阴处的积雪一洼一洼的，仿佛散乱的羊群，拥挤成团儿。
每过一个车站，下去几人，却鲜见上车的乘客。路途遇见的汽车愈来愈少，十几个乘客随着大巴颠簸的气喘声，无心瞭望大山雄壮的风景，个个昏昏欲睡。
根据售票员的指点，我在一个叫火地塘的岔道口下了车。遥望大巴逝去的背影，我点燃了支烟，定了定神思索下一步的行程。
我朝着半山坡有人家的地方走了十多米，忽然从身后的桦树林里“突突突”蹿出了几只机动三轮车，一字并排挡在了我的面前。
开三轮的是几个中年妇女，我向其中一位缠花头巾的女子指明了要去的地方，讲好了价钱。
上了车，三轮车的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多了，一口气就冲出了三五里远。车厢里四面漏风，我坐在上面随着路面的凹凸而不停地颤悠，就像发羊羔疯一样瑟瑟发抖。
三轮车朝着右边伸出的一条蜿蜒山道上疾驶而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车子突然停了下来。“到了，”车夫指着路边一块水泥牌，说，“哦，就在那边。”
我下车伸了伸四肢，活动了一会筋骨。空气湿润温暖，涌进了鼻孔，身子就像充胀了的气球一样轻飘飘的。顺着车夫所指的方向，左前方二百米开外，一栋栋三四层高的楼房矗立在地势平缓的山谷中，陈旧而庄重、气派而静谧，仿佛一座被人遗忘的小城镇，孤零零的。
走到近前，分辨得出砖墙上写有“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红字，经风雨的吹洗，有些模糊不清了。高大的铁栅栏门悬挂着“溪岭外国语培训学院”的横幅，我有些迟疑，向门卫打听生命康复中心的地址，他大声说在学校里头。
我带着满腹狐疑进去了，走在院中宽阔的水泥道上，两边高大粗壮的杨树宛若哨兵挺立，不时掉下毛茸茸的杨絮。小鸟见人不惊，在脚下无忧无虑地觅食。才下过雨，月季花开得格外鲜艳，绿叶上湿漉漉的水珠，像女人晶莹的泪滴。
我径直朝里走去，穿过一座空旷的广场，越过两道废弃的围墙，一路上没见到什么学生装束的人。向西一直大约走了五六百米开外，迎面一幢白色的三层小楼挡住了去路。拱形的门顶挂着溪岭生命康复中心的铜牌。走进门，又是一个院落，苍松翠柏环绕四周，院中菜地里半尺高的燕麦随风摇曳；菜畦被分割成豆腐块状，分别点种了青菜、豆荚、瓜秧。
传达室的老头很热情，问明了来意后，他告诉我冰秀住在东区１－２５房间。
我疾步走到了那间挂着春联的门前，整了整衣衫、发型，轻轻叩门。
门开了，走出位剪着碎发的少女。她弄明白了我的来意，急忙让我进屋。
“咦，她不在？”我问。
“去山上植树了，”她看了看屋子的挂钟，说，“十二点半收工，还有半个小时。”
我趁她沏茶倒水的工夫，迅速浏览了屋子陈设。这是一间两居室的套房，没带卫生间。厅内靠西边墙根有两张棕色单人沙发，粉墙上贴着“春归花不落，风静月常明”的楹联和一张刘德华演唱会的剧照。靠近门边悬挂着把长剑。红色课桌上摆满了书本。
我问她姓什么，她咯咯的笑了，说她早已知道了我的名字。闲谈了一阵，我了解到她叫水芹，既是这里的患者，又是这家康复中心的武术教练。
“会武术？”我站起来做出一副拳击的姿势，“给患者教这个？”
“嘻，说来惭愧，只不过略懂些太极拳、剑术罢了，”她啜口茶，说，“我比冰秀早来一年，闲暇时照着拳谱、剑谱用心揣摸，慢慢熟悉了各样套路，一来二去跟我练习的人多了，他们就非我教练不可。”
“嗯，你怎会知道我的名字，我初次来。”
“我和她虽说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可一旦熟悉了就无话不说。她有你的合影，讲过一些你俩的故事，像在我眼前发生过一样。我猜测你就是她时常念叨的那个人。”
“喏，她现在怎样了？”
“刚开始来那阵子，情绪极不稳定，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尤其在探望过父亲之后。她走路时脚步极轻，不时朝后看看，怀疑有人在附近跟踪、盯梢。夜晚关上了门怕不牢靠，还用一根青杠木从里面顶住。睡觉也不踏实，半夜极易惊醒，有时连服三片舒乐安定也不管用。”
我听后心里有些沉重，站起来又坐下了。
她给我的杯子里续满了开水，坐下来双手搭在膝盖上，继续说：“这儿原是一座废弃的军工科研所，三十多年来，一直对外严格保密。如今冷战早结束了，科研所迁到了溪都郊区，改做生产仪表、雷达。可是进了城，所里那些退休了的工人、上了年纪的家属，常因生活琐事和儿女们发生一些口角；他们住不惯狭小的单元房，出了小区门没地方去，进了家门又没事情干，加上城内空气污浊，久而久之对都市产生了厌倦情绪，遂有一部分老年人重新搬回了大山里。这儿山清水秀、空气明澈，况且民风淳朴，人和人之间关系友善，不比外面那般扰攘、复杂，充满了勾心斗角。很快就有人发现了这座老厂子的商业价值，投资兴办了溪岭生命康复中心。大家的目标和方向一致，通过自己动手种植蔬菜、谷物、花木，不断挖掘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一部分稳定成分，达到自我满足的境界，尽量恢复到生命健康的本原状态。”
我喝了口茶水，问起了冰秀的近况。
水芹迟疑了下，说她原本没有什么大的病症，只不过是脆弱的心理突然间遭遇外界的强烈刺激，一下子承受不了。经过数月疗养，已逐步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基本上恢复得和正常人一样了。
“可是，我仍不明白为何她的心理会如此地脆弱……”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好日子过惯了呗。”水芹见我沉思不语，隔了好长时间才说，“也许我不该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人的心理都一样么；不过，在她的身上表现出一种很强烈的恋父情结，这一点的确少见。”
“恋父情结，这也算是一种心理疾病？”我不懂什么叫恋父情结，可隐约感觉到它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唉，怎么说呢，一般女孩子都会有那么一点，就像男孩有恋母情结那么正常。不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矫正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水芹轻轻一笑，“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她现在没事了。”
我“嗯”了声，问：“学校也和你们在一起，却为何见不到半个学生的影子？”
“学校的牌子年后才挂上，学生还没搬过来。有超前眼光的人瞅准了这块风水宝地，抢先一步挂了牌子，占了这块地盘，准备仿照美国哈佛大学的布局，投资改建厂区，拟办一所规模像样的民办大学。”
我心中的疑团一步步变小了，趁着她外出和人说话的空当，信步迈出了院门。
初春的暖阳晒在身上，又湿又痒，有点像酒醒后的感觉，轻松而有些许的迷惘。山中那些不知名的小鸟和城里的鸟鸣声都不大一样，是那样地甜润、清脆，我听了一遍又一遍也不觉心烦。望着山下袅袅升起的青烟，我做梦也未曾想过今生会来到这块与世隔绝的山区，但来了，又发现它是一个梦幻般的世界。
正凝思间，冰秀穿着一身旧军装走了过来，裤脚沾满了褐色的小泥巴。当她笑盈盈地站在我面前时，我竟一时想不起眼前这个皮肤黝黑的女孩曾是我梦中的那个她。
重新回到了屋里坐下，她去里间换了身深蓝色运动衣。她并没有显示出过分的热情，就像交往不深的新邻居彼此保留着那份戒备、生疏。水芹去公共食堂打饭去了，剩下我和她默默地对坐着。
“你怎么来了？”还是她耐不住寂寞首先打破了僵局。
“我早上七点钟出发，沿途换了四次车，根据你信封上留下的地址，一路打听赶到了凤凰咀。原来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哟。”
“为啥来找我？”她瞪大了眼睛，生气地说，“我可从没说过叫你来的！”
“嗯，可能是好奇吧，抑或是别的什么。你在我心中始终像团迷雾，随着时光远去它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越来越浓，遮敝了我的双眼，我觉得已到了非得拨开迷雾的时刻了，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那好吧，你看到了什么，能告诉我？”
“嗯；简单地说，看到了你如同回到了过去，”我抽支烟，继续说下去，“令我惊讶的是，这里看不到穿白大褂、戴口罩的医生，生命中的一切都在按照自然规律有条不紊地运行着。从你身上所散发的信息，说明了一切。”
她沉默了半晌，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了，问我来还有什么事？
我恍然记起了给她买的那几盘贝多芬磁带，于是赶忙从包里取了出来，给她。她看也没看，随手放在了一边，嗔怪道：“嘿，谁叫你买的？那么悲壮的曲子，我可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不是英雄，能消受得了？！”
水芹买回了三份盒饭，招呼我和冰秀快点吃：“瞧，你一来，她的话反而比平常少了许多。”
打开饭盒，里面全是素菜：竹笋、土豆片、蘑菇、木耳之类的山野土产。水芹吃了几口，起身端到了里面的卧室。
冰秀吃得津津有味，不时地发出拌嘴的声音，这在以前几乎难以想象。她很快吃完了自己的那一份，转身沏了杯清茶慢悠悠地喝：“生活挺艰苦哟，不会慢待了你吧？”
我夸奖素菜清淡爽口、营养丰富，说常吃未经污染的素食会长命百岁的。她扑哧一声笑了，说：“我年纪轻轻，你可别咒我；再说了，吃素食也是我们接受治疗的一部分，我们自个儿种的未经任何污染。”
吃过午饭，她的话陡然多了起来。我给她讲有关京京的趣事，慢慢唤起了她的回忆；她不停地追问，我一节一节慢慢地讲。
“你信中说的女孩呢？”她突然问。
我沉默了一阵，望着她收敛了笑容，明白今天是无论如何回避不了了，说：“是闻萍。”可是话一出口，我又发觉自己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
果然她的脸皮绷得更紧了，蹙着眉头不安地捏弄着手指头。
“嗨，全是我的错，”我语气沉重，“我们短暂的相聚并无任何结果，又匆匆分手了。当它发生之后我曾忏悔过，所以告诉了你，我想这是采取补救的最有效手段。”
“留一条后路？”她哼了声，显然误解了我的苦衷，以为我脚踏两只船。
“事实并非这样。告诉你是我的责任。从内心说，每个男人都不愿把自己的隐私说给别人听，尤其当你身陷囹圄时。”
她呆呆的盯了一阵脚下的地板，将视线目光慢慢移到了窗帘上。
她静思了一阵仿佛明白了什么，不再纠缠我和闻萍的事了，自言自语道：“佛家讲究缘分，因缘而生，因缘而灭；感情像飘忽不定的风儿，随着外界形势起起伏伏。风儿无形，感情也无形，有形的只是胸腔中那颗心罢了……这样也好，也好。”
说毕，她约我出去散步。
初春的阳光斜洒在空旷的院落，水汽蒸发后形成薄薄的雾纱，绕在四周的墙脚下，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夕阳染红了天际，霞光环绕着三面雾霭沉沉的青山。
沿着下山的坡路，我和她不知不觉进入了谷底，耳畔鸣响着溪水哗哗流动的声音。溪水两岸，长满了茂密的翠竹，嫩叶拂在脸上，滚落下冰凉的水珠。
“同室的女孩挺热情的，”我找了个话题，说，“和她这个话匣子住一起，你不想说也不由你。”
她“嗯”了声，问我同水芹谈了些什么？我说，有关养生之道的内容；她的年纪不大，却在这方面深有研究。
冰秀叹了口气，说水芹原是西郊钢厂的会计，刚过了二十五岁生日。她大学毕业那年，谈了一位甘肃籍的男朋友。由于后母极力反对他俩来往，男友抱恨去了浦东。她赶往火车站送行，说是送行却准备偕男友一起远走高飞。不料被父、母追上了，将她硬拽回了家。单位同事拿她的出走当笑料，经常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她脸皮薄，受不了人家的冷嘲热讽，情绪一天天低落，后来患了抑郁症。来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好多了，可是闻听男友在上海另寻了新欢，再也不肯出山去了。目前在邻近山村做小学义务教师，数学、语文、英语、体育、音乐，什么课都代，教完课兼做中心的管理人员。”
她冷冷的望着我，问我下一步怎么办？
我捡了只鹅卵石丢进了溪水，发出“啪”的一声响：“可能去南方。从小为溪都古老的历史而自豪，以为先有溪都而后有天下；可是时代变了，溪都还在原地踏步，仿佛一只压在肩上的沉重包袱，让人举步维艰、心慌气短，它和南方的差距在明显拉大。令人感伤的东西日复一日堆积在心里，想说出去又没人喜欢听。”
她默认了我的看法，认为她的一生或许再不会有辉煌的那一天了；当下她唯一的期盼，是早日看到父亲平安地回到她身边。
回家的路上，她突然停住了脚步问：“你见过狼吗？”
“当然见过了，动物园多的是。”我环顾四周，夕阳没入了群山之中，一弯细细的月牙不知何时悄悄挂在了头顶，夜风呜呜地吹，脚下，一片低矮的灌木林阴影婆娑。
“荒山野外，遇见过狼吗？”
“当然没有了，”我以为她在开玩笑，说，“解放前秦岭梁上群狼出没，解放后全消灭净了，如今哪儿来的狼呢？”
“喏，你信不，我就遭遇过一只老狼，麻灰色的。”她指了指站牌前十米开外的桦树林，“去年腊月二十六下午，我探望父亲回来，到了凤凰咀车站，五点多吧，天空飘着小雪。我走了几步，蓦然发现前面路中间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开始还以为一堆土，细看时却是一只小牛般大小的狼，皮毛松松垮垮地耷拉着，两只眼睛在夜空中发出萤火虫般的绿光。”
“真的？后来怎样了？”
“当时吓得我浑身筛糠一样发抖，毛发简直要竖立起来。它就离我七八丈远，我能听到它吱吱磨牙的声音。我首先想到完了，今生再也见不到父亲了；或许我被老狼咬伤、咬死，尸骨丢弃在荒山野岭的某个山洞里，永远不会被人发现……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但是我又不能后退，因为稍一惊慌、后退几步，狼转眼间就会扑上来。就这样，在风雪地里我和它僵持了两个多小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四肢全麻木了。”
“你和狼相持了一夜？”
“没有，时间一长我反而静下了心。我想起了上小学时隔壁家曾养过的一只家犬——阿黄，它的长相很像那只狼，可是它温顺、听话，即使是陌生人，只要你不逗惹它，它不会乱叫，更不会张口咬人了。我想这只狼也许是真的饿得不行了，才来劫道。于是我把身上仅有一点吃的——一包孜然锅巴、一罐‘阿香婆’捏在手里，准备等它扑过来时随时抛给它。”
“它吃了？”
冰秀“嗯”了声：“后来，水芹见我晚上迟迟未归，怕出了事，领着门卫出来寻我；她们人多又有手电筒，狼无奈干嚎了一声，哧溜一声蹿进了树林子。自那以后，每天晚上我总要做些奇奇怪怪的梦：有时梦见牛鬼蛇神的狰狞面孔；有时梦见乘坐的飞机一头撞在了冰山上；有时梦见银河系的星星挤成了一团，激烈地碰撞，像火球般燃烧，而后像冰雹一样四处飞散……”
听罢，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抬头望去，四面群山如同将欲倒塌的墙壁，发出轰轰隆隆的碎裂声。
回到东区1-25房间，水芹正伏在桌前练习书法，冰秀上前拍打她的肩膀，商量晚饭的事宜，决定吃一顿火锅。
水芹去了食堂，不大一会儿工夫拎着菜蔬回来了，有粉带、土豆片、木耳、形状各异的蘑菇、油麦菜、豆苗、腐竹、黄花等。照例没有羊肉、牛肉之类的切片，令我颇为失望。
冰秀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从床头柜中取出了几瓶可乐、啤酒，她一面催促我喝酒，一面笑着说：“居士的生活，全是素食，能帮你洗净肠胃的油腻。我们的生活像素食一样简单，但不会感到枯燥、乏味。有时我们去山坡劳动，累了坐在茅草搭建的‘人’字形瓜棚下。棚外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望着吐出嫩芽的秧苗，我幻想着它快点长大长高。录音机一遍又一遍播放着惠特尼·休斯顿的歌曲，直到电池耗干了能量听不到乐曲声为止。有时，我们呆在屋子里，练习书法、弹吉他，或者胡喊乱叫的一整天不出门。”
“真的与世隔绝了？”
“嗯，电话仅安装了一部，由门卫保管，原则上不允许患者使用。为了减轻患者的恐慌心理，能体味到一种家的温馨感，拉近患者和医生的距离，所以你没见到穿白大褂、戴口罩的医护人员。世界并未隔绝、变小，它在我们的心里。年前有关小秦岭私挖乱采金矿的消息一传到中心，人们仿佛开了锅的沸水议论纷纷，有几位患者还专程去了趟市上反映、抗议呢。”
“听来真觉好笑，挖矿和你们有多大的干系？”我说，“况且一方在西山，一方在南山深处，少说也隔了三五十里远。”
“直接的干系没有，间接的还能说上几点嘛。一则脚下的溪水从西向东流经凤凰咀，怕受了含有重金属的脏水污染；另一方面呢，你猜猜看。”
我说出了几个理由，但没猜着。
“另一方面，西山原始森林茂密，是各种野生动物栖息生养的家园。西山遭到了破坏，那些野猪、狼、狐狸……什么样的兽类沿着沟底逃到了凤凰咀，没准伤了中心的人咋办？”
她的话刚一出口，逗得我们嘻嘻笑了。
屋里弥漫着热气，冰秀上前拉开了乳白色的窗帘，露出了挂在墙壁上的吉他。
吃过火锅，收拾净桌面，我取下吉它轻轻拨弄了两声。无奈自己不会弹，拿在手里成了一件多余的摆设。
于是我将它递给了冰秀，希望她弹支曲子，姑且消磨消磨时间。她笑着拒绝了，说：“今晚不弹了。寂寞、孤独时，弹曲子教人心情愉快；心情愉快时，弹曲子反而容易让人回到过去，使人忧伤。今晚你来了，难得有一个好心情。”
我讪讪一笑：“弹一首欢快的曲子如何？”
“十分遗憾，我只知有欢快的心情，却不会弹什么欢快的曲子。”冰秀说罢，仍将吉他挂回了原处。
我们三人坐在咝咝作响的暖气管前，玩扑克牌；先打了一圈双升，又打了一回拱猪。之后，水芹将扑克牌分别叠放在桌面，给我算命。她算我是土命，一生注定要遇到很多女人的诱惑。
冰秀听了迫不及待地问：“会有啥结果？”
“没结果，只是擦肩而过。嗯，或许他还要遭受大的情感挫折，要是在二十八岁前还没结婚的话。”
我再次伸出了左手，让她测我的前程。
“一生的命运和女人分不开，尤其在结婚之前，她会左右你的人生。”她又细细看过了我的面相，神情严肃的说，“情感不专一，容易见异思迁；好在你两只耳朵大而肥厚，说明一生应该是衣食无忧的。”
我听了似懂非懂，转而讨问冰秀的前程，水芹咯咯地笑了，说得暂时替她保密。
算过命，冰秀建议她多聊些凤凰咀的奇闻趣事，水芹不肯，推说她明天早上有课，出了房子去隔壁朋友处借宿。
我洗过脚，仰面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候睡意的降临。可是脑海闪过一幅幅画面，怎么也睡不着。侧身望见她斜卧时迷人的曲线，我陡然血气上涌站了起来，默默的坐到她身边。
她觉察出了，披着毛毯偎依在我的肩膀，呆呆的凝视着窗外。
“你想干那事？”过了好长时间，她突然轻声问。
“想又不想。”我说得模棱两可。
“不想是假的，”她苦笑了下，“男人见了女人总想着那档子事。不过，我可没兴趣，一点兴趣也没有。”
她给自己沏了杯清茶，这让我感到惊讶。
她喝了口茶水，望着窗外说：“春天的夜晚太漫长了，想睡也睡不着，做不完的梦。”
“可我总以为太短暂了。一夜春雨，你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窗前的梧桐树已绽出了嫩黄的芽儿，就像被谁悄悄用手一颗颗粘上去的；可没等你看清芽子的形状，再一场春雨，紫色的桐花已飘落了满院，就像被谁不经意间的说话声震落了下来。”
“那是一种错觉，是你长期呆在都市里的缘故。今晚你来了，闭上眼睛，听一听山风鸣奏，那种温柔、轻快、低沉的声音。”
我笑了，学她的样子眯上了眼睛，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片无际的黑暗。无数种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溪流、松涛、虫鸣、犬吠、鸟啼、兽吼……全纠缠在了一起，你根本无法分清合奏者各自的身份，你仿佛浮游在大海深处，泊岸遥遥无期而做着最后的挣扎。
“春天，是一种声音，你在都市里是不可能听到的。”她满怀怨意。
“喔，声音？”我睁大了眼睛，茫然望着窗外寻找那发声的地方，模糊、隐约的山峰、树林、农舍、星光……在夜风里悠悠抖动。
“都市生活久了，从早到晚你耳朵里灌满了一种嗡嗡声：刺耳的喇叭、惊慌的尖叫、疯狂的唱曲、威严的命令；你见到的无非是忙碌的身影、冷漠的面孔、林立的水泥墙。”她向后拢了拢乱发，指着窗外的月盘，“这里才看得见春天。”
“这是你的春天，我的春天又在哪里？”一股湿冷的山风划过，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望着窗外群山黑压压的身影，我似乎迷失了方向，说，“都市也有月亮、护城河、动物园、树木、花草，更多漂亮的女孩，她们身上散发着春天的气息，怎能说都市没有春天？”
“的确，都市里也有好多漂亮的女孩子，可在我眼里，她们只不过少穿了几件衣服而已，即或她们从窗外、街头走过，也只是一闪，人为的痕迹太浓、太重，不比这里的乡村、深山密林、溪流幽谷，依旧保留着最纯朴的原始风貌。”
“晕，难道说我离春天越来越远了？”我摇了摇头，苦笑道：“晕了，你又在故弄玄虚了吧？”
“都市人太专注于他们所谓的事业了，太在乎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了。从小我们在别人的眼里一步步长大，上学，听老师的话，做个好学生；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做个乖孩子。我们总是在别人的影子下渴求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前我也是这样。”她喝了口茶继续说道，“可是在这里，只有你自己，你不必从别人的瞳孔里看自己，也不必考虑别人说过怎样的话，因为你早被自在自然剥去了卑俗的伪衣，复归了最初本性。嗯，这段日子我想了许多以前没曾想过的问题，都离不了大山对我的启示；如果父亲也能早点这样想，我想他将是一个十分完美的人。”
我有心询问她父亲的近况，可话到嘴边，忽意识到这是个沉重的话题。
在这座光影暗淡、四面风鸣的山谷里，我想还是谈点别的什么好。我向她讲京京的趣事，她听了一阵后脸色慢慢活泛了。
我靠近她坐下，将她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上，轻轻的抚摸。她的手看上去还光滑细嫩，可倏一触摸，粗糙而僵硬。
她一点也不拒绝，像是沉浸在一种轻柔的睡眠中。亲吻过后，我抱住了她。
月光洒进了屋子，这时的她看上去十分虚弱，就像风中的一张白纸似的，眼神有些惊疑不定。
窗外传来几声猫头鹰啼鸣，让人倍生几分落寞、凄冷。相拥了一阵，我慢慢移开了身子，问她打算一直在山里呆下去？
她听后愣怔了一会，无法回避这个沉重的话题，从我的烟盒里取出了根香烟，猛抽了几口熟练地喷出一个个烟圈。
她说，一想起年迈的父亲心里就发酸，母亲离婚后另嫁了别人，不愿再去看望他了。她好歹是他的亲骨肉，无论如何得帮助父亲渡过眼下这一难关，那怕是仅仅去瞥一眼，说一两句热心话。所以并不打算留学、找什么工作。
我劝慰了她几句，见她情绪有所缓和，于是独自躺下了。
她央求我睡在一块儿，怕冷；等我赶了过去才有了些睡意，她又叫醒了我，说自己一个人睡惯了，身边躺个大男人她心里不踏实。
我听了只好又离开了，躺到了自己床上。
约莫凌晨三点多，我冻醒了，借着月光看见她披着睡衣坐在床头嘤嘤地啜泣。哭声刚过，她赤裸着身子轻跳下了床，蹑手蹑脚走到了门前，仔细检查门栓是否牢固。
尔后她来到了我床边，喃喃自语了几分钟，用手臂在空中画了五六下圆圈，又脚步轻轻返回了自己的床铺重新躺下了，不久发出了均匀的鼾睡声。
次日清晨，我起了床，天已大亮，院中传来阵阵小鸟清脆的鸣叫。冰秀跑步回来，脸上汗涔涔的，问我昨晚睡得可好？
“嗯，踏实极了，”我一面整理床铺一面回答，“以前每到一个新地方住宿，晚上常容易惊醒，可是在这里一点也不觉陌生，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我说起昨晚梦游之事，她不肯承认，脸颊飞过一片红云木讷了半晌，自言自语道：“水芹提醒过两次，可我丝毫没有察觉，清早起了床全无印象，这会是真的么？”
我点了点头：“失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对失眠的恐慌之情。水芹之所以不愿过多提醒，我想她也是出于一片好意。还好，你已经习惯了这儿的一切，有水芹相伴，我可放心多了。”
洗漱完毕，用过了早饭，已是上午十点多了，我婉言向她告别，说要回溪都了。
从凤凰咀到火地塘车站大约有十几里的山路，没有出山的蹦蹦车，得靠步行。
初升的太阳光洒在绵软潮湿的林荫小道上，清脆的鸟鸣捎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沿着崎岖的小路，走了大约两个小时，火地塘车站隐约呈现在眼前了。
我劝她别送了，她有些嗔怨：“既然来了，你就是客人，何必扫主人的兴呢。”说着她狠狠的踢脚下的一块碎石，石头骨碌骨碌滚下了山坡。
她紧绷着脸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说了好多安慰的话，直到她露出了笑意。
我站在火地塘车站前，回头望去，她已在往回走了，她那娇小单薄的身影越来越模糊，融入了坡前一片盛开的桃花丛中。
42.赴美留学
返回溪都市的路途十分顺利。
我回到家时，母亲做好了午饭。她说媒人来了电话，吴老师的女儿晓晴已到了镇上，叫我快去见她一面。
我听了心烦意乱，说累了，改天吧。母亲恼火了，说人家来一趟也不容易，咋能一点诚意都没有呢？
我一声不吭的走开了，躺在床头闭上了眼睛，佯装睡着的样子一动不动。
母亲紧跟着追了过来，站在床头不走，掀起我的被子大声说：“好我的大少爷，你以为你是谁，要八抬大轿抬你去？你今天要是不听话，以后打一辈子光棍也没人管！”
我听后腾地坐直了，说：“我就想做光棍，咋了？你净瞎操心！”母亲气冲冲走上前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臂，一边往床下拉，一边说：“见面礼都给了，你还想耍赖；你不去？今天，看到底谁由了谁！”
我见她动了真格，明白这一回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了，只好嘟嘟囔囔下了床。
我缓了下神，问她人在哪儿？母亲说晓晴就在干休所门口的王记杂货店里等着，她带我一同去见。
我稍稍整理了头发、衣服，随她去了那间杂货铺。原来这家杂货铺的老板娘就是媒人，待见了面，她向双方简单介绍了一下各自的情况。
见我黯然不语，老板娘干笑了下，叫我带晓晴到街头转转，随便聊聊。
虽说我从小在灵镇长大，可对比自己小四五岁的吴晓晴一点印象也没有。她中等个头，长方脸尖下巴，也许是她的穿着不合身，显得有点身长腿短。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本分、简朴，有点像刚从庄稼地里干完农活出来的农妇。
我带她去哪儿呢？仿佛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瞅着我和她，让人别扭得慌。
我苦思了半晌，将她带到了斜对面的一条小巷子。从那条巷子往北是一片野地，我以前曾在那儿跑过步。
一路无话，到了野地边，我仔细瞅她的模样，不免有些失望。她长相真的很一般，看不出一丁点激情。不过，我还是先开口了，问她干啥工作？她说在灵镇小学教书，是临时工。
“吴老师好吧？”
“嗯，最近腰痛病复发，去二院拍了片子，椎间盘增生。”她望了望远处的土坟包，不愿再往前走了，说，“他不想住院治疗，说多活动活动就好了，闲暇之余常去灵河边散步。”
说完这句话她转过了身子，示意我往回走。
“你也是灵镇人？”这是她问我的唯一一句话。
我“嗯”了声，不愿在多搭理她一句话，因为我实在找不着她让人动情的地方，甚至连摸她手的念头也没有。就这样我俩又一前一后又回到了杂货铺。
我给老板娘和她打了声招呼，转身离开了。
回到家母亲问我见面的经过，我说：“是个本分女子；不过，容我再思量思量，行么？”
母亲听了眉目渐舒，语气变得平和了些，叫我尽早拿定主意。
我诺了声，心里仍暗自好笑，对于她这样一个交往不深的女孩，两人怎么可能走到一起呢。
我心事沉沉吃过了晚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我拎起了话筒，才知是古老师打来的；他的声音有些急促，只说有紧要事叫我去学校，随之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呆坐着苦思了一阵，不禁陷入了迷惘。
次日上午，我赶到了位于体院招待所六楼的古主任办公室。
古主任接待了说，“远大”同美国肯塔基州的一所名叫路易维尔的大学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协议，目前已经有三个学生获得了赴美留学的签证。因为是第一次办赴美留学，事先学校格外保密，仅挑选了三个甘冒风险、有经济能力的学生打前站。
学校考虑到我为人诚实、学习认真，有意推荐我，问愿不愿意去美国留学？
我听了心存困惑，想了一阵问需要托福、GRE成绩不？古主任晃了晃脑袋，摸了把下巴说我净瞎操心，两校之间已经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协议，这边只要有张“远大”的成绩单就行了。
我听后稍觉心安了些，说容我和家人商量一下再给回话。
回到了家，我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担心去美国留学会像上次去日本那样，费尽了周折而泡汤，于是叫我给父亲打了电话，想征求他的意思。
电话打到了郑州，不巧，父亲到郊区采购粮油去了。
我想，在广东才买了门面房，花去了二十万元，尚且没有什么结果，眼下又要去美国。美国比日本还容易去么？去，还是不去，这可是个难题；我反复想了，仍是心乱如麻、踌躇不决。
过了春分，白天的时间明显拉长了。到了傍晚，夕阳挂在西边的地平线上久久不肯下山，像一位送郎远行的少妇，偎依在旷野中低垂的浮云下，注视着行人逐渐模糊的背影。
晚上，我心事沉沉，沿着环城路走了一圈，不知不觉到了丁浅舅家的那条巷子。街巷依旧那么狭窄，两边圈舍里的鸡粪味悬浮在低空，让人备感恶心。
我信步迈入了季家大院，西厢房早已荡然无存，一座西洋风格的五层小楼拔地而起。
我敲门进去，丁浅不在，季翎招待了我，将我带到了客厅。季向东正端坐在太师椅上喝茶、看电视，他以前见过我一面，遂热情的招呼我落座。
两人海阔天空聊了一会，忽闻我在南方经商，他顿时来了兴致，问我投资到了广东，为啥不去经营？
我皱了下眉，说了“远大”办理赴美留学的事情。他瞳孔睁大看了我一会，说有机会能去美国当然好，可是要小心上当受骗。
我听后脸倏的红了，忙说前面已有三个同学出了国，顺顺当当的没出一丁点差错。
季向东喝了口茶，笑着说：“好么，看得出你是个肯掏心的小伙子。 唉，镇上的地卖光了，该建的楼房也都建了，眼下没什么大事了。我膝下就一个女儿——季翎，你把她带过去怎样？”
我万万想不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时有些受宠若惊：“季叔，出门在外确是不易，风风雨雨的我经历了许多……嗯，你要是信任我，我当然会鼎力相助，把留学的事情办妥。可是，你得先问问她愿意去不。”
季翎眨了下黑眼珠稍稍将头一低，似默许了父亲的意见。
接下来，话说开了，我又谈起了以往办赴日签证时的一些趣事，引得父女俩听了不时的发笑。
晚上，弟弟下班回了家。他现在是一家民办大学的司机，平时不怎么忙，数月未见胖了许多。
闲聊了几句，他问起了广东商铺的事情。
我将那座市场的现状向他一一述说过了，停了下又谈起了赴美留学之事，言毕，心里七上八下的。
弟弟想了半晌，建议我舍弃南方的生意，走出国留学这一条路。
我听后苦笑了下，说再考虑一下吧。
接下来，我和他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不时问问他最近溪都的一些变化。
到了十点多，忽听得一阵敲门声响，我急忙去开了门，只见父亲涔涔的站在了面前。原来，他接到消息后连夜坐火车赶回了家，担心我去美国留学的费用不够，专程从郑州带了些钱回来。
父亲简单询问了一番，说而今柳家什么也不缺，就缺一个留洋的；几代人的梦想哟，就靠我实现了。他语气坚定，说只要我能出去，他就是砸锅卖铁也会供给。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腰板真的硬了起来。
隔天，我带着季翎去了“远大”，办理了有关留学的手续。去时拎着礼物，照例是一些溪都市的名人字画。为避生疏，博得学校的信任，谎说季翎是表妹，英语已过了四级。
填写了几份英文表，交齐了有关留学的证件、材料，不久，我和季翎先后收到了美方路易维尔大学的推荐信和入学通知书。
由于上次办的护照与这次去美国的内容不符，市局收缴了学生原来的护照，叫他们重新办理。可是当我去市局出入境管理处再申办新护照时，工作人员不给办理，理由是教委来了份紧急通知，说“远大”属于非法办学，早被上级勒令停办了。
无奈之下我又回到了“远大”，向古德安诉说了办护照碰了壁的过程。他听后怒不可遏，说几月前他曾拿着“远大”的办学许可证跑了四五趟教委要求年审，可人家不理识，将他轰出了门。
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让教委收回成命，开具一张介绍信，以证明“远大”的存在与合法。
然而省教委认为袁校长在办理赴日留学的过程中，骗取了不少学生的钱财，引起众多学生及其家长的强烈不满，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由于这些遗留问题悬而未决，省教委只得吊销了“远大”的办学许可证。
跑来跑去，路又给卡死了，看样子这一次进退维谷竟毫无回旋的余地了。
京京在得知了赴美留学之事后，也从深圳赶了回来，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梭于市局和“远大”之间。
我碰见他时，他脸上愁云暗淡，说：“完了，我找了许多熟人、关系户，他们一听‘远大’二字，全躲得远远的。”
晚上，叔父回了干休所。
他仔细听过我的陈述，点了支烟深深吸了几口，说袁校长出国了，“远大”剩下了古主任、甄老师两个老人手，孤零零地支撑着，能办好学？他这几天单位的事比较少时间充裕些，愿意出面帮“远大”一把，想试一试。
接下来，我带叔父去“远大”见了古德安和甄俪，商议有关办护照的具体事宜。当听说成教办的程处长是叔父的同窗好友时，古德安和甄俪顿觉有了希望，眉颜舒展话也多了起来……
初夏降临，天气陡然变得闷热。我和叔父坐在柳军开的那辆老式北京吉普车，浓烈的柴油味呛得人鼻孔、喉咙又干又痒。
叔父戏称之为“大灰狼”的吉普车，似乎老迈得走不动了，每次点火、启动时先要哼哼唧唧地呻吟七八分钟，刚上路跑了二三百米又耍脾气闹罢工。
这些叔父并不在乎，他四处奔波积极疏通各方面的关系，一会儿去成教办，一会儿去外事办，一会儿去市政府，一会儿去溪都饭店……
数日来，天气一直晴朗少雨，气温烧到了三十九度多，空中的水汽仿佛被人榨干、挤净了一样，火辣辣的。
临近黄昏，酷热沉闷的半空响过几声炸雷，紧接着黄豆般的雨点劈头砸落下来。
古德安和鄄俪听说叔父累病了，慌忙乘车来看望。
叔父讲了一个月来跑手续的过程，分析了症结所在，说眼基本上疏通好了各方面的关系，教委的态度已软了下来，答应解决这次的护照问题。
古主任听后睁大了惺松的眼睛，说：“嗯，不错；嗯，还是老柳行；这一次你可是立了大功啦，老袁叫我感谢你。我和甄老师商量过了，到时候柳旗留学的代办费只象征性的收取一些。”
甄俪望了眼四周在座的人，爽快地说：“是的，是的，事情办成了，我们全家人感谢你。柳旗留学的费用完全可以减免嘛。虽说老袁不在，我说了也算数，这都是小事情。”
接下来叔父给他俩交代了后期的安排，说：“事情就这么定了；你们先约成教办的程处长、外事办的郭主任出来，尽量说些好听话，戴高帽子，咱们来个三堂会审，要他们两家子当面表态，看还能将皮球踢给谁？”
事情果如叔父预料的那样，很快得到了合理解决。
为表谢意，甄俪邀叔父及其他有功人员在“东来顺”酒店吃火锅。席间，甄女士穿梭于众人之间，频频举杯向各位敬酒。
甄俪不胜酒力，脸色绯红，唉叹了声，说：“办学难呀！诸位有所不知，为办这批护照，真是将老朽的心血劳干啰。唉，我去找郭主任，不料他老母病故了，他回老家守灵；去时我头上裹缠了孝布，众目睽睽之下，硬挤出了几滴眼泪。唉，想来好笑，我家老人过世时，硬忍着没掉一滴泪，如今却要为他人老母奔丧、吊孝，演戏给人看。”
众人说了几句劝慰的话，她仍一脸愁容，哽咽了几下，继续说道：“办学难哪。想起老袁在时，风风光光的，身边舔尻子的人多得排不上队，咋会有我受的气？如今他孤身飘泊海外，为讨债、打官司、办留学手续，吃尽了苦头，这些谁能理解？”说完，摸出只白手帕揩泪水。
古主任夸她能屈能伸，巾帼不让须眉；众人跟着说了些劝慰、勉励的话。
席间，叔父提出了与“远大”联合办学的想法，甄俪十分赞同，说以他多年的办学经验，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准能将学校办好。我在一边不时跟着插上几句话，兴奋之情如同桌面那只沸腾的火锅。
43.214（b）
办好了护照，准备齐了申办签证所需的各项材料(包括给使馆交的IAP-66表，‘路大’的邀请函，两校签定的互派留学生协议，以及备用的在职证明书，存款证明，‘远大’的毕业证，成绩单等)，我分别给京京、季翎打了电话，约定了坐火车赴京办签证的日子。
改天，我们三人约齐了，坐着火车赶到了北京城。
不料刚出了车站，正遇着沙尘暴，黄沙扑天盖地一下子浇灭了心头的热情。
京京脸色阴沉难看，揉搓了下眼睛连说是坏兆头。
我将季翎安排在了使馆区附近的光华旅馆，叮咛她不要随便乱跑，务必保管好随身携带的材料。随后，我带京京去了安贞里，费尽周折找到了宗声的住处。
宗声虽未正式毕业，但为了急于工作，早早来了北京，现在一家经营西门子程控交换机的公司上班，由于嗜酒脸上栽满了红色酒刺。他一个人住了老大一所农家院子，院中堆放着水泥袋、砖块、旧家具等一些杂物，初进门者还以为是一间废品回收站。
我向他说明了来意。宗声以前和京京闹过别扭，虽说很讨厌他，但碍于我的面子，又不好拒绝，于是从鼻孔往外哼了声算上同意了借宿的请求。
我和京京洗罢了脸，靠着沙发轻啜着热茶，一面和宗声闲聊，肚子里不知何时奏起了叽里咕噜的肠鸣曲。
我见天色已晚，挪了挪身子，邀宗声一同下楼吃饭。宗声以为要让他请客极为不悦，说他的住处灶具齐全，米面、油盐、蔬菜哪样也不缺，难道嫌他做饭、炒菜的水平不行？
我瞅了眼京京，笑道：咱这儿有的是大厨，咋能让房主人去辛苦。
京京装作没听懂，搔了把耳朵，脸仰起老高，瞅着屋顶的豪华吊灯发呆，一面惊喜地自语：“咦，这灯漂亮，好灿烂的五朵金花！一挂上它就像个家的样子。”
宗声冷笑道：它再漂亮也是房东的；唉，我看它倒像只吸尘器，脏兮兮的早该换了。
我怕他们两人撞上火，忙说：留着、留着，这屋子的东西哪一件也少不了。就像一匹瘦马配了副金鞍，马不行，倒一下子提起了档次。这样吧，做饭太费时间，我做东，咱们下楼吃馆子去。
宗声瞅了眼京京，又对我谦让了几句。
三人穿着拖鞋，踢踢嗒嗒的下了楼。我们一路走走停停，在街上寻了间干净人少的川菜馆子，坐下来先向店家叫了五瓶啤酒，点了四样凉菜。
宗声斟满了一杯酒，腔调里似带了些妒意，说：“想不到没去成日本，又要去美国了。”
我见他话里有话，轻叹道：“唉，想当初你要是不急着退代办费，我们此行又多了一位朋友。”
京京劝他回头赶紧跟‘远大’联系，兴许还来得及。
“哦，真会那么幸运？”宗声沉思了片刻，又问，“不知有多大的把握？”
我说，“远大”和“路大”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协议，按国际惯例，申请J-1一类签证的，使馆一般不会卡人。这次办护照的手续也比以前简化多了，只是另换了一张出境卡。
“你呀，甭想那么easy了，”宗声放下酒杯，喟然长叹一声，“我可不想住大棚！”
“哦，大棚，”京京一脸困惑眨巴着眼睛，“到美国种大棚菜？
“嗨，晕了吧，”宗声点了支烟，不慌不忙地说，“说起来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我爸有个学生，在一所中学教生物课。为了出国，他不惜举债和妻子离婚；从家委会开证明，上民政局、派出所……为了办签证，他每年往北京朝拜三四趟，最后还是给美国拒了。
由于长期旷课，学校开除了他的公职。可他这人就是贼心不死，幻想着有朝一日他能感化了签证官，给予放行，于是就索性在北京住了下来。开始住亲友家，然后是标准间、地下室、郊区民房。平时靠卖报纸、装卸货物、贩卖点水果，一边学英语等待下次申办的机会。看到房东家种大棚菜发了，他才记起了自己的特长——生物系的高材生，于是就地转正，给菜农做起了技术顾问，务起了大棚菜。”
“嗯，想哭，”我沉默了片刻，说，“人，总有碰壁的时候，不碰个血头淋淋，他总不死心；不过你放心，我们天生没有那份勇气。”
京京苦笑了下，说：“唉，宗老弟好生厉害，今天酒还没喝饱，先给咱浇了一盆冷水，可谓命背呀！”
宗声听了赶忙摆了摆手：“我可没咒你，是好意提醒。美国签证是一天一个样儿，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游戏，绝不会像你说的那样简单、容易。”
晚饭后，三人打起了扑克，玩了一通“拱猪”。宗声出去找地方睡了。房间里十分闷热，落地扇声嘶力竭地转着。京京人胖怕热，脱去了汗衫，露出了毛茸茸的胸脯，顿显几分性感。
夜深人静，京京光着膀子，穿着大裤头，伏在桌前填写IAP-66表。他照着我的表格抄写，仍是那么缓慢、吃力，不时皱眉抓耳挠腮。有时连一个十分简单的英语单词，因为个人书写的习惯，“I”变成了“i”，他都要询问清楚。
我仔细检查过他的表格，挑出了错误，叫他重新誊写。过了午夜，他依旧蜷伏在昏暗的台灯下。
次日早上，我洗漱完毕，叫醒了京京。
京京睡眼惺忪，坐在床头默默连抽了两支烟，似在思索着什么。待他过足了烟瘾，来不及吃早饭，我和他匆忙赶到了秀水北街。
九点过后，天气陡然炎热了起来。
美国使馆签证处位于秀水街服装市场的北端。大门以北的铁栅栏围墙下，有一座不太引人注目的防雨亭，木牌上张贴着几份使馆的布告，写着有关申报签证的程序及所需的证明、材料；木架子上摆放着几摞厚厚的空白IAP-66表。照例在每年秋季开学前的一两个月，是赴美签证的高峰期。
签证处大门对面的树荫下，站着一支二三十米长的队伍。有西装革履的小伙子、白发苍苍的老人、怀抱小孩的中年妇女……队伍中更多的是学生装束的年轻人，有几个还穿着印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字样的文化衫。
队伍缓缓向前挪动，排在前边的人只有等使馆里的人出来后，才被门卫许可分批进入。一位年约六旬的妇女笑眯眯的招呼着，不时晃动着手里的小黄旗，在义务维持着队伍的秩序，按顺序给大家发号。
望着眼前缓缓移动的一字长蛇阵，我后悔来迟了。四下里张望了一阵，发现季翎已经到了，正在北边一排槐树下踱步，于是将她叫了过来。
这时忽地围上来一拨人，有中年妇女，有毛头小伙子，也有须发皆白的老汉，纷纷上前和我俩打招呼，态度十分殷切和蔼。这群人中有兜售去美国旧金山、华盛顿机票的，打了七折以上，单程才五千块钱；也有搞赴美签证咨询的，每次咨询费二百三十元；还有办英语速培班的，开旅馆、夜总会的。即使你不愿意多搭理，他们也会笑着捧上各自的名片、传单。
人群背后，有一家不太起眼的小商店。店子是在邻街一层居民楼的阳台上开了个一米见方的小窗口，屋子里光线灰暗，可还看得清陈放的小商品：香烟、矿泉水、方便面、纸和笔等，以及提供价格不菲的长途电话。再往秀水街南边走，有两个深蓝色投币电话亭，被急欲打电话的人四面拥堵着，仅露出亭子的帽儿顶。
“远大”的学生陆续聚在了一起，有七八个人，说着溪都方言，交头接耳在议论着什么。
我了走过去一问，方知江少枫昨天遭了拒签。我在人群中找见了他，询问拒签的原因；他摘下了墨镜，只说有移民倾向。
少枫新剪了短发，穿件绘有瓦格纳图像的红格子T恤衫，若无其事地说：“进去以后碰见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子，很漂亮，一头松软挂着波纹的金发。她看了我的材料拿不定主意，跟其他几位同事商量了足足有一刻钟，可还是笑容可掬地给拒了。娘的，我接连给美国的Kate马发了三份传真，可只回了一份，还是叫我去试；唉，经此一吓我哪有胆量再进使馆门呢。！”
“哟，柳公子也来了，还领着一个小妹妹。”我闻声望去，闻萍不知何时站在了身后，手里拎着笔和小本子。
我正要招呼她，她却将头扭向了一边。我愣怔了一会，耷拉着脸匆忙走开了。
“远大”的学生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越说越担心签不上，相互观望着，只盼能有个胆大的人进去再试一把。
京京说，只怪英雄出身卑贱，咱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要是穿件‘北大’、‘清华’的文化衫往队伍里一站，保准签证官立马放行。
闻萍附和道，还不是人家牌子靓、名气大呗；我看咱们死定了。
江少枫听了心有不服，瞅了眼京京，说那倒未必；咱们也不乏各种专业人材，工程师、老师、美食家什么的也一大堆。
京京听后咧嘴嘿嘿一笑，说得了吧，是你不行，少拿别人开涮。
我在一边听了赶忙凑了过去，说依我看，并不是咱们的‘出身’在作怪，除了‘北大’、‘清华’，其他学校的不照样也有人签上吗？还得从自身方面找原因，比如回答问题的态度、技巧等。
众人议论了一番，又静了下来。
临近中午，眼看着错过了进门签证的时机，于是各自留下了住址和电话，然后纷纷离去。
宗声的住处灶具齐全，京京又自诩为一级厨师，可是大凡做厨师的人都有一个通病，一旦离开了工作岗位都不肯再下厨房干活。
我和京京两人在街头吃了盘炒饼，拎了捆燕京啤酒上楼。两个人闷闷不乐喝了一圈，倒在了床上昏然入睡。
黄昏时分，我和他下了楼，坐在街边梧桐树下歇凉。
京京说：“唉，我早就说了肯定不行，他却偏要进去面试；看，是不是给拒了。”
我有些纳闷，问为什么？
京京扫视了一眼周围，神秘兮兮的说：我进京之前曾去八仙庵算过一卦。那个卦师轻易不肯开口，我奉上了厚礼，他才给推算了前程，给我指明了成功的日子，再三叮咛我要相机行事，千万不可选错了时间。”
我听了只觉好笑，让他说出日期来瞧瞧。
京京迟疑了下，脸色一沉：日期么，我暂不能说；要是让第三者知道会失了灵气儿。不过，我也不会亏待你，到我签证时一定会告诉你的。
我笑他故弄玄虚，并未放在心上。
晚上，宗声回到宿舍，一副心事沉沉的样子，说他女朋友来北京看自己，已从溪都出发了，可能明天正午就会到。
言毕，见我和京京毫无动静，又说最近郊区连出了几件抢劫案子，派出所对这一带的外地人口加强了管理，时常在夜半时分查验暂住证。
我明白他是在下逐客令，又转念一想这签证并非三两天能办得下来，于是说：“这儿离秀水街太远、不方便，我还是搬出去住好些。”
宗声听后顺水推舟挽留了几句，我谢过了他的好意，说：“我俩住着就是喧宾夺主，即使躺下了也睡不安稳；客散主人安嘛。”
次日清晨，我和京京提着行李搬到了光华旅馆。
使馆门前，季翎、少枫等几个溪都来的正好排在队伍的最前列。
我点了一下人数，刚好八人。大家在门前相互打气，说了些壮胆的话，仿佛上战场前的誓师动员大会。
过安检关时，查对过各人的证件，留下了随身携带的BB机、手机或者水果刀之类的东西。
八个人先后进了使馆大院。签证大厅里只有一个中秘，签证官不到最后一分钟不见上岗的影子。我和京京等人坐在厅后长椅上，等候江少枫和闻萍面试的结果。
我说：“少枫是第二次了，但愿这次走运，给大家开个好头。”京京不以为然，揉了揉眼皮，说：嗯，不妙。昨晚我梦见河塘的水干涸了，鱼儿全挺着白肚皮乱蹦跶哩。只怕是个恶兆。
我瞪了他一眼：你呀，要是去不成美国，还不如上南华山做道人。整天神神叨叨的，简直一个迷信罐罐，不摔得粉碎那才怪呢。你当这儿是溪都的八仙庵？稀松，是洋人的使馆！
1号窗口是交费的，2号、3号是办理因公出国的；4号、5号是办理因私出境的。一位金发碧眼的中年妇女站在4号窗口里，就是少枫所说的那位笑面杀手。
签证官开始面试了，大厅里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我和季翎等人攒足了气力，伸长脖子注视前方窗口的动静。
闻萍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令签证官不住地点头、微笑。可是命运之神还是未能垂青于她，仍被委婉地拒签了。
江少枫在“5”号窗口，主持面试的是一位穿背带裤、油头白脸的年轻人。他伸缩着一根细长的食指，示意少枫上前。那人粗略翻了翻递上的材料，一边随手作记录，而后毫不客气地将材料推出了窗口，说：对不起，你有移民倾向！
江少枫顿时慌了，伸长脖子恨不得钻进巴掌大的玻璃洞口，可惜只能贴到玻璃面上，大声喊着：先生，您能说清楚吗？先生，您能说仔细吗？可是签证官不愿再搭理，挥手示意他走开。
闻萍和少枫神色黯然站在了众人面前，一边小声骂着：“呸，真混，气死人了。”
其他人见开头不妙，连折了两员大将，心内胆怯不愿再去硬碰钉子，低着头一个挨一个像条长龙蹿出了大厅。厅里人数骤然锐减，签证官不知何故，向他们的背影投以惊异的目光。
出了使馆门，找着一部投币电话机，江少枫拨通了“远大”办公室的电话，向古主任简单说明了拒签的经过。还没等来古主任的明确指示，电话机忽卡了壳。众人慌忙搜寻自身携带的硬币，或去跟前的小卖部兑换，攒齐了纷纷交与少枫手里，每隔一分钟投一枚一圆的硬币。
古主任回电话了，叫学生不要怕，将签证继续进行到底。
九班一位叫屈兵祥的怨道：说得倒轻巧，进去面试一次缴一百七十块，吃了214（b）,他老古给咱报销吗？
季翎恨恨说：娘的，你说说签证的哪个没有移民倾向？！钱是个小数目，只是面试了也白搭，人家‘馆老爷’正守株待兔收银子哩。
我想了想，说与其这样干耗下去也非长久之计；得了，咱给美国发传真来个理应外合，让‘路大’的人也别闲着。
京京听了急忙附和：没错；咱们担惊受怕的，袁校长在美国倒消停，可不能让他闲下了。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过后，沿着使馆区转悠了一圈，来到了“赛特购物中心”。
我拟好了发给“路大”的传真稿，传给众人看过。二百七十块钱的传真费由各人均摊。回传真的地址落在了宗声所在的那家公司。
在街上走了一圈，大伙有些累了，走进了精致宁静的日坛公园。
众人坐在树荫下的凉椅上，一边喝着可尔、矿泉水，一边欣赏着园中的美景，慢慢的又回到了现实。
商议过后，你当签证官，他扮申请者。问，专挑那几个问题的要点问。“申请者”回答时一本正经，语句有条不紊；“签证官”义正辞严，挑剔申请者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问题的焦点是：你目前和“远大”以及工作单位之间的关系上。
轰轰烈烈的实战演习结束了，大家拎上了包纷纷各奔东西。
次日又有两人被拒签。这下众人全傻眼了，叹息抱怨的，骂签证官的；搔着头皮不知哪儿出了毛病？
进，还是不进；进去了面试，还是不面试，让每一个人进退维谷、犹豫不决。
“问题极有可能出在‘远大’了。一战时，德国首相俾斯麦有句名言：条约是废纸。我看哪，咱们和‘路大’之间互派访问学者的协议连一张手纸都不如。或许人家使馆早嗅出什么味了。”不知谁这么一说，调动了人们原本麻木的神经，众人不约而同又想起了溪都的往事。
每个人对“远大”抱有一种复杂的情感，是悔恨，是抱怨，是希望，是伤心……由于上了“远大”，每个人的身后留下了一串串难以抹去的伤痕，酸楚和失望。
困顿之余大伙又去了日坛公园。
园中芬芳的花朵不能得到他们的欣赏和赞美，碧绿的青草倾听着他们满腔的忧郁和愤激。众人扯来扯去，话题又回到了交给学校的那些代办费上，他们议论纷纷：
“签证官真混，光给咱吃214（b），一个都不放过。”
“快回家吧，催促‘远大’发传真，多和‘路大’联系，叫他们赶快派人来！”
“唉，谁让咱们上了‘远大’这条破船，被一网打尽呢。”
“我担心交的钱要不回来了，咋办呀？”
“我也交了两万块钱，那可是工薪家庭的血汗钱哪！”
“要是讨不回钱，干脆搬到‘远大’住得了，看谁能拼过谁！”
一直沉默不语的京京发话了：得了呗，就凭你们这一群秀才想造‘远大’的反？每次遇到了挫折，就你们几个小白脸爱叽叽喳喳瞎叫唤；到了古主任跟前，连个屁也不敢放。算了吧，还是谈眼前的正事要紧，不要偏离了签证的方向。
经过多日的打探以及模拟实战的体验，众人对签证处有了更多的了解。
签证处仍执行美国的作息制度，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接待办公，周六、周日照常休息。在办理赴美签证工作圈里，有两位领事颇为知名。其实，说“知名”并不准确，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姓甚名谁，来自何方，只记得他们的模样和“绰号”：一位叫“大胡子”，另一位叫“美女杀手”。据说，“大胡子”态度比较傲慢、冰冷，但一糊涂起来，他会签过不少。“美女杀手”年纪约三十岁上下，一头绻曲的波浪形金发，笑容可掬，可是在她笑眯眯的面容下，掩藏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杀机，很少能有人从她的手上顺利通过。
每当“远大”的学生申办完签证走出使馆大门时，其他人就会从不同的方向以最快的速度包抄上去，把面试者像电影明星似的围成一团。
“签了没？”
“今天5号窗口是谁？”
“用英语还是用汉语？”
“都提了哪几个问题？”
人们急切地打探自己最想知道的东西，试图从面试者失败、成功的经验中获得一点点具有方向性的启示。即使被拒者内心再痛苦，可一旦面对着众人渴求的目光时，他显得激动、兴奋，因为他毕竟尝试了一次，还是跟美国佬面对面地过招。也许在每个申请者的背后，都会有一串心酸、绵长的故事，是否辞职、负债累累，甚至与相爱的人分道扬镳、反目成仇……
那是一个缥缈虚无的美国梦，眨眼间破碎。
京京耷拉着脸叹息道：唉，关系不通呀；要是能认识使馆里头的中秘就好了，毕竟他还是咱中国人。
“认识他顶啥用！”少枫冷笑道，“我看那洋佬八成是跟老婆吵架了，要不就是性生活不和谐！”
从深圳赶来的韩姿婷摘下太阳镜，喝了口雪碧，说：领事提的问题一日三变，让人根本没法捉摸。第一次去，他问我结过婚了没？我说没有。他说你都二十八了，为啥没结婚？我说，为了事业。他不信，说没结过婚的女人不可靠，肯定有移民倾向，随之就给拒了。
“他怕你到了美国找个老外不回来了，是吧。”唐旭喝了口可乐， “这可是一条重要信息。得了，咱哥几个弄张假结婚证去。”
“瞧你几个尽瞎说，”闻萍正色道：“你又不是领事肚子里的蛔虫。”
“唉，一群鸵鸟，一天到晚光知傻奔，看来签证是彻底没戏了。”季翎咬了口雪糕，拎着包就往人群外边走。
“一群饿急了的狼呗，逮着谁吃谁。”闻萍拉了下季翎，示意她等一会儿走，“我们来北京倒不像是为了人生一件顶顶重要的事，而是为了旅游、度假、逃避责任和道义的。一个个在京城出双入对、勾肩搭背的，对不？”
“谁呀？”季翎不解，瞪了眼她。
“还用问，多啦……”闻萍见我在一边呆立着，刹住了话闸，拉季翎到槐树根坐下。
其实，作为签证处的领事，他们也知道自己每天都在制造着悲剧；可是，现实的答案往往简单的可怜：山姆大叔不会敞开了家门迎接那么多的中国人进入，分一杯羹吃。这个现实不会因为你对财富、自由的渴求和他们对人权的崇尚所能改变了的。他们也清楚，许多申请者出国并非是为了留学，而是借留学出国，一旦通过了签证，那将意味着申请者再不会回国……
44.光华旅馆
很快，“光华旅馆”变成了“远大”学生在京聚会的大本营。
后面从溪都又陆续赶来了五、六张陌生面孔，闻知前边的同学遭了拒签，一时不敢冒然行事，为了方便仍住在了一起。就连一只流浪犬也赶来凑热闹，它小巧可爱不大叫唤，总是耷拉着尾巴从一间屋子悄悄跑到另一间屋子。大伙管它叫“丢丢。”
楼道内，连着八、九间房子都有操着溪都方言的学生，大家闲暇时间本来就多，坐在一起聊天、打牌、喝酒、唱歌……闹哄哄的如同开了闸的洪水。
他们左等右等不见美国“路大”的传真来，时间一长竟有些乐不思蜀了。仿佛从小在自家门口长大的孩子，熟悉了周围的一切，无拘无束地玩耍、嬉闹。可是一谈起签证，脸色立马变得酱猪肝般难看。
吃过早饭，天色阴沉沉的，我像往常上班一样，仍在八点半按时去使馆门口察看动静、打探消息。
转过一个拐角，突然从花木的阴暗处传来一声大叫：“STOP，STOP”，接着跳出一位手持短枪的外国少年，大约七八岁，用枪指着我喊。
昨晚，我才看过电视报道的美国校园枪击案，宁信那小子手里攥的是真家伙，也不敢和他较真，于是赶忙绕道走开了，一面骂道：“娘的，碎仔儿，长了几丝黄毛，也敢给老子耍威风了。”
使馆门前每天上午八点半的聚会成了大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程序。
新到的学生中，有一位叫房燕林的，九班的，瘦高个，目光锐利鼻梁又直又挺，似饿瘦了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他是昨天下午四点钟到的，夜里三点半，他和随行的两位同学起了床，赶到了使馆门口排队、登记。
我去时，他正坐在马扎上打盹儿。我拿出几天来收到的美国传真，简明扼要谈了一些签证时遇到的情况。他我显然对发生在京城的事一无所知，只说奉了古主任命令赶来的。旁边一位女生听后有些动摇，表示不想递材料了。
房燕林听罢，晃了晃手中的《最新出国指南》说：来了就要签，成败就这一次，我是递定了。
我见他态度坚决，又详细讲了面签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特别指出，回答时理由尽量充足些，不能只说几个字简单应付了事。
房燕林听了不以为然，说美国佬有啥可怕的？比之于擅长‘一刀切’的日本人，他还是乐于面对蓝眼珠子。
闲来无聊，趁着在路边老槐树下歇息的功夫，京京坐在小马扎上，给周围的人讲笑话、说段子。
季翎听后羞红了脸，忙转身看别处。一旁的男生听了啧啧称奇，眼巴巴望着他继续往下讲，不料被少枫打断了，说：得了，大家听厌了二厨的段子，还是由我讲一则比较有趣的事。
少枫将几个女生重新招拢到了身边，喝了口可乐，问：贪官污吏捞足了钱财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包二奶，”
“盖豪华别墅、坐高档车，”
“继续买官往上爬，”
“去赌场，”
几个男生不假思索纷纷说出了各自的想法，然而被少枫一一否定了。
“送子女去国外留学。”少枫瞅了瞅眼前惊讶的面孔，冷静地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那些贪官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多年，熟知各样黑暗内幕，自知丑行绝非长久之计，可是又不能改变身边的环境，只好送儿女去国外，自己老了好有个避风港。”
“对，先天靠人，后天靠环境，”京京接上了话茬儿，“打个比方，美女进了妓院，叫婊子；进了寺院，叫尼姑；敬奉给了国王叫国母；被有钱有势的人包养，叫小蜜。由此可见，环境对人的地位、身份，影响是多么的重要。”
“那，那美女进了你家门，她该叫啥？”我反驳道。
京京听了一时语塞，红着脸回答不出。
“是妻子还是情人，是小姐还是小妹？”闻萍插话问。
“当然妻子啦，”京京嘿嘿直笑，说，“我可是正经八百的男子汉，当然要娶妻生子啦。”
从走出使馆大门的每位申请者身上打探当天签证官的变动，以及他所答复的问题，尤其是申请J-1签证的，无论和那人熟悉与否，通过或是拒签，大伙都会从头到脚仔细询问一番，直到人家生厌离去。
众人话题极广，从香港回归谈到将要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同性恋者大会，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谈到鸦片战争、西方文明的侵入。
经过几天的接触，众人之间有了更深的了解。少枫慨叹文史之类无好专业，后悔自己学了带有神学性质的哲学。他说，学历史的像是农村捡垃圾的；学政治的，老在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嚼不出香味；学中文的，不会说话而精于玩文字游戏；至于英语，那是中国的贵族语言，曲高和寡。
房燕林听了暗自得意，说：“惭愧，我倒是学了两年英语，不过懂几句洋文罢了，跟贵族一点也不搭边；况且，话语权仅仅适用于有洋人存在的场合。精神上富有，物质上仍一穷二白，还得依赖父母的资助。”
京京瞅了我一眼，带着些忌妒的口吻说：“可叹我们跻身于无产者的阵营，不比柳老师，有一位能干的叔父。”
我听了脸色一沉，问他何出此言？
京京迟疑了下，说：“听说甄老师免收你的代办费，可有此事？”
我“嗯”了声，说：“她口头上是这么说过。当初办护照，不是我叔父出面办理，辛辛苦苦跑了一个月，你我还能进京赶考？”
江少枫并不以为然，说：“多劳多得么，有啥争的！可是，签不上证了，愁；签上证了，还是愁。”说着，他从包里取出一张纸，上面详细列着各项出国的费用，“看看，不算给‘路大’的五千美元，单给‘远大’的代办费就需三千dollars，这还不把人活剥层皮？去年，我父亲住院，花了上万块，至今单位不给报一分。唉，这去也愁，不去也愁，何苦来着？”
京京拍了拍少枫的肩膀，递给他一支‘万宝路’，点着了，呵呵笑道：“愁，愁能愁出dollars？放心好了，有兄弟在，你还能硬撑一阵子。”
当谈及各人的前程，仿佛坠了铅的鱼钩悄无声息沉到了水底。
“实在不行了，回家养小香猪去。”南城区的公证员常辉指着手里的《北京青年报》说，“瞧，这家伙全身都是宝，京郊的一个小山村家家养香猪，动手早的全成了款爷、款婆了。”
听了一阵，我慨叹英语的重要性，预料学习英语的热潮日后势必如火如荼，连溪都市也不例外。于是说，假如去不成美国了，自己打算回溪都创办一所英语培训中心，言毕又征求京京的意见。
京京沉吟了片刻，瞪了我一眼：“得了，别做白日梦了。你呀，一天一个想法，纵有三百六十五个想法也不会实现。回溪都，回娘娘庙，你真的回心转意了？好，我且问问，你可知城南四大怪？”
“什么，四大怪？”
京京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不屑：“四怪么，就是黑狗、黄蜂、白狼、眼镜蛇。”
众人听了一惊，忙屏息听他细说下去：“黑狗，就是当地的黑恶势力；黄蜂么，就是一些吃喝打拿的市容人员；白狼呢，是盘剥患者的黑心大夫；眼镜蛇嘛，是一些巧立名目、利欲熏心的教师。有这四怪在，你还想办学？你休想干成任何一件事！”
众人听了面面相觑，只觉得前程忽被堵塞；又如爬行在黑暗、漫长的山路上，稍一失足就会招致坠入悬崖、粉身碎骨的灾祸。
“唉，崩溃了，”季翎忧心忡忡地说，“我看呢，还是趁早打道回府吧。”
日头渐高，蝉鸣聒噪，众人只觉身心疲倦、饥肠辘辘，眼看着又错过了当天进使馆的时机，一个个无精打采地返回了“光华”旅馆。
午餐照例十分简单，不是“康师傅”即是“风满楼”之类的方便面，加上面包、榨菜，条件稍好点的能吃上“阿香婆”牛肉酱。
午饭后稍稍休息，我打开了电视机，收看意甲联赛的实况转播。可是电视机老化，吱吱之声不绝于耳，屏幕上雪花纷飞，不得已关了电视机又浏览当日的晚报。
黄昏时，大家睡醒了后纷纷钻出了房间。
江少枫敲着脸盆去洗漱，一面高唱着《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歌声低沉而豪迈，回响在楼道里。
走道上开始人头攒动，洗衣服的，约人聊天的，出门乘凉的，有跑来跑去不知忙活些什么的，总之人声鼎沸、目不暇接。
白天比较闷热，除过去使馆打探消息的时间外，他们几乎全泡在了旅馆里歇息、睡觉。过了黄昏，真正忙碌的夜生活开始了，京京戏称之为“倒时差”。
洗澡成为大家的共识。褪净一天的汗渍和尘垢，洗刷心中的忧郁和烦闷，澡堂子为他们搭就了一张和谐交流的舞台。
简陋的洗澡间，每周仅开放三次。褐色的水管锈迹斑斑，只有当水哗哗流出时，人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和价值。男、女澡堂子只隔了道薄木板墙，两边说话的声音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听清楚。
京京这人有些特别，洗澡前脱衣服时，先抽一支烟；洗完澡穿衣服时再抽一支烟。别看他平常懒胳膊懒腿，进了洗澡间可活泼得不得了，一会儿为少枫搓背，一会儿又给我搓背。就连搓背的姿势也不一般，挺着大肚皮端直地站立。
有时，京京和少枫他们比身下阳物的大小；有时，谈论克林顿的桃色新闻。我耳闻他们肆无忌惮的笑语，怕影响了隔间的女生，劝其小声些，反遭到了两人的一致反对和讥讽。
正洗在劲头上，忽然停了电。借着窗外透射进来尚算明晰的月光，众人手忙脚乱穿好了衣服。
出门时碰见了服务员，她说线路老化了，正在检修中，叫他们耐心等待二十分钟。
屋内燃着蜡烛，烛光随着扫进窗口的晚风忽明忽暗。
京京和少枫等人站在窗前，望着月光喝着啤酒。他们打赌，赌街上穿红裙子的人多，还是穿黑裙子的人多；或者赌街上的红旗轿车多，还是奔驰车多。时间限定在三分钟，谁赌输了谁下楼买啤酒。
前天中午大家吃了“肯德基”，因怕花钱当时吃了个眼饱肚子饥，倒不如在胡同里吃烤红薯过瘾。过后大家直怨少枫出了个馊主意，为赶洋时髦，白扔了许多银子。接下来又连着饱餐了几顿炒饼，撑得胃沉甸甸的，如坠了铅块。
这次少枫建议大家去吃卤煮火烧，调剂一下生活。他说：跟我去吧，希望你们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让大伙过一把舌尖上的狂欢节。整天阿香婆、康师傅的，加上难以消化的炒饼，太对不起胃友了。
见大伙有些犹豫，少枫又说，那小吃是满满的一大碗肉，配以各色时令蔬菜，外带一只又薄又脆的热饼，好吃又实惠。
我听后如有“三月不知肉味”的感觉，偷偷咽了口水。
闻萍捂着肚子说难受，不想出去了；可是经不住京京三言两语地撺掇，只好怏怏不乐的跟在了队伍后面。
沿途大伙换乘了两次公交车，赶到了灯火阑珊的王府井夜市。等摊主一端上碗来，我方才后悔，说：不过如此，碗不大嘛。
京京用筷子搅了搅，嗅了嗅，说：就这半截小肠两三片肥膘膘肉，粉条和饼块还占了多半碗；嗯，有点像溪都的葫芦头，只可惜汤味儿还不够鲜浓。”
少枫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只顾闷着头吃。
我往嘴里放了块肥肠正嚼得津津有味，不料从肠壁蹦出几颗细沙粒，碜了牙忙唾在了一边，嚷道：“哟，不好，这肠子没洗净，吃出沙粒了。”
众人闻声忙看。
京京瞪了我一眼说：就你爱大惊小怪的，多吃几块沙粒也无妨，还有助于消化，譬如鸡，不吃沙粒下不了蛋。
季翎听他们一嚷，早撇下了碗筷，去邻摊买了份炒凉粉。
我吃了自己那一份，仍觉不饱，瞅着季翎丢下的饭碗发呆。季翎意识到了忙推过碗来，说她不喜欢油腻东西，女孩子饭量小，她一碗凉粉足够了。
听闻此语我也顾不了许多，端起来一口气吃下了多半碗。
闻萍买了羊肉串、雪碧，独坐在光线阴暗的角落，冷不丁扫视大伙一眼。
吃罢饭，一行人在夜市溜达了两圈。途经王府井酒店大门，广场上停泊着各式款型的高档轿车，出入其间的多半是外国人，间杂一些身材高挑、衣着暴露的黄皮肤女子。那些女人珠光宝气，扭动着细腰肥臀，一副旁若无人的傲慢样子，大有美人压城城欲摧之势。
我多吃了碗饭，感觉肠胃里稀里哗啦犹如翻江倒海一般，又坠又胀。走了一段路，我停下来示意大家在酒店门前稍等一会儿，说毕，径直进了酒店。
我走出店门时，仰头长长舒了口气。
少枫问我进去干啥了，让他们等了这么长时间。
“解手去了。”我漫不经心答道。
见众人脸露困惑之色，我又说，喏大的北京市，竟然寻不到几家公厕；吃饭难，如厕更难。嘿，各位没去过吧，可舒服了。那洗手间豪华得如同宫殿，方便后有热水冲洗屁股，暖风烘干净；侍应生帮你洗手、洗脸；门口有理发师帮你吹风、整理发型。娘的，真做了一回外国人。
“真是的，不就上趟厕所么，它再高档、豪华也是供有钱人拉屎、撒尿。”京京似有些怨气，斜着眼，说，“什么外国人，没钱的穷秀才呗。只要有钱就能做爷，嘿，你小子倒好，没钱也耍了回阔。”
我笑着拍了拍他，打趣道：吃饱了，喝胀了，跟个财主一样了；走一走，又饥了，一个财主可毕了。还是你们好，能攒肚子，有当财主的福分。
季翎听了有些不自在，上前拉了下我，说尽说些啥呀；大街上人来人往的，瞧你羞死人了。
回到光华旅馆，已是晚上十一点了。
我躺在床上，随意翻阅《体坛周报》。这份报纸已不知看过了多少回，实在引不起我的一丁点兴趣。我又去隔壁借了份《北京青年报》。
报纸的版数多，内容也十分庞杂，什么黄祸、白粉、灰色收入、红包、黑心棉、粉尘作家……五颜六色的字眼让人眼花缭乱，看得久了，不由得让人疑惧自己是否不幸患上了弱视、色盲。
我闭上了眼，眼前划过闻萍的面孔。她就像一只影子，悄悄地跟在自己身后，不近又不远。
我想去找她，可她偏偏和季翎住在一起，话怎么说呢？我思来想去还是了无头绪，默默望着窗外。卤煮火烧的能量已开始发威，让人浑身上下燥热难耐。
我起身用湿毛巾擦了脸，出门去找季翎，打算借一本当月新出的《读者》看。
季翎正在吃沙琪玛，听了我的来意，抱歉地说书被人借走了。说毕，她将剩下的半块饼子扔给了蜷伏在一旁的丢丢，它感激的摇了摇尾巴干吠了两声。
季翎起身取过了皮包，不慌不忙从包里取出了一只手机，向远在溪都的父亲报了平安。
我皱了下眉，问她，为何从没见过她在人前打手机？
她哼了声，说：甭提那帮子人了，贼眉鼠眼、杂七杂八的，一见到就想呕；表面上一团和气、慷慨大方，骨子里却死扣门。我的手机又不是公用电话，凭啥借他们用？
我感觉自讨没趣，想坐下来多聊一阵，又担心闻萍回来，说：“唉，晚上的气温每升高一度，我就会迟睡半小时，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这么晚了，咋还不见她回来。”
季翎缓了下神，说闻萍有点怪，除了和江少枫来往外，她平时总是独来独往，行踪飘忽不定。她每晚十一点半，当人们躺在床上休息时，她常常一个人去水房洗漱。从她的性格分析，她这样做显然违背了常理。
水房里灯光暗淡，只听见水流哗哗的声音。
我进去时，闻萍才洗罢脸。她对着水池上方的玻璃镜子，淡淡地说：我知道你迟早会来的，可没想到你会来得这么晚。
我干咳了声，说：“是么，你还生我的气？我思虑了很久，两人之间的情感很难分得清谁是谁非。可作为我，我愿意承担错误一方的责任。嗯，你怎会知道我一定会来找你？”
“这还用说？”她拎起那只泡在盆子里的粉红色乳罩，撒上洗衣粉，使劲搓洗了几下，待流水冲净上面的白色泡沫，说，“表面上看，你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是你在一般人眼里的形象。可内心世界的你，是一个既复杂又矛盾、既无奈又孤独的人。对身边的大事你可以置若罔闻，而面对情感的细微变化，你却掂得起放不下。这就是你找我的根本原因！”
我看见那只粉红色乳罩，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那段和她共同生活的日子，不禁有些歉疚，准确地说充满了伤感，问：你还恨我？
“恨你干吗？”她放大了自来水，水房里只听见哗哗哗的流水冲击声。她低着头反复冲洗那只乳罩，自言自语道，“感情这东西像一杯美酒，它存放的时间愈久愈加香醇；可是保管不周，它也有挥发散尽之时。”
“那，我俩之间的事你能保密？”
她轻轻一笑，说：“这就是你今晚来找我的真正目的？保密，能保得住？它已发生过了，即使你不说，我也不说，可它毕竟存在过。”
见我有些局促不安，她扬了扬手中的乳罩，说：“就像它上面的污渍一样，即使这一次冲洗净了，我仍能嗅到它的气味。”
45.弹尽粮绝
次日上午，我去宗声的公司又取回了一份“路大”发来的传真，是“路大”英语系主任芭芭拉教授写给使馆的信，通过中间人Kate马复印后发来的。信中说她给使馆签证处寄了封航空快件，可能在下周一前到达签证官的手中。她再三强调，在她的亲笔信未到签证官手中之前，希望学生不要仓促面试。
京京接过了传真，无奈纸上满是英文，他一点也看不懂，遂扔给了江少枫，对着我发牢骚：“你这人真是缺心眼，你不进去面试罢了，还要告诉后面的人不让进。”说罢，他歪着脖子一摇一晃地走开了。
江少枫看过传真后面色忧郁，坐在窗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问我今天几号了？我说12号，转而问他对传真有何看法？
少枫沉思了一会，说：“有戏。嗯，还得两天等，怪揪心的。我原以为签证不会出啥问题，三两天就能办妥，如今来了两周多了，也没个眉眼。唉，还是等下周一吧，再试一次，碰碰运气。”
静默了一阵，他面带苦笑，说他父亲病了。原来，家里搞装修，江老师一早起来搬书。本来一回搬个十几本书，一点事也没有，可他心急，一回搬一厚摞，累得又喘又吐，去医院一查，方知患了心肌梗塞。
又是一个难熬的礼拜天。
周一上午八点半，签证处的大门一开，“远大”的学生鱼贯而入，顺利进入了签证大厅。
我站在队伍最前面，面对的正是让人望而生畏的穿背带裤的那个青年签证官。
他说了一句英语，我没有听清，于是大声说：“Sir,I speak English not well。”
他听后愣了片刻随即又改用汉语提问：“柳先生，您的公司多少人？”
“一百多人。”我稍稍迟钝了一下。
“一百多少？”
“嗯，一百二十三人。”我有些紧张。
“您干什么工作？”
“经理助理。”
“能否说得更具体些？”
“嗯，我每天……负责总经理的工作日程，制定公司的发展规划，拟定具体实施的方案，还有召开会议、分发文件……”
“那么，先生您的名片呢？”
“哦？”
“没带，是吧。”
我只好抱歉地说没带，耸了耸肩。
“对不起，我不能给你签，”他说得很慢，音调低沉，“我不能确定你目前的真实身份；下次，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被拒签了。
想起早上起床时曾流过鼻血，我心说真是邪门，莫不是京京常说的噩兆吧。芭芭拉教授的信件正好放在了签证官的桌面，可是仍没起到丝毫作用。
当天中午，众人放弃了午休连忙赶印了各自的名片。片子上的公司子虚乌有，单位的电话号码却实实在在，有只写机关单位总机的，有写熟人、亲戚家里的，甚至有写传呼台的。京京的名片与众不同，上写：
溪都唐明皇美食娱乐城 经理
中国烹饪协会 会员
国家一级烹调师
溪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 理事
《揭开火爆酒楼赚钱的秘密》 编委
那个酒店的地址落在了高新路一号，我从没听说过；问他，他嘿嘿一笑，说酒店尚在兴建、筹备中。
虽说各人皆备好了名片，可是两天下来，连着又拒签了十几个人。
午饭时，忽然传来了房燕林遭打的消息，更让人不安。原来昨天上午，闻萍进了使馆大院，忘了带“远大”与“路大”签订的协议，遂隔着铁栅栏喊燕林，想借用一下他的材料。
燕林隔着栅栏同她交谈，不料被巡逻的警卫狠狠斥责了几句，两人遂起了口角。当时燕林没在意，去秀水北街吃盒饭时，忽遇两个民工装束的青年，不由分说将他打翻在地。这件事悄悄传开了，令其他人惴惴不安，再没有勇气进去面试了。
燕林和九班的几位女孩子却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照旧嘻嘻哈哈、谈笑风生，逛商店，上卡厅跳舞，去潘家园淘货，还忙里偷闲游了趟承德避暑山庄。
晚上，大家聚齐了，在楼下找了家小饭馆吃菜喝酒，仍是“ＡＡ制”。
每人按自己喜欢吃的口味各点了一道菜，加上店家推荐的压轴菜——鱼头豆腐汤，十二道菜摆满了一大桌。屋内闷热，遂将饭桌挪到街边的梧桐树下。
京京见了那盆鱼头豆腐汤，有些迫不及待，用公勺在沙锅里轻轻翻搅，舀了汤汁在鼻尖嗅，而后放在唇边细细吮咂。
季翎颇为不满，说大家的菜，讲点公德行不，小心涎水流进了锅里。
京京听了不睬，只顾着品尝。
我在一边讥笑他，说怪不得当过厨子的嘴唇往外翻，可能是养成了职业习惯，操作时经常偷嘴的缘故。
京京用汤匙刮了刮嘴角，慢条斯理地说：“嗯，你的品位也太差了，这道汤并不咋的。你看，鱼头刚一动筷就散了架，汤色不够乳白，汤味还带点腥，依我的经验，这家餐馆在煮鱼头前，肯定没把鱼头用酱油腌过、用油炸过。”
少枫扫视了一圈，说：“少吃多滋味，多吃坏肚皮。嗨，各位看好了，这是什么？”他说着用筷子在锅里搅了下，从菜叶下夹了只苍蝇出来，晃了晃又不慌不忙的放进了鱼盆。
闻萍埋怨道“嗨，真是恶心，我们吃了半晌，你咋不早说？难道存心让大家喝清炖苍蝇汤？”
燕林唉叹了声：“哈，倒霉，谁叫苍蝇跟着厨子跑，我们也跟着沾光！”
众人听了纷纷搁下了筷子，掏出了餐巾纸擦嘴。
“我见大家饿了，见了菜，筷子像起了火一样，谁不急着填饱肚子？这道汤才端上桌，也没吃上几口。我要是早说了，怕影响了你们吃其他菜的胃口。”少枫点了支烟，兴奋地说，“这汤咱不会白喝，有了这只小虫虫就不用掏饭钱啦。”
随后，他催服务员叫来了馆子经理，指着那只湿淋淋的苍蝇尸体，黑着脸说要去工商局投诉他们。
经理见他们人多势众、七嘴八舌，一时心怯，勉强答应了只收一半的饭钱。
夜风袭来，让人备觉神清气爽。他们晚上没事，想想明天又是周六，都坐在椅子上不肯起来。
喝了几杯红星二锅头，行了酒令，接下来划起了日本拳，玩成语顶真游戏。
京京似有些心烦，拎了半瓶啤酒，黑着脸坐在一边发呆。
我问他有啥心事？他胡乱支吾不肯说。再问，他叹息道：“如今世道变了，都靠脑子挣钱，我这人在国内已过时了，还去美国干吗？比不得你们呀。”
少枫听了哈哈笑道：“哟，京哥何必如此谦虚。我们这些花拳绣腿的只不过多认了几个洋字母而已，怎比你十余年练就的一身真刀实枪的好功夫。若想在美国混出个人模人样，还得靠多打工拼劳力。老兄身子倍棒走南闯北，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既会炒川菜、粤菜，又有在星级饭店工作的经历，一技之长在手，去了肯定是抢手货、香饽饽。”
京京听了双眉顿舒，说：“唉，时代变了，生活的主题也变了，当下吃喝玩乐风靡一时。虽说做厨师的地位不高、名声不响，可我有吃香喝辣的机会、便利，富人吃的、喝的哪样我不比他们先尝了个鲜？自幼家境不好，错过了玩的黄金季节；至于乐嘛，要看用什么样的水准衡量，个人有多高的奢望和目的。古人云：乐天知命故不忧，自得其乐呗。我这人天性有弥勒之心胸，所以乐也满足了。这四项原则，仅限于做凡人的标准，还须在吃喝玩乐之后加一个‘游’字，游历人生、周游世界。人活一辈子，总不能像家雀一样留恋屋檐下那块可怜巴巴的茅草窝，生儿育女、世代相袭，固守在日渐缩小的领地。”
少枫听了脸红，抿了口可乐反讽道：“愚兄高见，不知何时肚子里装了这大筐名堂？不知是受了那家学说的影响，一下子开了天眼？”
京京冷笑道：“呸，屁学说！无师自通罢了。岂敢比诸位学院派的高材生，去了‘路大’混个四方帽戴，让我跟着眼馋、流口水。咱这人命贱，只有给山姆叔叔抡炒瓢的份！”
我提醒道：“嗯，别忘了，还会烤肉，擅长制作各种溪都风味的小吃。我想过了，得了，到了美国，咱们合伙开一家大陆菜馆，实行股份制，说不定以后开成了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规模的连锁店，股票还在纽约证交所上市呢。”
京京听后换了副容颜，嘿嘿笑道：“小吃店，是条鬼点子。只怕初去咱们本钱小，人民币敌不过dollars，还是先给洋人打工，等摸通了蓝眼珠子的口味、脾性，攒足了钱再开也不迟。”
我忙表白自己愿做跑堂的，京京不以为然，打趣道：“你呀，心细手快，当个账房先生；燕林腿脚麻利，待人和气，做跑堂的；少枫呢，太精了，不能让他掺和进来；闻萍呢，英语好擅交际，当门迎得了。不用说，厨房的一套活计我全包了，兼作大堂经理。”
闻萍白了他一眼，责斥道：“别看见梯子就想上墙！你是当经理的料？我宁可去黑人区捡垃圾，也不会当你的什么门迎。娘的，想让我看你的脸色行事，整天吆五喝六的，做梦！”
京京听后将头一低，嘟哝着：较什么真，不就随便说说么。
静默了一会，燕林说：我想通了，去美国有啥好处？有钱人还不照样死在养老院，有的人臭死在自家屋里几个月了也没人管，没一点人情味。”
我愣了下，说：“你别口是心非了！昨天你还说要是去了美国，第一件事就是和女朋友告吹，傍一位有姿色的富婆，开着宝马车，沿着高速公路从南往北去旅行。怎么才过了一宿话就全变味了！”
少枫向众人摆了摆手，笑道：“有性不一定有婚。逃避婚姻的男人往往对金钱和自由看得很重，两者并不矛盾。口是心非并不是燕林一个人的错，时势无常啊！唯一让我忌妒房老弟的，是他那副挺拔、苗条的身材，这不是吃三五天方便面、炒饼能练就的。”
众人不解，侧耳听他细说下去：“像房老弟这样的魔鬼身材，一旦到了美国，保准让金发女郎个个羡慕得要死，到那时汽车、洋房、美女，要啥有啥，还用操心做什么跑堂的！”
我听了略有些妒意，说：“老江你先别灰心，咱现在不是已经抓紧吃方便面、炒饼减肥了吗？我劝大家还是在北京多坚持一阵子，真要是到了美国，整天的什么三明治、汉堡包、奥尔良鸡翅，不胖由不得你……那可就惨了。”
待到众人个个有了醉意，已是打烊时分。望着桌面杯盘狼藉的景象，忧愁如一条冰冷、阴暗的毒蛇悄悄贴近了胸膛。
京京趁店家不注意，将桌上的调料，诸如辣椒油、盐、酱、醋等一股脑儿倒在了剩菜里。
街道上的汽车轰隆隆驶过，响声震天，仿佛从人身上碾压了过去。偶尔几声蝉鸣，仿佛女人撕心裂肺的痛叫。
我辗转于床铺，闭上了眼怎么也睡不着。睁开眼望望窗外，一座座耸立的烟囱，汩汩冒着黑烟；深蓝色的夜空挂了几颗亮星，仿佛熟悉人的眼睛。
我坐直了，点亮了壁灯，取出了纸和笔，想将多日来在北京生活的细节记录下来，寄给冰秀看。
我写道：冰秀，你很难想象到我现在的心情是多么糟糕。我们这一群学生如同坐在了一列封闭的地铁，忘了何处是起点，也不知何处是终点，就那么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地旋转着。
去美国留学之事一开始我并不想告诉你。之所以这样做，是我不想再去打扰你平静的生活。但是出乎我的意料，来北京签证吃了214（b），也就是因有移民倾向而遭到了拒签。这是一场严肃的近乎荒诞的游戏，因为只有结果，没有评判的标准。同学们和我一样的命运，我们住在破旧的旅馆，整天乱糟糟的，方便面、炒饼、榨菜几乎成为我们每天的主食。不瞒你说，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一天黄昏，京京串门时走错了房子，看到床头报纸下露出半只精致的塑料袋，他大喜过望以为发现了少枫私藏的饼干，迫不急待打开一看，却是一包女孩子用的卫生巾。一时此事被大伙传为笑谈。
每天出去我都能看到门口那只脏兮兮的流浪狗，我给它随便起了个名字，叫丢丢。它那对黑弹珠般的眼球已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可怜兮兮地跟在我们身后，小心叫着。即使它再乖顺，也没人拿它当回事，它只是大伙闲极无聊时的一个开心果而已。没人真正疼爱它，因为它爱在床下偷偷撒尿的缘故，它的夜晚从来都在阴暗潮湿的水房里度过。
唉，不知那位哲人说过：纷杂的统一才是美。依我看，“远大”的学生是纷而不杂，统一更谈不上，只是站在了美的边缘。
望着夜空，我会想起婆婆那张饱经沧桑的笑脸，尤其是她的眼神，从凹陷的眼眶深处所凝聚的焦点，闪烁出多年的沧桑、智慧如亮星一般摄人魂魄。想起所里那一群无忧无虑的鸽子，悠闲自得地散步、觅食，咕咕叫着去谈情说爱。它们时而盘旋于苍茫的夜空，时而栖息在枝繁叶茂的大树；它们的领地是何其宽广，它们的行动是多么自由！这一点，人类赶不上，尤其我们这一群三等公民赶不上。我常想，鸟儿可以随意地飞翔，任意地栖落，越过任何一条人为的国境线、边防线，而我们却不能，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这个世界倒退了，或者说像蚕一样，人为自己编织了一只美丽、光滑的茧？
星期六的凌晨，我和京京、少枫他们去天安门观看升国旗；上午，游览了故宫；下午，去了北海公园。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北海，因为自然美景与现代艺术在这里融洽得天衣无缝。可是除了划船时溅湿的衣服，有记念意义的东西什么也没留下。
你的生活相对是宁静、安逸的。生活在极富自然情调的深山老林里，你一点也不感到寂寞，令我惊奇、羡慕。其实，人原本和谐地生活在自然界，可是由于经济大潮的冲击，人变得冷漠了，变成了为钱而奋斗的机器，在生命的流水线上被加工、被复制。人，失去了他最可贵的东西。
现在的一切简直糟透了，还是让我短暂地回到过去吧。
自从进入师院附中，我第一眼就注意上了你，默默爱着你这个孤傲的女孩。你的眼神不着一字却饱含深情。可是我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在中学时期无缘发展到更深的层次，只能是冷眼观花花无语。
进了“远大”，一切又在悄悄起着变化。我渴望得到爱，却又怕爱的沉重。表面上我无忧无虑，但内心深处复杂又矛盾。可惜你不能陪在我的身边，无法体悟到我的感受。
生命在脆弱中走向刚强，这句话或许于你和我都有积极的意义，就让它成为这封信的结尾吧。
江少枫因为担忧父亲的病情，次日上午一个人坐火车赶回了溪都。
我又给“路大”英语系主任发了份传真，详细说明了我们目前面临的窘境。这一次“路大”很快回复了，只是另换了他人，是Tomas Cheng用汉语写的，他叫同学们勇敢些再进去试一下。
临近黄昏，大伙聚齐了坐在旅馆昏暗的灯光下，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众人七嘴八舌商讨了半天仍决定不了是进还是退。
我猛然记起昨晚无意中翻看《出国指南》时的一则信息，原来美国在四川成都还另设了一个领事馆。于是我说，树挪死，人挪活，咱不妨换个地方去成都碰碰运气，说不定还签上了呢。
京京听了跟着附和：没错；从地图上看，溪都到成都的直线距离比北京近多了，翻过秦岭就是。
闻萍颇不以为然，说跨区域申请，恐怕人家不受理，去了也白搭。
京京想了想，说：去成都得和老古商量，个人的车马费不说，要是出了事谁负责？不过，我还是倾向于去成都试一把。
燕林说：行，咱就这么定了。回溪都见了老古要口径一致，就说在北京没钱了，看他咋办。
我又和古主任通了电话，告诉他大家早已弹尽粮绝、心灰意冷。古主任哼哧了半晌，说“路大”的校长将要来溪都访问，实在没法子了先回溪都再说。
我向大伙告知了古德安的意见，没有一个人吭声站出来反对。
当晚，大家匆忙收拾好了行李、购买车票。不久，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回了溪都城。
46．美式签证
回到溪都的次日下午，我去“远大”见了古主任。
未等我坐稳，古主任脸色一沉，冷冷的说了一句：小柳呀，听说你对我很不满哟。
我听了脑子里嗡的一声响，怯怯的问啥事情？
“在北京时，当着同学的面你说我什么来着？”古主任直截了当。
我听了一惊，旋即又冷静了下来，说大家担心各自的前程，要是签不上证了咋办呢，咋会说您？
“还有呢，你说清楚。”
我愣了下，回想起在日坛公园时群情激愤的场面，难道说有人向他告密了？
古主任见我黯然不语，点了支烟：你急着回来干啥？是不是你让大家去成都的？
还没等我回过神，甄俪手摇着彩扇姗姗走了过来，笑着说：“哟，小柳来了，稀客、稀客；这次表现蛮不错嘛，在北京一人独撑大局，给学校省了不少事，同学们都夸你是他们的好领导呢。”
“咳，刚才我还在训孩子呢，你甄姨一到却使劲儿夸奖，看来我没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冤枉了他。”古主任身子向后一仰，拍了拍光脑壳笑道，“人老了，糊里糊涂的不中用啰。”
听闻此言，我心里稍觉安稳了些，故作委屈样唉叹了声。
甄俪收敛了笑容，紧盯着我说：“不过，想回来就回来了，为啥非要编个理由——去成都呢？不瞒你说，在你们从北京回来之前，九班已有人去成都试过了，跨区域签证，人家根本不受理！”
在家休息了几天，我感觉精神好多了。
父亲说，南方的门面房已托叔父找人租了出去，眼下我最紧要的事是学好英语，办妥赴美签证。他又说，人生关键的几步路往往走得十分艰难，要走出国门去美国——经济、文化那么高度发达的国家，更得有股子韧劲，这可是咱家三代人的梦呀。
我有些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学英语有啥用？不照样出不了国、干等着，弄不好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是先讨回代办费要紧。
父亲听罢，倏地变了脸色，厉声喝斥我：“小心眼！老记着那几千块钱。记着，咱穷，可也要站在富人堆里。
当父亲发话时，母亲从不多发一言，可是这一次她还是忍不住嘟哝了一句：美国人管的闲事太多了，处处都要插手，单单没人理会儿子出国的事儿。
婆唉叹了声，怨我去了那么长时间，不见给家里挂个电话。她说：并非你一个人担忧，你说出来让我们大家听，每人都分摊一点，你的担忧就变小了。
我担心再坐下去，说不定又会与父亲言语不和起了什么冲突。正寻思着找个借口离开，电话铃声响了。
我去接了电话，原来是权泓打来的，说他明日在“进校”礼堂给孩子过满月。
次日上午，我见到权泓时，他正指挥着五六小伙子往楼上搬运烟酒。
见面后略作寒暄，我望了望礼堂，心生感慨说：“想当年这里曾是室内体育场，打排球、玩游戏、开晚会，眨眼间又成了校园饭店。”
原来，“进校”被省教院接管了，每年仅开办一个小学民办教师进修班，学校失去了生源就等于断了财路，遂将礼堂租了出去。
权泓笑我多愁善感，说市上正严查吃喝风，为避风头，他再三权衡只好选了这地方。
前来赴宴的客人并不多，只摆了九桌酒席。
饭菜的味道一般，酒的水准却极高，并且每桌白酒的名称不一样，“五粮液”、“茅台”、“剑南春”、“泸州老窖”等，是权泓平时积攒下来的礼品。
酒过三巡，权泓开始来客敬酒。
当他醉醺醺地走到了我跟前时，一把将我从座位上拉了起来，说：“今天这酒，非得多罚你几杯不可。我结婚时，你没来捧场；我做了副乡长，你又去了北京。你呀，一天到晚都在搞些啥名堂？”
我心生歉疚，扼要说了去北京签证的事。
权泓冷笑了下，说：“拒签了，就甭去了呗。美国有什么好，不就是白人比咱白、黑人比咱黑。不必去了，在镇上开家性用品店，也能发家致富！”
我听了讪讪一笑，道了声谢，说：“可是事情办到了这份上，已是骑虎难下，家里人比我还心急呢。”
“噢，这么难为情，”权泓喝了口递上的酒，问，“没打通关节？”
“关节？”
“嘿，我说你咋这么笨哩，”他摇了摇头，喷出口酒气，低声说，“私下里活动了没有，Money，你懂吗？”
“那会行？得了吧，外国人还吃咱这一套？何况平常根本碰不着老美的面，见了也隔着厚厚的防弹玻璃，窗孔小得仅能塞进去半只手。”我以为他喝高了，怕他当着众人的面出丑，想将他拉到一边。
权泓一把推开了，高声道：“当然有办法罗；你就将美钞夹藏在材料里一并塞进去，他见了钱还不办事？榆木疙瘩！”
见我木然不语，他似乎有些失望，摇摇晃晃地走开了，一边自语着：“娘的，管他哪一国人，什么黑的、白的、黄的，啥样的信仰，只信这个——Money 。”
这下我再也无心坐下去了，宴席未毕，我瞅了个空当匆忙逃离了礼堂。
行走在街边，太阳直晒在头顶，热得让人大汗淋漓。回想起方才权泓的一番话，我不免黯然失笑。酒劲开始起了作用，头脑里胀得厉害，眼前似有无数个光圈在晃悠。
回了家冲罢凉水澡，我喝了杯浓茶，方觉轻爽了许多。窗外那只红颈鸽子扑棱着飞上椿树枝，朝我咕咕地鸣叫。
我抬头凝思了一会，婆颤巍巍地进了屋子，高声说：“哎，傻旗子，瞧你屋子里烟沉雾罩的，整天呆着会闷出病来的。”
见我无动于衷，她又向前挪了挪拐杖，说：“这么热的天，菜苗都快干死了，快，下楼去，给浇上一水！”
浇罢水，我闷闷不乐的吃了晚饭，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忽然接到了京京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他签上证了，催我火速进京。
我听了一愣，起初以为是他开玩笑；再三追问，他仍说签了。我仍有些不信，打电话到“远大”求证，古主任语气坚定说确凿无疑。
原来那天京京并未回溪都。他到北京西站后独自溜了一圈，等到别人都走了，他悄悄退了车票又返回到了宗声的住处。
很快，京京签上证的消息通过古主任的热线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每个学生的耳里。
待确认了后，我心里又惊又喜，当晚便收拾好了行礼。次日午后，带着季翎急忙坐火车赶到了北京。
光华旅馆正在拆除中，现场机车轰鸣烟尘雾罩的，我俩只好住进了秀水街附近的一家地下室。
可是时间极不凑巧，次日即是周六，签证处不上班。
周日下午，后面的同学跟着陆续赶到了，他们仿佛事先约定了一样，放下背包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京京讨些签证的真经。
京京斜躺在床边，眯着眼述说了签证的经过；满屋子的人洗耳恭听，生怕错漏了一个字。
京京说签证处来了个新面孔，给他放行的是一位理着平头的小个子青年，在6号窗口。那位“平头”只问了他三句话，并且全用汉语。三句话分别是：你是学生吗？你去美国干什么？上完学之后呢？三句话他回答了五个字：是；留学；回国。就这样顺利的通过了。众人听了不禁个个羡慕得要死。
夜深了，我约京京出去透透气儿。
面对明天的签证，我既兴奋又担忧，说：“一下子来这么多学生，明早没准儿又是一窝蜂拥进了使馆。要是排在前面的回答问题时出了一丁点差错，后面的人就根本没戏了。”
京京怨我误了机会没跟他一块儿签，行动上又慢了半拍，说：“不过，明天还是个吉日，你尽管大胆的面试，最好能排在队伍第一名。”说罢，他拨拉着手指头，嘴里咕咕哝哝地不知算计着什么。
次日凌晨四点，我早早起了床去使馆门前排队。
到了近前大吃一惊，五位“远大”的学生早已捷足先登，一个个仿佛打坐念经的小和尚，眯着眼坐在地上打瞌睡。大家见了面彼此心照不宣，点点头算是问候。
江少枫站起来伸了伸懒腰，点了根烟抽，建议他们玩一个游戏：“你看，时间还早，就咱们几个老熟人，不必紧张兮兮的再争进馆子名次的先后了。大家玩玩屈体下蹲的游戏，既锻炼了身体，又不伤和气。”
众人听清了后，纷纷站了起来舒缓筋骨，做一些热身运动。游戏的规则十分简单，每次选三人背靠背做屈体下蹲，分别代表西边、南边、北边三条路三个不同的方向；那一边先来了人，代表方就不用弯腰撅屁股了，他可以优先挑选队伍里的最佳位置。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来，有时却从三个方向同时来了人。
“嘿，讨厌，”闻萍扭了扭腰，说，“天下竟有这等奇事，难道美国人申请中国签证也非得弯腰撅屁股？我累了，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
话音刚落，燕林从一边走了过来，呵呵笑道：“你们哪，真是一群傻得可爱的鸵鸟；说，是不是又听了少枫的什么馊主意。”
然而事与愿违。
给京京放行的那个“平头”，因为初来乍到、良心未泯，认为申请者的理由个个充实可信，大笔一挥放行了不少人，上级一气之下将他安排到门房，负责查验申请者的身份证件。
排在3号、4号窗口的闻萍和少枫仍相继遭到了拒签。
我站在6号窗口，还是那位穿背带裤的签证官接待。他随便翻看了一下材料，问了我两个常见的问题，既没说通过又没说拒签，只是摆了下手，示意我站到一边，让身后的人上前面谈。
我忐忑不安站在了窗前，抬头对视着签证官。看到后面三个人接连从容通过，既焦急又无奈，怕影响了人家办公，于是悄悄后退了两步。
后面的队伍依旧有条不紊地向前慢慢推进着。我站久了感觉双腿有点麻木，索性坐在了厅后的长椅上。
“喂，柳旗，请到前面来。”就在我神不守舍与人交谈的时候，签证官用小喇叭喊。
我整了整衣服慌忙赶到6号窗口，面对签证官咄咄逼人的眼光，顿觉有些底气不足。又经一番询问，签证官犹豫了片刻，摇了摇头还是委婉地拒签了。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大意了，也许机会就在久站窗口前的那一刻。
出了签证处，我赶紧同“远大”联系；甄姨叫我们少安毋躁，说 “路大”也很着急，派了英语系主任芭芭拉乘飞机后天到京，专门负责处理学生的签证问题。
晚上，我去季翎的房间。其他人逛商店、吃夜市了，她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边看书。
见我进来了，她坐直后问候了句，黑眼珠一闪一闪的。
我唉叹了声，请她下楼去吃晚饭。
两人在巷子里找了一间僻静的饭馆，吃着菜，喝着啤酒，她仍闷闷不乐。
我问时，她说，有人说我的闲话呢。
我听了一愣，脸皮火辣辣的，问是谁？
她说：是江少枫；他说你收到美国的传真不及时转给他看，还有，‘远大’有什么消息也故意隐瞒着；对了，还说你爱在人前吆五喝六的。
我听了暗自叫屈。这几天来，在北京收发‘路大’的传真、和‘远大’联络、组织开会，之所以会这样乐此不疲地来回跑着，我并非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如何如何，而是因为大伙在同一条船上。
想到这儿，我讪讪一笑：“近乎二十号人马总得有人挑头吧，这些我不会计较的。”
“还有闻萍呢；她说你特花心，没事了就往女生宿舍跑，女朋友多得用火车皮拉。”
听完这句话，我被逗笑了；也许闻萍早已看出了我和季翎的关系，并非什么表兄妹，肚子里装满了妒忌和怨气，于是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舌头是扁的，话是圆的，你相信她？”
话音才落，忽听得有人喊了声季翎，我扭头看时，只见闻萍和韩姿婷等人走到了店门口。
还没等我开口，闻萍似笑非笑说：“哟，原来你俩在这儿消停呢；还是柳老师体贴人，带你一个人出来。”
我说肚子饿了，出来吃晚饭。
江少枫走到了近前，双眉一皱说：“咦，有件事我总不明白，我以前也做过老师，为啥你们不叫我江老师呢？莫非是我得罪了各位？”
闻萍莞尔一笑：“哟，为争老师的名分闹情绪，不值。他是柳老师，你是咱们的领队，干脆叫你江领队得了。”
少枫听了仍有些怨气，说：“领队算什么，还是叫老师亲切，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柳老师，对不？”
韩姿婷见气氛有些紧张，忙在一边打圆场，说：“只不过是随意叫叫嘛；还是领队好，领导队伍的人，自然您就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啦。”
少枫听了笑着连说行，回过头叮嘱大家以后见了面称他为江领队。
改天，“路大”英语系的主任芭芭拉女士来了。她年过半百，满头稠密的银发。她穿件红色T恤衫，反衬得身材有些臃肿。
大家将见面会谈的地点选在了离使馆不远处的日坛公园。芭芭拉用英语简单陈述了来京的经过和目的，为同学们没能签上证而遗憾。
她戴着老花镜，仔细看过了学生的名单，在场的共有十八个人，还有四个学生尚在溪都。她用英语同每个学生轮流交谈，不时用钢笔在小本子上做着记录。她严肃地说，她将和使馆官员进行认真交涉，并将此次谈话的情况尽快汇报给领事先生，连同学生名单一并呈上。她对同学们的英语水平比较满意，说他们是一群聪明、可爱的学生。
“芭芭拉女士，我能向您提个私人问题，行吗？”我说。
众人听了一片哗然。
“你说吧。”芭芭拉慈祥的目光望着我。
“为什么‘北大’、‘清华’的学生能轻易通过，而我们往往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美国人将中国学生分成了等级、搞双重标准？”
芭芭拉沉思了片刻，说：“我想不会的。尽管那是使馆官员的权利，我无权干涉。不过，我会向他们转达你的意见。无论你来自何方、哪一所学校、哪一个地区，每个人都享有均等的留学机会。机会均等是美国人一贯遵循的原则。”
会谈在自然、和谐的氛围中结束了。
当“远大”的学生再次迈进使馆大门，签证官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始终和颜悦色的。即使有人遭到了拒签，他的心情也平和了许多。最终，签证处看在芭芭拉的面子上，还是通过了两个学生，其中一位是闻萍。
闻萍兴冲冲挽着京京的手臂，去饭馆庆贺。江少枫等人赶过去时，两人的饭桌上已是一片杯盘狼藉。
少枫在邻桌落座，叫闻萍过去聊，大家一块高兴、高兴。
闻萍佯装没听见，翘着二郎腿，眼皮都未曾抬。少枫自讨没趣，点了支烟慢抽，说：“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红灯高高挂，几家飘泊在外头。”
我说：“嗨，别雅兴了；人家签上了正乐呵着哩，见了咱一帮子贼眉鼠眼的背霉虫准会倒胃口；算了算了，还是各吃各的好。”
少枫愤然道：“真是的，我一路上没少关心她，吃饭、打的、游园，那一次不是我掏的钱。如今签上了，理都不理了。”
季翎喝口茶，说：“得了呗；你可知道裴多菲的那首诗？”
见少枫一脸迷惘，季翎朗笑了两声，说：“早在几百年前他就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依我看哪，若为留学故，二者皆可抛。发达国家的领事馆是拆散鸳鸯的地方，想开点好，何苦如此伤感呢。”
见众人在一边冷嘲热讽，京京有些坐不住了，走上前弯腰赔着笑脸，说：“哟，诸位甭生气、甭计较。各位伙计毕竟朋友一场，鞍前马后的功劳我心领了。她，可能一时兴奋过头了，希望给她一次改正立功的机会，到时候让她在溪都东来顺饭庄宴请诸位，咋样？”
少枫哼了声，说：“行了，别假惺惺的了，你又不是她肚里的蛔虫。”
燕林朝地上啐了一口，说：“不过叫她一起聊聊，可坐得远远的，生怕大伙儿沾了她的喜气；唉，反正人家要走了，生分得连说话的薄面也不肯给！”
京京听了有些来气，指着两人说：“今日是怎么了，说话满是火药味、净给人脸色瞧！”
少枫睁圆了双眼，推了他一把，喝道：“老子就是有气，怎么你小子不服？！”
京京打了个趔趄，随即回敬了他一拳，和少枫动起了手扭打在了一起。
见此情形，闻萍铁青着脸疾步走到了近前，不由分说拉着京京便走，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少枫朝着他俩的背影狠狠的啐了口，说：“稀松，一对野鸳鸯的命。”
燕林拍了拍他，端起了二锅头给我和屈绍等人斟满了酒，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我现在唯一敬重的是柳老师，他不愧为老黄牛，默默无闻、一心一意地做事……”
少枫打断了他的话，说：“这喝酒可得有个讲究，喝酒愈讲究的人愈容易打交道。藏族人喝酒，先用手指往天上弹，而后滴在地面，第三下弹在自己身上，第四下弹在眉宇之间。这叫敬天敬地敬自己。人生在世梦一场，无论何时也要对得起生命，对得起自己那份良心！”说罢，他仰起脖子一饮而尽，脸色霎时变得通红。
吃了一圈，燕林红着脸说：“使馆已把我们列入了黑名单，一听溪都来的全给拒了。虽说芭芭拉来了，表面上有些松动，但明松暗紧。目前这一锅水已被人搅混了，即使北大、清华的学生只要沾上溪都二字，照样得吃214（b）！”
韩姿婷打开小镜子，一边描口红一边说：“别再指望老美给最咱最惠国待遇了，说不定看谁不顺眼，当咱是恐怖分子了。”
“看你说的，谁不顺眼了？”唐旭扭过脸正色道，“这些年去赴美留学的不就出了一个卢刚么；那是特例，你立场不稳甭替外人说话，行不？”
季翎轻叹了声，说：“那位梳分头的小白脸对着我竖起三根细指头，连说third times，third times,然后问也不问就给拒了，简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静默了片刻，八班的马望东忽然兴奋道：“现在小语种吃香，学韩语、阿拉伯语的特紧俏。我院子的一个伙计学了半年韩语，去大连当翻译一个月能挣到一万五。”
我听了直摇头，说：“真是的，一会学日语，一会儿学英语，再一会儿学韩语，把人都累成马了。听说师大有一位女教师痴心梦想着出国，五年下来学了不少语种，什么英语、法语、希腊语……揣了一皮包的护照，跑遍了秀水街的各国使馆，人都神经、疯了，愣是没签成一个！”
少枫点了支“三五”烟慢悠悠地说：“学日语、去日本，遭遇日式刁难；学英语，去美国，遭遇美式签证。去韩国那就更难说了。其实无论什么签证，说穿了就是一纸合法的卖身契、一只备案在录的户籍本。”
“户口本？”
“没错，洋人有钱来了是市民，上城镇户口；咱是农民，去了上农业户口，更别奢谈什么农转非了。”
我叹了口气，说：“命运攥在了他们手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蚂蚁跟大象接吻，咋能够得着嘴？算了，还是回家吧，人家早认定了咱这帮子老农民有移民倾向，再试也白搭。”
众人七嘴八舌畅聊了一番，意见渐趋一致，决定再等两天，实在不行的话就只有打道回府了。
北京，初秋的夜晚有些寒凉。一场秋雨过后，气温骤然下降了七八摄氏度。
我一直没放在心头的感冒突然加重了，头发热，打喷嚏，流清鼻，太阳穴抽着痛，躺下来昏沉沉睡着了。
醒来后，我冲了包方便面，浏览当天的报纸，中美关系是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可是找不出和他们签证有关的只言片语。
午饭过后，韩姿婷从菜市场拎了一兜黄瓜、西红柿回来，不料在楼道里被少枫等人撞见，大伙儿不分三七二十一，一齐上手将黄瓜、西红柿抢了个净光。
我啃着黄瓜说：“难过哟，不论走到哪儿，我总想着老妈做的那一碗红豆稀饭好喝。”
唐旭听了似有同感，“嗯”了声，说：“记得上初二那年，九月多，我带弟弟去庄稼地偷烤嫩玉米棒子吃，焦黄焦黄的，咬一口甜滋滋的，那个滋润劲儿，甭提有多美了。想不到今儿个为了留学，工作没了，到手的媳妇也丢了，还拉了一尻子外债。”
季翎捋了把额前长发，扫视了一下在座者，说：“还记得光华宾馆那只流浪狗吧，唉，房子一拆也不知它跑去哪儿了？可惜咱没养狗证，当初没收留下。”
少枫喝了口可乐，带着些自嘲的口吻，说：“都别自个儿闷气。这么滋润的日子，日坛门进、贵友门出，各国使馆门前乱转悠；累了睡地下室，温暖又干净；饿了，咱们开‘黄瓜会议’， 晚上随心所欲地做梦，多舒服。”
我苦笑了下，说：“别自我安慰了。倦了，我就早倦了，不想再陪他们玩了。”
其实大伙心里也明白，这场签证游戏从一开始就定下了结果，因为美国人永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学生是规则的接受者。并且，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改规则，而学生却不能越雷池半步。
47．涅槃
比起北京西站，溪都火车站显得那么狭小、拥挤；街道两边的楼房低矮、破旧，无一丝生气。
不过一见到那古老、巍峨的城墙、塔楼时，依然那么亲切、感人。曾几何时，在京城街头失意、徘徊的日子里，关于溪都的故事、传说曾是他们心灵的慰藉和依靠。现在，他们怀着失落的情绪又回到了这方水土，从商场的喇叭里传来一阵阵歌曲……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不免让人有些迷惘。
在家休息了两天，我感觉精神又恢复到和往常一样了。吃过早饭，我想去找少枫商量一下退还代办费的事情，不料京京打来了电话，说他正在机场，再过两个小时就要登机起飞了。
我听了一惊，说想去机场为他送行；他不肯，支支吾吾的说他代闻萍问一声好。
听后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于是提出跟闻萍说两句。
电话那头随之没了声响，过了好一阵，京京才说话了，说闻萍伤心的哭了，再怎么劝也流泪不止，劝我还是算了。
我心里顿觉十分沉重，勉强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向他道了声别。
我心情烦闷呆坐了一阵，母亲走进了屋子，问我：权泓借的钱啥时候能还？
我胡乱支吾了两句，说下周二吧。
母亲似有些不信仍不肯离开，我向她说出了欲退代办费的想法。
她听后十分吃惊，唉声叹气的：傻旗子，你真的不想去了？这件事可得你爸爸的同意。
我说，不是不想去，是我想去人家不让去。签证是道门槛，把想去、但去不成的人挡在了门外。
这时，弟弟走了过来，一脸肃然说：“哥，钱先别退；退了钱，学校再不会给你办了。我在新疆当兵时，看押重刑犯人。监狱位于戈壁滩的中心，方圆上千里杳无人烟，只有盐碱地、骆驼刺。据说在监狱建起的四十年间，只逃出了三个犯人，其中有两个饿死在戈壁滩边缘。他们三人背着平日偷偷攒下的十几筒牙膏，饿了、渴了以牙膏充食。想想看，他们当时的心情肯定绝望极了，但绝望产生的巨大力量促使他们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拼劲。当然了，咱家现在日子好过多了，可我想，依你的性格、年龄要是能出国发展或许会更前途。”
我听后觉得有些可笑，心想自己又不是什么囚犯，于是稍带着怨气说：“你呀，乱说些啥呢，溪都又怎么了？难道非要出国才有出息？并非哥不想去，代办费攥在手里心踏实些。”
母亲仍不同意，板着面孔说：“现在大学一再扩招，找个好工作是那么的难，就你这样，留在溪都还能干出个什么名堂！”
我沉思了一会，说：“这样吧，我先去学校探听一下虚实，以后再作退钱的决定。”
改天，我约了季翎，一同赶往古塔路副117号的市地质勘探局。走进那座上了年纪的筒子楼，七八个民工正在粉刷墙壁，安装新购置的铝合金门窗，楼道里充斥着叮叮咣咣的敲打声。
一楼的东尽头，有两间房门上贴着红纸条，上书“远东文化大学”六个大字。
我推门进去，甄俪手拎着洒壶在给兰花浇水。她听清了我的来意，低声说：“既是自己人，就不必瞒你了。虽说我们为签证之事使尽了浑身解数，恐怕也难以扭转大局了。”
我听了心头一震：“那，退钱呢？”
甄俪轻叹了声，朝门口望了眼，说：“退钱来得及，我手里还捏了十九个人的代办费呢。不过，这事千万能不能让别人知道。”
话音刚落，古主任走进了屋子。听说我不打算去美国了，来退代办费，当即沉下了脸，说：“嗬，你这孩子，学校已给你们尽力了，没签上只能怪你自己，怎么又怨起了学校、想退费！”
听闻此言，我心里颇为生气，说：“是甄姨刚才亲口讲的。况且，为给学生办护照，我叔出了那么大的力，弟弟开着破吉普大热天跑了一二十天。”
古主任静默了片刻，忽对甄俪激动地喊：“是么，你刚才说了？唉——原先去日本的都没退代办费，为啥要给他？我拼死拼活地干，干了两年了没领一分钱工资，你说说哪来的钱？行，你给他退，我不干了！”他黑着脸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面不停地唉声叹息。
甄俪听后侧过了脸，从衣袋里摸出块蓝手帕，盖在眼角拭泪。她抽抽嗒嗒地啜泣着：“唉，办学难呀！傻孩子，姨哪来的钱哟，姨的一肚子苦水又向谁说呢？虽说在你们之后又签了两人，可至今还没收上钱呢。”
“哦？”
“小汪她家穷，她爸在渭南开卡厅背了一尻子黑债，整天东躲西藏的，一阵子深山老林，一阵子黄土坎坎，整个一只钻山豹，害得我跑穿了鞋底也没碰着面。”
“那，另一个呢？”
“咳，那个田润玉，可鬼大了。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美国，不是芭芭拉打电话告诉了学校，我们至今还蒙在鼓里，以为他在家蹲点呢。”她用手帕揩干了泪水，继续说，“我去了他家三趟，他妈人始终不肯承认儿子去了美国。一会儿说他去深圳卖玩具，一会儿说去了俄罗斯种白菜，一会儿双说去新疆摘棉花……总之，说不清他究竟去了啥地方。后来我拿了张他在‘路大’的照片，他妈方才低头认错。可也仅付了一少部分钱，余额让袁校长从小田打工的薪水里扣。还有，芭芭拉来了，她来回的食宿费、往返机票两万多块钱全是我垫付的。唉，现在我手头上是有些钱，但那是别人的，我一分钱也不敢挪用，得给人家保管好。”
季翎听了似有些伤感，悄悄拽了下我的衣角，示意我别再说话。
见事已至此，我也无心再待下去了。
我和季翎出了门，走在大街上，蓦地感觉头脑里空荡荡。季翎说：“真理掌握在强权手里，不会愈辩愈明。一见甄姨哭穷的样子，就知她没存心还你的意思。你还待在那儿干吗，听故事？一旦惹到了她的伤心处，引发了心梗什么的急症，还会有你好果子吃。”
送季翎上了计程车，我又去了趟叔父家。
见了二婶，我说了卖股票的想法。玉娘听罢，倏地收敛了笑容，吞吞吐吐道：“嗯，早卖了……唉，没法子，你叔交付最后一笔房款时，钱不够用，只好借用了。”
我听了心嗵的一下：“为何不打声招呼？”
“唉，临时救个急嘛，瞧你这孩子。只是借用一下，他会还你的。”玉娘说罢，抖了抖手臂索性进里间躺下了。
回家后我将股票之事告诉了母亲。
她听了一脸无奈之样：“唉，算了，吃一堑长一智。你叔官做得清贫，那点干工资既要生活又要养家。他平常对你也挺好的，单位发了汗衫、衬衣、饮料常拿回干休所……他是性情中人，用了不说自有他的难处。”
晚上临睡前，母亲突然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床前，说：“唉，差点忘了告诉你了；下午四点多有个女的打电话，声音很沙哑，让你去什么……溪岭……对了，是溪岭康复中心。”
我听了一惊，“哦”了声。
母亲说，具体情况那人不肯告诉，只催我去一趟。
我猜测那个打电话的人准是冰秀，莫非她孤寂难耐想找自己了……
第二天早上，我搭乘第一趟班车赶往溪岭。像上次一样沿途仍换了三趟车，到了凤凰咀时，秋日的太阳晒在身上暖烘烘的。
我走进那所空旷的大院，高大的杨树、梧桐、冷杉覆盖了楼舍，一派郁郁苍苍。
我疾步迈进康复中心，迎面碰见了水芹，她神色惊慌，说：“你来了，她正在屋里等你。”没等我开口，她又急匆匆走开了。
院内行人面色肃穆，气氛有些紧张。当我推开东区１-２５房间，不禁大吃一惊：屋内烟雾缭绕，桌面竟摆放着冰秀的遗像；黑纱从两边垂下，录音机送出低沉的哀乐。我心头惊悚，恍惚间跌进了一个冰冷阴森的世界。我怀疑自己的眼光，又如行走在缥缈的恶梦中。我痴痴地向四周张望，努力在寻找什么，可是更让人失望了，听不到她的笑语，见不到她的容颜。
“哦，小柳来了。”我回头看时，一位挽着黑纱的中年妇女冷冷地站在了面前；比照遗像上的她，我猛地记起了，她——冰秀的母亲，沈媛。
“怎么回事，嗯，难道她……”话语哽咽，我说不出口。
“她，走了，”沈媛淡淡地说，“唉，苦命的孩子，她就这样走了。”她慢腾腾地沏了杯热茶叫我坐下来喝，一边说，“四天前，走了。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偶然发现了她写给你的信。”
她从怀里掏出一只白色信封，信皮上什么也没有写。
我紧握着信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嗨，说来话长，”她揩了把眼角的泪水，缓缓地说，“九月十三号走了。那天午后，有位山民在自家的山林地放火烧荒，准备开垦点坡地，种些白菜、蒜苗。当地山民毁林烧荒的年头由来已久了，今年烧东山一片坡地，点种些玉米，明年烧西山一片草场，撒播些小麦。从来也没听说过因烧荒而引起什么灾难，久而久之，大伙也习以为常了。谁知到了晚上，风很大，将未燃尽的蓑草枯叶吹到了仅一墙之隔的康复中心。很快，燃着了堆靠在墙边的麦秸，还有林场的一堆树苗，可是在深夜竟无人察觉。等到大火蔓延到学生宿舍楼下，已经晚了。”
“什么，学生宿舍……”
“嗯；山村小学的教室在七八月份被狂风暴雨摧毁了，开学后学生没地方上课，只好临时借用了康复中心的三、四层做教室。有的学生离家远些，回家不方便，晚上就住宿在楼上。”她叹了口气，继续说下去，“偏偏在那几天，民政局拉了两卡车救济山民的过冬衣物，堆满了楼下的仓库。火遇着了棉物，燃烧得更加凶猛，浓烟滚滚。半夜了，孩子们撕心裂肺般的哭喊声惊动了院中所有的人，大家手忙脚乱慌作一团，纷纷去取水灭火，上楼抢救。那栋楼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建的，原作为实验室用，楼道狭窄多拐弯，楼梯又陡，没安装消防设施。黑暗中，人们只顾着取水，端着脸盆、铝锅、水桶……要从三十米外远的荷塘里往返取水，十分费力地浇在火上。
等到救下了那七个小学生，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留下几个壮男清理残留的火场，其他人回到了自己的宿舍，洗脸、喝水，准备休息。因为水芹平时和她住一间屋子，当时她俩一同去的火场，喊人、端水、上楼抢救孩子。当水芹回到房子，起初还以为她上厕所了；等了十几分钟还不见她，这才慌了赶紧出去喊人。最后在三楼靠近卫生间的拐角发现了她，早被浓烟熏倒了。”
“这……没紧急抢救？”
“抢救也不管用。医生说，她肺部吸入了过多的烟尘，因窒息而死。”沈媛轻声啜泣了一阵，“唉，苦命的孩子，其实她真的不该这么做，她是一个病人呀！”
我和她默默对视了一阵，走到里屋，慢慢打开了信。
冰秀写道：七月下旬收到你的来信，是我感觉最快乐的一天。我想自己痊愈了，盼望着能早点出去。也许我会呆在溪都某个角落一辈子默默无闻；也许我会随你远走天涯，因为我将咱俩之间的事告诉了父亲，他默许了。那天他的精神格外好，希望我早日走出这片深山老林。然而事情很快起了变化，父亲在八月初的一个凌晨去世了，是急性心肌梗死。突遭如此沉重打击，我又一次改变了人生的方向，我决定留下来，守孝一年！
我几乎断绝了同所有人的联系，包括我的母亲（当然是心理上的）。我经常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直到昏睡过去。有时也去山间散步。走在树木丛生的野林子，没有人知道你从何处来，你将向何处去；更不会有人知道你的名字，你心中的往事。空中，树叶簌簌飘落；脚下，溪水淙淙流过，波声回响在山谷。我常幻想自己是山林中的野鸟、溪水中的小鱼，那么无忧无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水土。但我又做不到。鸟儿和鱼儿的欢快不仅缘于大自然环境、山水的孕育，更有赖于其生命本身，因为它们还远未进化到像人类这样具有复杂情感的器官，它们的世界和孕育出来的低级器官相辅相成、和谐运转，遵循着最原始的生存法则。
第一次看到初生的小羊羔跪在母羊身边吃奶时，我震惊了。那是一种上天带来的敬畏、感恩之情。我问医生：为什么人生下来第一声是哭，而不是笑？她说孩子不愿降临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因为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人生苦难的开始。
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之间时常吵架，至今我弄不清什么原因，我也不愿去弄清那个原因。无论父亲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教我一步步走路、长大。我出生的年月，生活十分艰苦，父亲用他的胸口烘干尿布，用自己卖血得来的钱换牛奶喂我。佛家讲究轮回，我本是不相信那说法的，如今我宁愿其有；如果来世仍然能做他的女儿，我想我们可以过另一种全新的生活。可是他去了，永远地走了，我的希望化成了绝望。仿佛整个世界末日来临，或者说这个世界抛弃了我。
风中的棕榈树像披头散发的女人；雨中的芭蕉叶像情人的泪脸。
我压抑得不能自已，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短暂的人生如烟头火光的幻灭。
生活中，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演员；可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扮演了失败的角色。生活在文明世界的边缘地带，大家平等地劳作，平等地分享果实和快乐，成为我活下去的最后希望。也许那一天我不在人世了，这封信迟早会落到你的手中。希望你看过了，仍像上次一样，悄悄地将它烧掉……
正午，水芹打来了饭菜，我们三人围坐在冰秀的遗像前悄无声息的吃饭。
沈媛从柜中取出两只细花瓷碗，分别盛了几样素菜，供奉在女儿的像前。水芹说康复中心正在商议，打算将冰秀的事迹上报，申请上级追认她为烈士。沈媛思忖了片刻，缓缓地说：“人不在了，什么都没有了，要那荣誉干啥？再说了，这也不符合她本人生前的意愿。”
草草用过了午饭，我去冰秀的墓地。她的墓地位于院后的半山坡上。村民们事先请当地的风水先生察看了地势，选在她生前种植白桦树的林子旁。随她陪葬的还有那只吉他。
山路陡峭，几乎成九十度的直角。踏着以前人们踩过的脚窝，攀着草木的枝蔓，我气喘吁吁爬上了半坡。那座新坟，孤零零的一个大土包，几只花圈覆盖在黄土堆上。脚下的灰烬被风吹起，徐徐飘落向深谷。
点燃了冰秀的信，看着它成为一团白火，又转瞬间熄灭，成了巴掌大小的黑灰，我闭上了眼睛。
她是无辜的，不该过早地离开人世。我想，生活在这方水土上，你无论恨它、爱它，你都没有理由离开它，更不应该选择死亡。或许在她生前，早已留下了难以割舍的死的情节，对父亲、对自己，从她平时所流露的一些蛛丝马迹我们竟毫无察觉。仿佛凤凰从涅槃中获得新生，她永远地飞去了，飞走了。
我坐在坟前草地上，四周一片寂寥。亭亭玉立的白桦树像一排排站岗放哨的士兵，捍卫着山坡仅有的一点绿。冷风从谷底吹起，蓑草瑟瑟作抖；鸦雀在枝头哀鸣；夕阳没入了山峦，晚霞抹红了天际。俯瞰刚才走过的那段陡峭山路，我突然不知自己从何处攀上。
月亮出来了，又钻进了云雾中。远处灯火闪烁的地方，不时传来几声清亮的犬吠。炊烟袅袅，像青色马尾拂向悠远无边的蓝色夜空。
晚上，我独自睡在冰秀的房间，眼前老晃动着她的身影。我侧耳细听，山间淙淙流动的溪水仿佛女人嘤嘤的啜泣。我推开窗户，去寻觅那啜泣的地方，除了层层雾纱外什么也看不清。我点燃支烟，忧郁地抽着，耳边忽回响起弹奏吉他的声音。我伸长耳朵捕捉那微妙的琴弦声，脑子里嗡嗡作响却怎么也分辨不清。我索性泡了杯浓茶，慢慢地喝，一面搜索记忆深处残存的东西。从我和她初次见面开始，上中学，进“远大”，赴北京签证，去上海，最后回到了溪岭康复中心。我一遍又一遍地想，试图从我和她的交往中搜尽有关她的一言一字、一笑一啼，或是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鼻音，从中得到一点关切、友好，一丝怜惜、爱抚，一份愿望、承诺。也许我有对不起她的地方，也许有我俩共同遗憾的地方，我能帮她做令她高兴的事。可是她走了，是那么地突然，一切已不会重头再来。
次日上午，我告别了溪岭生命康复中心。一路回头望去，连绵起伏的群山仿佛千奇百怪的蟒蛇叠叉交卧，横亘在苍茫的天际。我寻觅那块隆起的黄土包，它早被白桦树遮没得了无影踪。坐在长途客车上，我不忍心再去张望群山那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打开窗户闭上眼睛，任凉风肆意地吹打。
48．夜空里的眼睛
窗外，秋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溅起的水花像一只只鱼泡泡眼，亮了灭了，灭了又亮了。我打开录音机，无精打采地收听过去的一些老歌：蔡琴、童安格、姜育恒、王杰、周华健……这些港台歌星的歌我齐齐听了一遍，虽没有新鲜、兴奋之感，可我仍不肯让耳朵闲着。
天刚一放晴，我就骑着单车出了娘娘庙镇。那辆老式‘红旗’车早被人偷了，我去文艺路黑市另买了一辆二手山地车。
才下过雨，地面湿溜溜地滑，野外冷风刺骨，我沿途不住地哆嗦。我想去找泊远、丁浅、少枫他们，抑或是别的一些交情不太深的朋友，在这一路瑟瑟冷风里回想以前的往事着实让人感动、温暖。可我对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能接受我这样的萎靡、落魄么？
我一个人骑着车子在四环路上绕了娘娘庙三圈，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心事沉沉地回到了家，屋子里拥满了人。原来婆弯腰开柜子时不小心跌了一跤，股骨头骨折了，痛得起不了床。叔父请了镇上的祖传中医大夫给她就诊，在她受伤处涂抹了层黑乎乎的胶状药膏，将伤了的左腿固定在床靠手，脚腕上悬吊了三块方砖。
婆痛得几乎休克过去，昏迷了整整一下午。醒来时她不停地呻吟，抽搐着脸。母亲盛了半碗稀粥，伏在床边给她一勺一勺地喂食。她愁容满面，说婆这次病得厉害，叫儿子赶紧给父亲打电话，催他快些赶回家。
父亲闻讯后连夜赶回了家，和家人仔细研究了她的病情，当即决定送她去医院。
婆躺在病床上又昏迷了整整一天。黄昏时分，她终于醒了，用游离不定的眼神轻轻望着眼前一片混浊的世界。
诊断结果出来了，昏迷的原因是因为骨伤引起了神经紊乱，导致了糖尿病。她每天要挂五瓶液体，吃一大包黄黄绿绿的药片，以消炎止痛。每次饭前二十分钟必须给她打胰岛素。她的病情极不稳定，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除了喂流食的时间外，几乎不离吸氧。
每到子夜以后，她常说梦话，轻唤着我所不熟悉的人的名字：珍珍，小顺……我轻抚着她的额头，附在她耳根说话，唤她醒来。
她无力地张开灰暗、混浊的眼睛，喃喃说道：“哦，做梦么；吓死我了。”
我才吁了口气，她忽然指着墙上那只黑色钟表喊：“鬼，鬼，赶紧撵走，快些！”
我取下钟表，将它藏在了床头柜里。她静了一阵，又神色惊慌地喊：“喂，下雨了，我冷，冷极了；快些，打伞。”我拉开了窗帘，月光静静地泻在床上，映在她苍白的面孔上。
我说：“晴朗的夜空，静得连一丝风都没有，怎么会下雨？”她不信，用手抹了抹额头的汗滴，说：“瞧，湿淋淋的；你听见那滴答滴答的声音了么？分明是雨声……在我头顶下着雨。”
我从床头柜取出了钟表，给值夜班的护士说明原因，交给她保管。婆侧耳细听了一会儿，长长舒了口气，合上了眼静静地睡着了。
她一晚小便十几次。为防止褥疮，每次尿湿了得及时翻身，换下身底带着药味的湿尿布。
父亲和我在床边一连服侍了五六天，他的眼泡肿胀得厉害，眼里布满了血丝，走路时脚底轻飘飘的，常说地面在晃。
我感觉身子十分困倦，有气无力地说：“都好多天了，也不见有人来替换咱俩，真是的。唉，这个大家庭，谁都想拣轻的事儿做，遇到了难堪、劳累的烦心事，一下子离得远远的。他们有各自的理由和借口，白天上班、休息，晚上抽空来病房瞅一眼。”
“咦，你怪谁呢？放着南方的房子不做生意，去美国又签不上证，也没正式工作干，你怨谁哩？现在，医院就是你的工作岗位，难道服侍老人还讲啥亏钱？”父亲目光如炬，大声嚷道，“是不是又耽搁了你的什么大事？有本事你出去挣钱，为啥老哼哼叽叽地说别人的不是？”
我听了不免有些委屈唉叹了声：“急啥呢，我说还不是为了您……”
“呸，再胡说就给我滚出去，滚得越远越好！”他怒目圆睁，像一头咆哮的狮子。
我心生愤懑转身跑了出去。身后，楼道里回响着他的怒吼声。
黄昏下的街头，秋风劲吹，几片枯叶打在脸上，我不禁连打了几个寒战。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该去哪儿呢，哪儿又是我的避风港？
我思绪烦乱，眼前划过冰秀苍白的笑脸，回想起我俩之间的往事。想起她的死，我猛然顿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其实她也曾有过活的念头，只是不能承受活着的重压、痛苦的折磨。相比之于她，两者孰轻孰重，我还有什么看轻自己的理由？
我沿着去娘娘庙的路，一刻不停地走。路上，我记起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死亡与复活。冰秀虽然离开了这个无奈的世界，但她的音容笑貌仍旧不时在我心里回映，就像夜空里的星星，从苍茫浩瀚的太空探视，那是一种遥远的期待和问候。
我去聋哑学校找着了丁浅。
她搬进了新修的单身宿舍，见到我她满脸的吃惊：“怎么啦，每当夜深人静时你来敲门找我？”
我讪讪一笑，告诉了她事情的原委，满以为她能说几句宽慰话。
不料她一脸惆怅：“呀，都快崩溃了。”
我“哦”了声。
“唉，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她叹了口气，突然问，“你以为你是谁？”
“谁？”
她扑哧一声笑了，说：“凡人，凡尘中的凡人。我本想去找你，不料你却来了，先给我抖落一肚子的冤屈，我又不是心理医生。”沉默了片刻，她说她要走了。
“去哪里？”
“嗨，我也不清楚，也许去海角天涯，”她蹙紧了眉头，淡淡的说，“目前还没定，正在联系；有可能去杭州。”
我沉思了片刻，问她为何突发此念？
她递上一杯热茶，催我快点喝，一面缓缓地说：“我和泊远的事儿吹了；他家里人极力反对。”
“哦？”
“说我是一个结过婚的人，名声又不好。”她望了眼窗外，一脸忧郁之色，“泊远是个孝子，他耳根软、听父母的话，早就心灰意冷了，我吃斋念佛也不管用。唉，命里注定了的，没法子。我原以为聋哑学校远离人世的纷扰，陪伴学生清清静静地度过一生，谁知心中的一方净土也摆脱不了凡尘的苦恼，愈是清静之处愈容易抑郁、烦闷。如今我也看穿了，与其在清静之处寻找清静、墨守成规，不如去喧闹之地感悟喧闹、另辟新天。外面的世界五彩缤纷、绚丽多姿，更能让人体会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我想过另一种生活。”
“真的？不过，佛家讲心诚则灵，你一个半路出家的人，恐怕香火烧得还不够勤、斋饭吃得还不够饱吧？”我见她无动于衷仍耐心听着，点了根烟，说，“况且你也知道泊远本是一个比较花心的人，他跟前从来不缺什么女人，他和你在一起也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你又何必那么较真。”
“这些我也料到了。我并不是一个特认命的女人，可是对于生活中所碰到的一些烦心事，从常规的思维、行动中往往无法求得解脱，久而久之，那份空虚、失落感愈来愈重，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反之，脑子里一旦萌发了那些看似唯心论的东西，渐渐地倒成了一种精神寄托。”
我“嗯”了声，说：“泊远再好，他也是一个平头百姓，他也会考虑到与世俗抗争所付出的代价。从某种程度上说，‘佛’也许是你苦难时最好的避风港，不过，你毕竟又走出来了。”
“哦？”她睁大了眼睛。
“刚才说过，你不是想出去走走么？”
她听了微微一笑：“嗯，没错，逃离这座现代人的文明监狱，越远越好。流浪吧，不在流浪中爆发，就在流浪中死亡。虽说我不会做一个虔诚的佛家弟子，可我这一生已经注定了要与它结下某种特殊的缘分。”
她取出几粒鱼皮花生放在嘴里，发出噶嘣噶嘣的脆声，随后又慢悠悠的喝了口淡茶，说：“原先我很向往城里人的生活，可是一旦双脚踏入了城区，就陷在里面再也拔不出来了。都市给了我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他们都带着副漂亮面具，后脑勺上却永远写着‘尖刻’二字，要不是早一点发现，我迟早也会变成他们那副德性。”
我觉得她的言辞过于偏激，又不好扫她的兴，于是小心问：“那你去外地，也不过是从一个都市挪到了另一个都市，又何苦来着？”
她轻轻摇头：“不，总会有屑小不同的地方，它能令人兴奋，即使是短暂的。嗯，我想，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性才使我对城市仍抱有幻想的一个理由吧。可眼下我对溪都已绝望了，你说呢？”
“流浪，也许是你选择逃避现实的一剂良药；不过，话又说开了，一个为了流浪而流浪的人，多少带有些悲剧色彩。”
她长长嘘了一声，对着镜子轻捋额前的一绺长发，有点顾影自怜的样子。
我给她讲了去北京签证的趣事，又讲了和冰秀相处的经过，她眨着眼睛仔细地听。她说：“分分合合皆有缘，风风雨雨总关情。你是一个极易敞开胸怀的人，更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你总在寻找另一个你，可是总寻不到。”
我听了心头震：“另一个我？”
“是的，另一个理想中的你。”她目光坚定点了点头，说，“也就是完美中的你。你心目中的那个你，好比镜子里的映像，你不可能走进去，更不会抓住他。人，是有多面性的，缘自于生活的复杂多样；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非那么完善尽美、毫无瑕疵。如果你没有准确的人生定位，超越了现实中那只无形的圈子，一味地刻意追求愈是寻觅不到，到头来只会徒添你的自卑、自恋，失去原来的自我。”
她的话几分道理，可我仍不免心存疑惑：“可我毕竟上了十几年的学，读了那么多的书，难道说学校是哄人的地方？我们学的那些东西都过时了，甚至于一点作用也没有？”
“嗯，有一点吧。比如说打麻将，不在于你起手拿到一副好牌，而在于你怎样将手中的一副坏牌打好。学校，只不过教人一种理性化、程式化的东西，或者说是我们生活中稀缺的、空洞的梦想。而生活，它是立体的，是一部无字天书，是一张网，是一面深不可测的湖泊，是一座鲜花丛中隐藏着荆棘的山峰。你每走一步，不仅要遵循自然生存法则，还要考虑到人情、世故，方方面面有形、无形的东西。当你懂得了生活中那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那些是可求而不可遇的，自然就少碰壁了。”
有月光的陪伴，我俩毫无倦意，从人生谈到死亡，又从禽流感谈到古埃及的金字塔；从佛宗谈到UFO，又从朱鹮谈到东南亚金融危机。总之，敞开了心扉无所不谈。一直聊到了凌晨三点十五分，月亮钻进了厚厚的云层，我俩打起了呵欠。我和她和衣挤在单人床上，背靠着背，十分惬意地睡了过去。
清晨，我告别尚在熟睡中的丁浅，坐上第一趟开往溪都的班车，回到了医院。
危重病房里，叔父正坐着小方凳趴在婆的床前，响着均匀的鼾声。父亲端了盆温水，用湿毛巾轻轻擦洗她的脸，然后梳理她满头凌乱的银发。
那个久违的三叔闻讯赶到了医院，和我、叔父以及大姑分成两组，日夜轮流着值班。大家有时因为护理、治疗方面的意见不同而产生了分歧，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吵得面红耳赤。
在众人的精心护理下，婆终于度过了危险期，糖尿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由于年过八旬，采取外科手术已不现实了，股骨头的裂缝只能任由它慢慢地愈合。
数日后，婆要出院了，众人用担架将她抬到了救护车上。
望着救护车渐渐远去的身影，我心里这才稍觉安稳了些。
出了医院大门，我向西疾行了一阵，打算乘公交车回家。
我伫立在车站边，遥望着清冷的街道，无意中发现从树荫下走来了一个人，推着自行车，他的面孔似有些熟悉。
我仔细看时，认出来了，他是古德安老师。他明显变得衰老了，佝偻着身子，白发映衬着满是皱纹的脸，苍白而无力。
我迎上前去向他打了声招呼，古德安见了十分地惊讶。未等他开口，坐在车后座的小女孩，笑着向我说了声好。
古老师打量了我一会，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婆住院了，在医院照料她。
他听了身子往后猛地一颤，惊诧道：“这，她老人家怎样了？甄姨常念叨她老人家的好处，说要和我去看她呢。”
我说，她刚刚出院，已没什么大碍。
他目光呆滞，望着街头穿梭不止的车辆，稀疏的白发在秋风中瑟瑟作抖，半晌回过了头：“嗯，那封信收到了？”
我摇了摇头，问是什么信？
古德安唉叹了声，说袁校长积劳成疾，不幸客死于异国他乡——美国；从他去世的那一天起，远东文化大学永远地停办了。
我听了有些难过，问：“甄姨呢，她去哪儿了？”
“不知道。”他斩钉截铁地说，脸色凝重如结了层冰霜，而后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他低垂着头，缓缓地走了，那弯曲的背影仿佛一只黑色的大问号消失在黄昏的街头。
我回了家，婆坐在床上低头沉思着什么。
“喂，旗子，”她轻声唤道，“我又梦见你爷爷了；天冷了，给他送些钱和衣物，他就不来纠缠我了。”
我从衣柜里取出了冥钞和她以前亲手糊制的棉衣、棉裤，放在阳台上烧着了，青烟弥漫在房间，呛得人直打喷嚏。
她呵呵笑了，说从火光中看到了他的笑脸，从烟雾中闻到了他身上的气息。
她双眼熠熠下意识摸了摸受伤的左腿，尽力往前挪了下，痛得“哎呀”了一声：“唉，可惜这条腿哟，以后再也不能走远路了，不能去灵台进香了；不过，伤筋动骨一百天，到时候它才会长好的。”
我不愿告诉她腿伤的实情，安慰道：“没什么大不了的，多喝些牛奶、骨汤，多按摩几回，腿就好得快了。”
她眨了眨灰白的眼睛，说：“嗯，我想不会有啥事的，大不了是一个小跛子，拄着拐杖仍能走几步路，去院子散步，暖洋洋的太阳照在我身上。”
婆安稳休息了两天，又开始失眠了，面色憔悴常带着几分苦恼。母亲叫我去街上买了些小甩炮，每晚临睡前，在她的房间甩三枚小鞭炮。
婆听见了炮声，慌忙闭上了眼睛捂住了耳朵。过了两三分钟，她仍心有余悸，望着青烟飘过的地方发呆。
母亲说：“炮声能赶走鬼怪；鬼怪听见了炮声一下子躲得远远的，你就能睡安稳觉了。”
她听后满意地笑了。
婆每天的生活十分简单，不是在床上坐着就是躺着，可以说相当枯燥无味。
大姑给她买了许多秦腔磁带，我一遍一遍地放给她听。她听时笑眯眯的，神情专注。听着，听着，她伏在膝上睡着了。
她醒来时叫我关上了机子，说：“旗子，再怎么听也见不到真人影子，看不到生、旦、净、丑的动作、表情，心里憋得慌。”
我说买些戏曲碟片在家里放，这样可以随时看。她摇了摇头，说没那么多的精神了；她叫我唱一段戏。
我本来不喜好戏曲，可是自小受父亲和大姑的影响，加之电视播放，耳闻目睹的多了，也记了一些秦腔、京剧的名段子。我唱了《三滴血》中的打虎一段，接着唱了豫剧《花木兰从军》，最后唱了京剧《苏三起解》。
她听得饶有兴味。听罢，她挑出了我吐字、发音中的不足之处，说：“一有时间就唱，你会越唱越精神的。”
我苦笑了下，转身去给阳台上的芦荟浇水。
“旗子，”她又说了，“你年纪不小了，该去外面找事干了，柳家的门户，将来就靠你来顶立啰。”
我回过头，问：“我出去了，你怎能听我唱戏？”
“唉，你走吧，你走了自有人服侍我。我老了，能活到啥时是啥时，走一步看一步呗。”她睁大了灰白的眼睛，认真地说，“我还想多活几年，多领些生活费，攒个疙瘩钱，将来给你结婚用……生活是一场戏，你年轻，得出去走走，寻找你的戏台子。”
整天待在家中也不是个办法。去东莞吧，那个已变成‘溪都旅馆村’的市场因为凶杀、纵火案迭出，领导渎职被抓而风雨飘摇。父亲在郑州经营饭馆，去了可以做小老板，但我又不愿去。那是父亲多年辛苦创立的基业，待在他身边会受到这样那样的约束，似乎有股无形的压力让人喘不过气来。
丁浅走了，我不知她身在何方；季翎活泼可爱，可她毕竟年纪太小，不懂得我的心。那天在绿园溜冰场，她说，她和我认识是因为某些奇特的缘分，她只想和我交普通的朋友。因我长她五岁的缘故，她认我作大哥。
京京和闻萍去了美国，一直毫无音讯。
岳辉回了溪都，他来家里找我时，说想帮我找个对象；我才不信呢。他正在和妻子闹离婚，尚且自顾不暇呢。
我待在家中，感觉周围人投来异样的目光。我爱他们，那是作为家庭里的一分子，是有感情的；有时厌烦他们，那是因为我具有了一定辨别是非的能力，或许他们过去曾做错了某件事，说错了某句话，同我潜伏于内心的情绪相碰撞，产生了抵触、质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变得平缓、渺小。生活教我学会了如何痛苦地忘记过去，冷静地面对现实。
我并非因为失业、口袋里缺钱而难受，因为母亲私下里微薄的捐助我早已满足了。真正使我难堪的是由于无事可做所带来的心理恐慌。这种情绪一旦种植，它就会发芽、成长，逐步蔓延到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
我喝着冰凉的啤酒，一遍又一遍地听理查德·克莱得曼的钢琴曲。仿佛时光倒转，我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以往恩恩怨怨的岁月中。我想起了冰秀，她选择了一条与众人截然不同的道路，走得那么短暂、苍白、凄凉，充满了人生的悬念。听着音乐，我不时滴下泪来，为她，为自己。
转眼间又快到冬至了，冷风飕飕从早到晚不紧不慢地刮着。天是冷了，可是从寒露以后的三个月里一直没有下过一场淋漓酣畅的透雨，这个分外干燥的冬天空气里似乎到处隐藏着火星。
平静的生活已使我有点窒息了。可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恋家的人，因为我的脑海里不时会闪现出一些雄心勃勃的人生企划：经商、挣钱、创业，比如说开茶馆、办醋厂、搞印刷等一些主意，并且围绕这些想法我做了一个个自以为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
可我并没有去动手实施，冥冥之中我不知自己仍在苦苦期待着什么。是什么让我去期待？往事就像一场梦，当你沉睡于梦里时，你游荡在一个人的自由世界；然而梦醒了，你却不知该往何处去。
我望着东面墙壁上孟老师的画作《枫桥夜泊图》，久久不能平静下来，试图竭力从中找出一个答案的影子。“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孤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四句诗我已不知默诵了多少遍了，令我苦恼的是每多读一遍愈让人伤感。
吃过晚饭，我突然接到了一个女子的电话，她的声音刚硬而陌生。
“你是谁？”我小心问。
她不愿报姓名，只说有急事找我，约我八点钟在北街三十五路车站等她。
我不禁纳闷，思量了半晌仍猜不出她是谁，更不知她找我有什么事了。可从她打电话时生硬的语气分析，我断定她八成是一个不懂礼貌、没什么教养的人。
晚上有大姑陪在婆身边，我已显得多余无事可做了，于是半信半疑地出了家门。
天黑透了，冷风习习。我站在三十五路车站旁的路灯下不停地东张西望，很想一眼就找到那个给我打电话的女子。
“喂，柳旗——”有人轻声叫我。
我抬头朝右侧看去，树影摇曳处冷冷站着一位穿乳黄色雨鞋的女孩子，我仔细打量她，原来是吴晓晴。
“哦，是你呀？”我不无惊讶。
“嗯，给你说件事。”她出奇地平淡，尔后长时间不语。
“哦，什么事？”我见她有点羞怯的样子，叹了口气，漠然望了眼黑漆漆的夜空，“唉，咋搞的，今冬一点冬天的味道都没有；你瞧，八点多了，街头还有这么多人在溜达，无声无息的。”
她说自己刚给二姑家浇完菜地，没来得及换雨鞋就赶来了，说完她仍一动不动，心事重重像在等待着什么。
“啥事儿？”我有些不耐烦。
她慢腾腾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封信，捏在手里，说给我的，看了就明白了。她递过了信，没等我缓过神来就转身走开了。
我揣着那封信一路上心里七上八下的。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的打开了信，只见她在那张‘灵镇小杨庄村委会信笺上’写道：
柳旗：你好。
这么长时间了才给你答复，实在抱歉。
经过再三考虑，我觉得事情不能老这样拖着。彼此都不小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够处理，可是通过和你的接触，感觉有些冷漠；在谈话的过程中，总是沉默的时间长。
当然了，我的性格也比较内向，加之涉世不深，初次接触这类事，也不知如何去谈。因此对于这件事，迟迟不能作出决定。
每当别人问起时，我才感到事情不能老这么拖着，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事，还牵扯到了你。为了不误你的事，所以以这种方式给你答复。如果让我亲口对你说，我是难以启齿的。
在我的印象里，你是一个不善言谈的大哥哥，对你有的也只是敬而远之的感觉；若要把你放到别的什么位置，我觉得那个距离仍很远很远，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阻挡在两人之间。我想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缘分”吧。
为了不误你的事，才决定给你答复，只希望你别误想到别处去。你就当认识了一个傻傻的小妹妹，以后有机会回灵镇，希望不要以仇人相看。
代我问候阿姨和家里人。
匆匆看罢信，我恨不得立马将它撕个粉碎，我想这事还轮不着叫她先给我说bye bye，她算是老几呢？
我点了根烟，站在窗前默默地抽。我想这事还是先搁下来，不能让母亲知道。
躺在床上我心烦极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一点睡意也没有。我索性点亮了灯，又看起了那封信。这一次我看得格外仔细认真，从头到尾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大约看过了三四遍后，我方觉轻松了许多。
我每天的生活平淡而单调，服侍婆婆、看书、听听流行音乐、看电视，有时也练练书法，去所里的会议室下棋。
电话铃声响了五六遍，我懒洋洋的打了个呵欠伸手去接。话筒那边传来了她熟悉的问候，是丁浅。
我坐直了身子，恨不得穿越那根纤细的电话线，立马见到她。
“喂，你在哪里？”我大声疾呼。
她说在杭州西郊一家村办的幼儿园上班，并告诉了详细地址。
我一面飞快地在纸上作着记录，一面反复恳求她说得再慢一些。
“哟，听得出你变了，”她说，“你沉闷、急促的气喘声说明了一切。”
“嗯，因为你，”我说，“仿佛有心灵感应，加剧了我的心跳。”
“这，不会累出心脏病来吧？”
“咋会呢，”我说，“只因为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对你尤其敏感。”
停了片刻，她问：“敏感到何种地步？”
“差点崩溃了，”我说，“你呢？”
话筒那边顿时悄无声息。
“丁浅，”我大声喊道，“你听见我的心跳了吗？我想见到你。”
她没再多说一句，悄悄挂上了话筒。
婆侧着身子静静地睡着了，我将她的头放正，盖好了棉被，然后一个人冲了杯咖啡静静地喝。
窗外，夜空深远而凝重，几颗淡星挂在疏枝间，一缕薄云掠过，眼前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
我就要走了，去寻找她了。我想：婆的病情已稳定了下来，所需的只是精心将养、照料了。明天下午，小姑将从郑州赶回溪都，专门看护她。
我走过去时，她不停地咳嗽；我扶她坐直了，尽力拍打她的后背，使她咳出痰来；她要小便，我将她抱起放在了尿盆上。她喝了杯牛奶，怕睡不着，接着又吃了一片安定片。
她忧郁着脸，一字一字地说：“旗子，你已经二十五了，该出去闯荡了。你随便找个什么事儿做，挣多少都无所谓，只要有事儿干，我心里就高兴。”
我听了满肚子不高兴，爱理不理地说：“这还用你说，我心里比你还急呢。”
她笑了，无力地垂下头，眯着眼说：“行，那我就放心了。唉，我老了要是咋着了，过清明节、十月一，你要去坟头上烧纸，让我在暗处看看孙子的模样……”
她的话听起来总是那么令人费解，我不免心生厌烦，走到了阳台推开了纱窗。
夜空漆黑幽静，一架远航的客机穿破了云层，由东向西飞去；尾翼点缀着红色信号灯忽闪忽灭的，仿佛夜空里的眼睛。
晚上接到了丁浅的电话，着实让我兴奋难抑。
我索性打开了瓶红酒一个人悠闲地自斟自饮。饮罢酒，我轻轻下了楼，院子里空无一人。
好久没有溜街了，一旦走上了街头，多日来压抑在心口的郁闷霎时被冷风吹得一干二净。
顺着新修的学府路往东走，沿途不时碰到三三两两散步、闲逛的行人。这么晚了，天又这样地冷，他们也不回家，好像事先约定好了一样，几乎全朝着一个方向聚、一条道上挤，像一团团雕塑的黑影悄无声息，就那么缓缓地有节奏地向东流淌着。
村口公路两边，黑压压停满了各种小车，约摸排出百十米远。一家家烤肉店灯火明亮，一杆杆三角小红旗顶着朔风呼啦啦地飘，店前或挂或竖着各色招牌：“户县机场烤肉”、“吐鲁番羊羔肉”、“坊上王老虎涮牛肚”、“老司机铁板鱿鱼”……烟雾缭绕的彩帐篷里，顾客若隐若现，吃肉喝酒划拳，似一座沸腾的农贸市场。
我借着酒胆顺着南去的小路往下走，眼前是一片朦胧的麦田。麦叶上落了霜，薄薄的一层霜，浮在墨绿色的麦尖，踩在上面嘎吱嘎吱地响。
“天转冷了，她将要坐在床上面对第一个漫长的冬季，”我想，“还是留下来，多陪她一阵，等来年天气转暖时再出去。”
突然从远处滚过几声沉闷的雷，紧接着乌云涌上了头顶。雷声愈来愈大，一声紧过一声，偶有几道闪电划过。我急忙躲在了麦地边一间农舍的雨檐下，捂住了耳朵、闭上了眼睛。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雷声小了些，我睁开眼睛望去，周围黑乎乎的一片，没有半点光亮。
“我在哪里？”随着一声巨响，我惊悚地问自己，一遍又一遍。我如同被一股强大的磁流吸引着坠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里。
我竖起耳朵仔细地听，耳际除了轰隆隆的雷声外别的什么也听不清。雷声仍时断时续地响着，可雨始终没落下来。
这一天的雷声特别地震，持续的时间也格外地漫长，我的耳膜嗡嗡直响、隐隐作疼，这一刻我会永远记得的，阴历十一月三十日晚上十点多。
